1924年夏天，北京南城一家书摊被收去《胡适文存》三部，《独秀文存》七部，西城锦什坊街一家书摊被收去两种文存约十几部。
6月8日，胡适找了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和顾少川，当面问他们，为什么警厅禁卖《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如果禁止卖《独秀文存》，因为他曾经是共产党，也算是个勉强的说法。但这个文集是陈独秀干共产党以前的文章，所以，也可以不禁止。至于自己的文集，他们更需要给一个说法。
过了两天，北大校长蒋梦麟转达张国淦的意见，说他已代询过内务部及警厅，说：“《胡适文存》及《独秀文存》并未曾禁卖；前次向各书店收去检阅的书，均已发还原店了。”胡适听了很高兴，以为事情解决了。他把张国淦转告的话说给一两家书摊掌柜听，这些书店小老板信以为真，试着把一两部《胡适文存》摆出来看看。不料各区警察署派便衣侦探继续干涉此书，不准售卖，态度蛮横，没有商量的余地。前次没收的书，警察也并没有发还。小书摊的掌柜怀疑胡适在说诳，骗他们继续卖书。
到7月3日，事情还没有解决，胡适忍不住于给张国淦写了一信：“我想再奉托先生再为一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为什么要没收小贩子出钱买来的书……这些书固然于我无关，但这种昏谬的禁令实在太可笑了，我连带说及一句，也很盼望先生们能设法销除这种笑话，不要太丢中国的脸。”此信在7月6日《晨报》副刊登出。
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三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所谓“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事后，汪精卫对陈独秀说，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就应该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不应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张继也说，这是名符其实的党中有党。陈独秀解释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忙国民运动，忽略了本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最近发展党员数量，是因为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够分配。
与此同时，谢持、张继、孙科也找鲍罗廷谈话，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事后，孙中山下令作一个《关于党务宣言》，宣布“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作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发表后，短时间内缓和了一下国民党右派的情绪。
这次交锋后，鲍罗廷给共产国际写信：“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象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某些同志”是指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
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加大。毛泽东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叶楚伧斗争已公开化。在叶楚伧的打击下，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
对于鲍罗廷站在国民党一边，指手画脚，陈独秀很不满。7月13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将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