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2年12月16日至21日。
地点：广州珠江宾馆。
背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经与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协商，其第四届四次全体委员会在广州珠江宾馆召开，而作为中国侨联机关刊物《海内与海外》杂志主编的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参加此次会议的成员。会议期间，作为“东道主”的广东省侨联安排了不少活动，诸如为即将拔地而起的广东省侨联大厦奠基和参观位于中山大学的永芳堂等就是例证。就是在这次奠基和参观永芳堂的活动中，我与陈青山先生相识了。
在此之前，由于我是从空军政治部文学艺术创作室转业到中国侨联工作不久，加之先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两年前方领衔创办《海内与海外》杂志并担任主编。在过去召开的侨联换届会或全委会上也见过陈青山，依稀知道他是归侨，并还是个“将军”，卸甲后担任全国侨联以及广东省侨联的顾问，但彼此见面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寒暄一下而已，并未进行过近距离的接触。
可是在这次奠基和参观永芳堂过程中，我们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地到了一起，并且颇有些相见恨晚似的。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席。我们两次相遇，不能不说有一种缘分。抑或其知道我也算是个老兵（余在空军部队二十八载），现如今担任《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的主编，所以他一面问我过去在什么部队当兵，一面则夸奖《海内与海外》杂志办得不错，说他很喜欢看，并盛邀我抽时间到他住的房间坐坐。我立刻表示“一定去”。
当晚，我便根据他告诉的房间号来到其在珠江宾馆下榻的寝室攀谈。嗣后，又利用两个晚上，聆听他谈苦难的童年和在异国他乡的遭际以及在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和在“浩劫”年代蒙受的不堪回首的灾难，等等。
于是，便应运而生了下面的三次采访笔录。
第一次采访笔录
笔者：陈将军（侨联的领导都这样称谓他，我也这样因袭之），我第一次见到您就觉得您是个地道的军人！
陈青山：啊，你怎么看得出来？是对号入座呢，还是属于自己的判断？
笔者：当然属于后者。
陈青山：那你是怎么判断的？
笔者：一来我也曾是个军人，军人对军人自然有一种心有灵犀。还有，就是在您的言行中显示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没有经过严格军旅的磨炼是难以形成的。
陈青山：看来，你的确是个军人。哎，咱们怎么谈？
笔者：那就采取顺时针的办法，从您的生平开始，怎么样？
陈青山：行。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粗线条地谈个大概。
笔者：我也只能记个概略。
陈青山：我是1919年10月11日出生在福建省惠安县洛阳乡陈埭村一个姓陈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叫陈憨清，母亲姓张。在我的上面，有四个哥哥。父亲是个地道的穷庄稼汉，母亲身体瘦弱，所以我们家穷得是月当灯，风扫地，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父亲为一家人活命，那年带上我十几岁的大哥，飘洋过海，到马来亚的槟城当苦力。家中剩下我母亲，怎么养得活几个孩子呢？结果，我的三个哥哥相继病死，母亲也因过度悲伤而撒手人寰。我父亲得知噩耗后失魂落魄地赶回来，再悲伤也没有用了，只得把我带回了槟城，决心把我养大成人，以告慰我母亲的在天之灵。
槟城是马来亚北部的一个海湾城市，由于气候温暖，一年四季花木繁茂，美丽极了。
可是，城市环境再美，对于穷苦人依然只是个摆设，我和拉黄包车的父亲与大哥住在几十个穷苦人合租的苦力间里。不久，我大哥因积劳成疾无钱医治而客死在异国他乡。一家七口，就只剩下了我和父亲。当时我才四五岁，父亲不但整日卖苦力，还要又当爹又当娘地伺候我，真不容易呀！
所以，就在我八岁那年，我父亲与一个四十多岁的姓张的妇女结婚了。我的继母带来一个六岁的女孩，名叫亚向。我的继母特别贤惠，是个地道的良家妇女，对我像她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我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不愿再让我这个他惟一的儿子“打赤脚”（意为卖苦力），所以先叫我读了两年私塾，之后转人中华中学小学部。我十六岁小学毕业，考入在马来亚颇有影响的华侨子弟学校钟灵中学。
钟灵中学治学严格，有铁纪一样的校规。如尊重师长、勤于学业、刻苦耐劳、以礼待人、主持正义、清洁卫生等等，无不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记得在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中有句戏词，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说应该加上“穷人的孩子也知道读书的金贵”。我从读私塾时就明白，父亲当牛作马一样地拉黄包车供我读书，多不容易呀！我要是不发奋努力，岂不是大逆不道？所以，我谨记宋朝大诗人苏东坡的教诲：“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还有朱熹的名言我也记得非常牢固：“读书心在书，为事心在事。”因此，我的学习成绩无论在哪一个年级都是拔尖的。
在我考入钟灵中学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我国的东北地区，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举行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此刻，我和许多进步学生，成立了读书会，当时就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
笔者：校方不干涉？
陈青山：不干涉。当然，我们学习这些革命书籍，是打着“读书会”的幌子。
笔者：那政府当局呢？
陈青山：当时也不怎么管。这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不得人心。此外，我们还参加一些华侨社团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第二年，我就在学校光荣地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并且还担任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我国的狼子野心暴露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国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马来亚的华侨策应国内反侵略的声势也很大。陈嘉庚先生发动侨界上层人物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东南亚国家形成几十万人的浩大队伍，可谓波澜壮阔。我们学校也成立了“抗日救国服务团”，我被推举为团长，利用多种形式进行了募捐活动，将募捐到的钱汇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争。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几个同学代表马来亚的学生“抗敌后援会”到新加坡参加在那里成立的“全马学生抗敌后援会”。
笔者：您参加这些革命活动，您父亲知道么？
陈青山：不能叫他知道。因为谁都知道当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白色恐怖还是挺严重的。要是叫我父亲知道了，他肯定会很不放心。
我这次和几个进步同学去新加坡开会，还采取骑脚踏车的方式，一个是想沿途可以向各地学生宣传抗日活动，另一个是想与当地学校举行篮球和乒乓球赛，以广交朋友。
笔者：这么说您在体育上很有天分？
陈青山：天分谈不上。但当时我的乒乓球打得的确不错。
我们行一路，比赛一路，打遍各地无敌手。为此，当地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报纸成版成版地宣传报道我们赢球的消息。
这次在新加坡参加成立“全马学生抗敌后援会”，结识了不少后来都有一定影响的人，如新加坡的彭光涵等。
笔者：彭光涵我认识，他担任过中国侨联第三届的顾问。
陈青山：对。我们从新加坡回来以后，除了学习外，由于我担任马共槟城市的常务，并任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总负责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开会、演讲、写材料，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当时虽然很忙，由于精力充沛，我还忙里偷闲地写了一篇小说，名叫《黄包车夫》，发表在当时由洪丝丝担任《光华日报》副刊主编的名叫《槟风》的版面上，并得到他的好评。
笔者：是担任过中国侨联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的那个洪丝丝吗？
陈青山：是他。
笔者：这篇小说是您的处女作？
陈青山：是处女作，也是“封笔”之作。因为，在这之后再也没有时间写小说了。随着抗日救亡的活动日益拓展，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来越严峻。
就在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睡觉。到了半夜时分，外面突然响起“啪啪”的敲门声，随之暴发出狼嚎似的吼声：“开门！”
“谁呀？”我父亲不解地问。
我一听声音不对，知道凶多吉少，但又怕叫父亲、继母还有妹妹亚向担心，所以一面安慰地讲“没事儿，我去开门”，一面赶忙穿好衣服，做好应急的准备。
门开处，只见三个气势汹汹的英国警察不由分说，进屋就东翻西找，结果从一个皮箱里翻出几张我几个月前没有散发完的传单。一个警察马上用手铐铐上我的双手，连推带搡地把我带走了。尽管我的继母和亚向哭喊着向英国警察求情，但警察是当局的狗，他们怎么会手下留情呢？
第二天我被押上审讯室。审讯的程序和如今法院的审案差不多。问我叫什么名字，哪个学校的，搞过什么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等等。我呢，有的如实回答，有的是一问三不知。尽管主审官目光咄咄逼人，不时还凶相毕露，由于我抱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心态，从容应对，无懈可击，所以最后他们只好放了我。
当我回到家中，看到父亲因我被捕而连急带吓，病倒在了床上。我反复安慰他老人家，说是警察抓错人了，才使我父亲放心了。
可是，当我到了学校，大概是校方得到政府当局的指令，强行把我除名了。我虽然很愤懑，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先失学在家，帮助继母和亚向料理咖啡铺子，同时积极找工作，并取得与党组织的联系。
几个月后，我被应聘到一所叫日新的小学当教师。
可是，我在这个学校没工作多久，却被校方无端地辞退了。
我没有找校方去问为什么？其实我心里明白，这还用问么？我常常给学生们讲抗日救亡的思想，还能不被校方看作是搞“赤色宣传”？
我又一次回到家。父亲因为嫌我不听他的话，与政府当局作对，气病交加，已经病入膏肓。我跪在父亲病榻前，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诉说国内的父老乡亲怎样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杀害和奴役，讲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不帮中国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能靠谁？我父亲从骨子里并不反对我支持抗日，只是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又在异国他乡，身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自己连饭碗都保不住，还能谈得上怎么去抗日？我知道父亲的说法也是实情，不能说不对。可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人党的时候曾庄严宣誓，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怕流血牺牲，今天遇到些挫折怎么能打退堂鼓呢？古人讲：忠孝难以两全。眼下，我对此有切肤之感呀！
到了1939年的年底，党组织通知我，要我马上离开摈城去新加坡。
后来我才得知，我已被英国殖民当局列入准备逮捕和镇压的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我，同时也需要我到新加坡去开展新的工作。
我知道，我此次离开槟城，很可能是与父亲的诀别。所以，我再一次跪在父亲面前，想起父亲一辈子当牛作马，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苦拉苦拽地把我拉扯成人，再苦再难也叫我读书，心酸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我急忙用手捂住脸，瀑布般的泪滴沿着手指缝滚落。我的继母劝我不要伤心，说你爸爸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他是不愿意你离开他，也怕你在外面闯荡万一有个好歹，他更活不成了。我止住哭，但知道自己肯定要悖逆父亲的意愿离开他了，便声音喑哑地求得父亲饶恕地说：“爸爸，儿子这次非走不可了。您放心，我以后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或者遇到什么不测，我都会对得起我们的祖国，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您养育我一场。爸爸，原谅儿子不能守在您身边尽孝了，以后只要有可能，我会尽一个儿子的孝心，抚养我的继母的。”
我诉说完，拎起手提包，头也不回地跑出家门。我所以不敢回头，是怕看到病床上父亲那奄奄一息的病容和继母那凄楚的泪眼，同时也怕我的心会因此而疼痛得受不了，两条腿失去离开重病之中的父亲的力量。
我到了新加坡，担任了星洲总工会的宣传部长，并兼任马来亚总工会创办的《前锋报》的主编。
比起槟城，新加坡华侨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很有气势，力度也大得多。在这热火朝天的氛围中，《前锋报》发挥了很好的鼓动作用。
可是，新加坡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越热烈，敌人就越害怕，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越大。
就在五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个叫江田的同学睡得正香，不知不觉间被英国警察包围了。我们刚要往外跑，英国警察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们。英国警察用手铐铐上我们以后，又在房间里搜出了工会活动的一些证据。
我们暗暗叫苦：这可是铁证如山呀，想不承认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也不行了。
当时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对“政治犯”处罚很严，不但要坐牢，而且还要被驱逐出境。
不过，面对侦探局的严厉审讯，我就是认准了一条：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要叫我承认有罪，不可能！
所以，不管英国当局的人怎么声色俱厉，怎么张牙舞爪，怎么穷凶极恶，怎么咆哮如雷，甚至我的胸口被一个野蛮的英国警察用皮鞋踢伤了，我就是一副“铁嘴钢牙”，什么都不承认。
最后，我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
进到监狱里一看，原来里面关着我们许多同志。其中有我认识的杨少民等。杨少民过去是马来亚共产党的常务，他在槟城当过市委书记。此外，还有一些过去不认识的同志。
我到监狱的当天就得知，监狱里也成立了党支部，杨少民就是支部书记。随后，我被增补为支部委员。
在监狱里也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也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除了组织党员学习外，还组织其他犯人向监狱里的“人狗”即英国的狱警做斗争。
我在监狱里被关押了整整半年时间，就出狱了。
不过，这不是无罪释放，还我自由，而是将被驱逐出境。
使我庆幸的是，在离开监狱前，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就派人给我们这批共产党员带来了新的党组织联络的地址和暗号，还提供了一定的路费，使我们备感温暖。
这是1940年12月底的一天，我们被荷枪实弹的英国警察押上了一艘轮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马来亚，开始了新的征程。
笔者：他们这是要把你们驱逐到哪里去？
陈青山：香港。
笔者：香港不是也被英国人盘踞着么？
陈青山：是呀。但香港只是英国的租界地。日后，他们还要归还给我们的。
笔者：对对。不过，要不是清朝的昏庸腐败，帝国主义弱肉强食，香港也不会被英国以租借的名义强行侵占。后来只有弹丸之地的小日本，也居然在我泱泱华夏大地恣意践踏，横行霸道。
陈青山：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悲剧。皇帝要是昏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要在水深火热中煎熬。
笔者：您到了香港，等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情况会好一些吧？
陈青山：哪里。我们到了香港，蒋介石刚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屠杀了大批新四军的指战员，连北伐名将叶挺都没有幸免，被蒋介石关了起来。所以，香港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知道，我们被遣送到香港的这批青年，都是爱国者，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能对我们不严加防范吗？
笔者：那您岂不是出了狼群又入虎穴了么？
陈青山：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由于蒋介石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共产党在香港办事机构的处境很困难。所以原来马来亚党组织给我们提供的联络地址和暗号也不管用了，再加上我们刚刚回国，两眼一抹黑儿，不久便被国民党骗到位于广东省最北端的乐昌，那里有一个集中营一样的“华侨训练班”。
笔者：这个“华侨训练班”都干什么？
陈青山：洗脑筋。
笔者：洗脑筋？
陈青山：对。成天灌输国民党的所谓“三民主义”，咒骂共产党是什么洪水猛兽，什么要共产共妻，等等。
笔者：他们兜售这一套有市场吗？
陈青山：有。毛泽东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我们这批华侨青年中本身就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缺乏区分者，再加上负责训练班的头头们的威胁利诱，极少数人还是被他们拉下水了。
笔者：那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
陈青山：可不。这个训练班的头目都是国民党的铁杆，所以他们各种手段都会。什么收买呀，瓦解呀，盯梢呀，窃听呀，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训练班虽然不像监狱一样高墙壁垒，但失去人身自由的程度与在牢笼没有多大区别。
笔者：那您是怎么脱离这个训练班的？
陈青山：是偷着跑出来的。
笔者：您不是说没有人身自由吗？
陈青山：那就凭我们的聪明才智了。
笔者：偷着跑的过程一定像如今的惊险影片，很刺激。
陈青山：差不多，是够惊险的。要是拍摄成电视剧，一定会扣人心弦。
笔者：那您就稍微详细说说。
陈青山：我们几个共产党员到了乐昌“华侨训练班”不久就打起逃脱这个牢笼的主意。衡量来衡量去，认为只有到乐昌坐火车才是惟一能够达到目的的办法。可是怎么才能让训练班的头头同意我们去乐昌县城逛街和采购东西呢？于是，我们就发动大家抗议，说训练班是监狱，是集中营，是不拿我们华侨当人看。训练班的头头矢口否认。我们就质问，为什么连我们想到县城买点日用品都不允许？他们被质问得哑口无言。
《孙子兵法》中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所以，我们也给训练班的头头制造一些假象。比如，我们大都表现出像阔家少爷，放浪形骸，不拘小节。我就装出像个纨绔子弟，有空就吃花生，嗑瓜子，还偶尔叼支烟，一副浪荡不羁的样子。其目的是麻痹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们这些人过去争取进步那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其骨子里吃不了苦，干不成什么大事情。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训练班的头头终于允许我们可以利用星期日到乐昌城逛街去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于是，我们几个骨干密谋了一番，决定四个人先逃走，其中一个就有我。
星期日一起床，我们心里虽然很紧张，但外表却装得与往常一样，该开玩笑还开玩笑，该吹口哨还吹口哨，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我们到了乐昌县城，一个逃走的关键是如何摆脱带队的区队长的监视。
快近中午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一个饭馆，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给配合我们的伙伴会意地使了个眼色。那个伙伴立刻大喊：“队长，吃点饭吧，饿死我了！”
“对，队长，到饭馆里吃点饭吧！”大家齐声呼应。
“才吃了几个小时，你们就饿了，莫非你们都是饿死鬼变的！”区队长横脖子瞪眼地训斥我们。
“队长，我们真饿了！再说，都好几个月没有下过馆子了。队长，和我们一起进去喝一顿吧，我们请客！”队员们嘻嘻哈哈，边说边连推带拉，把这个区队长拥进了饭馆。
进了饭馆就由不得这个区队长了。大家又是吹捧他，又是给他敬酒，没多大工夫，就把他灌得晕头转向了。
此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为了转移这个区队长的视线，大家四处分散，让他叫这个顾不了那个。
我们四个准备逃走的人马上到了火车站，一问，只有晚上的火车。
可是，我们是乘坐去韶关方向的火车，还是去衡阳方向的火车呢？我们几个人一时拿不定主意。还有，我们四个人都没有通行证，就是上了火车，要是被火车上的警察发现了，也难以成功。
怎么办？
其中一个同志讲，他有一个亲戚在韶关，而且还是韶关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可以搞到通行证。
“那太好了！”我们几个人同声欢呼。
我们买好去韶关的火车票后，一看离开车的时间尚早，马上在车站附近隐蔽起来。一来怕在候车室停留目标大，二来还可以随时观察车站的动静，主要怕那个区队长回去报告我们失踪后，训练班会派人到车站来搜查。
幸亏在开车前整个火车站平静如初。就在火车启动前几分钟，我们才快速进了车厢。
在火车上，我们四人自觉地分散开来，这样可以一旦发现情况，马上采取躲避措施，不至于叫人家来个一窝端。
谁知，我们到了韶关，那个同志的亲戚告之通行证不一定马上能搞到，我们怕夜长梦多；再说，他那个亲戚是警备司令部的军官，谁知道是什么政治面貌，万一训练班把我们出逃的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向韶关的警备司令部发了通缉令，他认出我们来，我们岂不等于自投罗网！
大家感到事不宜迟，马上坐火车往衡阳方向跑。这样可以声东击西。
但是，当火车停在乐昌车站时，我们四个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站台上站着一伙军人，我们以为是来抓我们的。结果不是，这伙人可能是来接站的。
火车“呜一”地一声开动时，我们揪到嗓子眼的心才算“咕咚”一声落了地。
我们大家都心里嘀咕：训练班没有派人追捕我们，莫非他们还蒙在鼓里不成？
其实不然。
我们事后才知道，那个区队长发现我们四个人不见了，猜到一定是坐火车逃跑了，气急败坏地报告了上司。训练班马上派人追到韶关，结果扑了个空。因为我们与他们打了个时间差。
他们赶到韶关，我们已坐火车到了衡阳。真是天不该灭曹呀！我们四个人从衡阳又到了桂林，搞到通行证后，就分了手。
我和一个叫李修的朋友由桂林到了广东湛江，很快就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了，并且见到出狱后来到湛江的杨少民。
没过多久，正好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向广东省委请求，派一批革命青年和有能力的干部支援那里的革命斗争。杨少民已被列入支援海南的干部之一，他问我去不去。
“去！”我一听，马上表态。
从此，我就变成了一个“老海南”，在海南岛工作战斗了二十多个春秋。
第二次采访笔录
陈青山：你觉得上次那么谈行不行？
笔者：可以。
陈青山：就是线条粗了点儿。
笔者：真要写您的传记，届时还要往细里挖掘。
陈青山：是呀，没有细节不会感人。
笔者：我们还这样接着谈吧。要写个万数来字的报告文学什么的，就足够用了。
陈青山：那就接着谈？
笔者：好。
陈青山：我们如何乘船到的海南就不细说了。总之，是相当危险的，我们乘坐的是机帆船，又是夜间出发，琼州海峡不时还有日本的巡逻艇巡逻，能会一帆风顺吗？
我们一行数人是在演丰港上的岸。
演丰港有个我们党的交通站，站长叫林诗堂。是他接待的我们。这个人非常热情。
说来也怪，我虽然从来没有到过海南，但一到海南却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过去，我只知道海南是我国的第二大海岛，简称为“琼”，美丽而富饶。在马来亚时还听说过，海南岛有一支娘子军，娘子军的成员个个都是神枪手。当然，我也知道这种传说不免有些夸张。还听说，海南有一支共产党的武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斗争。
到了海南后才确切地知道，海南的共产党武装，叫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名叫冯白驹，人称“白马将军”，能征惯战，文武双全。
我到了海南以后，就被分配到抗日独立总队宣传科担任宣传员。
这是我由一个华侨革命青年成为一名革命军人的第一步。但是，要完成这个转变，还需要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磨炼。军队，区别于老百姓的最大不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有严格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令行禁止，指到哪里要打到哪里；第二就是不怕牺牲。战争是血与火的交响曲，是军人心目中神圣的旗帜。当然，革命军人的神圣使命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战争。
我由一名华侨革命青年到成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一员，要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语言关。首先要学会说海南话。语言是起码的交流工具。不然，怎么做宣传工作；第二关是生活关。海南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气候也与马来亚不同，闷热、潮湿，拉痢疾和长疮烂脚这些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特别厉害；第三关就是使自己的言行适应军事工作。
笔者：好在您一开始就在特委机关工作，又从事的是宣传，可能比直接分配到连队的同志适应起来要好得多。
陈青山：这倒是。所以，我到职不久，就主编《战斗生活》和《军政杂志》等刊物，并获得了好评。
笔者：那您是什么时候参加过战斗的？
陈青山：应该是1942年的1月份。敌我双方作战的地点，是一个叫大水村的地方。
那次战斗，是国民党琼崖守备副司令兼保安七团团长李春农奉命将一批军用物资运到敌战区，但必须要通过我们“琼总”占领的游击根据地。那天，李春农亲率一个加强营和民夫总共一千多人，当进入我军阻击地点时，立刻被我军突如其来的射击打得仓皇逃窜。我奉命带领宣传队员在战场做鼓动工作。最后，把敌人包围在大水村。我们深入到双方交战的最前沿，冒着“嗖——嗖——”的子弹，向敌军喊话，通过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这一仗，不仅击毙了国民党少将李春农，还截获了敌军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也第一次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也看到了战斗的残酷与悲壮，并体味到战争是军人的舞台的含义。
笔者：您是哪一年离开“特委”机关的？
陈青山：大概是1943年的3月份。
笔者：到下面的部队担任什么职务？
陈青山：我被任命为“琼总”第四支队的政治委员。当然，在这之前我已经担任了“琼总”政治部的组织科长。
笔者：这说明党组织对您格外重视。
陈青山：是呀。当时“琼总”有四个支队，组织上叫我担任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的职务，我是感到责任重大，也说明组织上有意锻炼我，培养我。
笔者：第四支队的支队长是谁？
陈青山：是马白山。马白山是一个资历很老又很能打仗的领导干部。他原来在国民党部队，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一气之下退出国民党，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立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他任副队长。他作战勇敢，又讲韬略，是“琼总”当中优秀的指挥员。我到任前，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正在疗养。所以，第四支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都落在我肩上。
笔者：用现在的话讲，您就是“军政一把抓”了？
陈青山：可以这么说。
笔者：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过去没有指挥过打仗，要是万一有战斗任务怎么办？
陈青山：这就用得着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了，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笔者：那您指挥的第一仗打得怎么样？
陈青山：应该还算及格吧。
笔者：是与顽军交战还是日本的军队？
陈青山：日本的部队。
笔者：第一仗就与日本军队交战？
陈青山：怎么，你也患有“恐日症”？
笔者：不，不不。再说，我想患“恐日症”，也要早出生个十年二十年呀。
陈青山：给你开玩笑。那是打的一次伏击战。具体时间大概是1943年7月的一天。
在距我们第四支队不远的一条公路上，时常有日本运输武器弹药的军车出没。上级指示我们，待掌握准确情报后，打一场伏击战，灭一灭日本军队在海南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海南的抗战军民鼓鼓气。
这天凌晨，我带领第四支队的一大队和猛进大队去执行这次伏击任务。
当部队进入伏击地带后，我与一大队长潘江汉和猛进大队长吴济华共同勘察和选择地形。我没有指挥过战斗，也没有打过伏击战，就不耻下问，多听他们两位大队长的意见。两位大队长见我甘当小学生，他们反而很尊重我，三个人一起商量，确定最佳伏击位置。
本来根据情报日本人的军车应该是早晨七八点钟露面，可是都到十点来钟了，还不见日本军车的影子。
我心里很焦急。
海南的7月，太阳出来后火球似的，加之没有风，天地间立刻变得像个蒸笼，又闷又热。战士们从凌晨潜伏在茅草和树丛中都四个多小时了，一定会又渴又饿。可是战场规定，只要战斗不打响，谁也不许发出任何动静。
此刻，我一看身旁的一大队长潘江汉，只见他两眼紧紧盯着前面的公路，脸上没有丝毫的急躁与松懈。
潘江汉脸上的表情，就是一部教科书，使我立刻从中学习并掌握了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应具备的从容、镇定与信心。于是，我马上镇定下来。
果然，不大工夫从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渐渐，马达声由远而近，两辆日军的汽车从起伏蜿蜒的公路深处探头探脑地开了过来。
当日本的军车距离我们只有几百米时，我开始举起手枪。“政委，咱让他们离我们近一些。”一大队长潘江汉提醒我。
我表示同意地把举起的手枪放了下来。
就在这时，两辆日本军车突然停下来不走了。
“他们要干什么？”我以为日军发现了我们。
潘江汉平静地说：“这是他们疑神疑鬼，担心这一带有埋伏。”
果然，日本军车上的士兵跳下车，对着我们埋伏的方向打了一阵子枪，见山坡上的草丛在毒日下蔫蔫地低着头，便消除疑虑地爬上车，立刻驶进了我们的伏击圈。
“政委，可以打了。”潘江汉果断地告诉我。
“打！”我一挥右臂，冲着日军的汽车打响了伏击的第一枪。
刹那间，枪声大作，吼声如雷。早已憋足了劲的我军战士，个个一跃而起，如下山猛虎，似出水蛟龙，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日军扑去。双方都知道，谁都没有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空气中滚动着浓烈的硝烟，草木在燃烧，大地在颤抖。只见日本军车上的士兵有的像树叶一样从车上飘下来，有的似暴怒的狮一样在吼叫着向我们还击。没过半个小时，两辆日本军车瘫痪在公路中央，苟延残喘。军车上的日军士兵横尸在车上和公路上，血流满地。我们的战士用密集而响脆的枪声，演奏出一曲胜利的高亢战歌。
这次伏击战，击毁了两辆日本军车，击毙日军三十多人，缴获机枪和步枪二十多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
这次战斗的胜利，大长了琼州军民的士气，也成为“琼总”光辉战斗史册的一页。对于我个人来讲，既是一次战斗的指挥见习，又是一次血与火的战斗洗礼。
笔者：四支队长马白山是什么时候伤愈归队的？
陈青山：我到任后的四五个月。
笔者：马白山这个人好处么？
陈青山：好处。论年龄，马白山比我大十二岁；论党龄，他比我多九载；论战斗经验，我纯属是个小学生。所以，我把他既作为老大哥，又看作是师长，几乎事事我都向他报告，向他请教。这样一来，我越尊重他，他就越支持我。凡属政治工作范畴的事情，他都叫我决定，从不干涉我的工作。因此，我们两个军政主官，团结得非常和谐。
笔者：两个军政一把手搞不好团结，往往都是各自恃才傲物，自命不凡，老子天下第一。
陈青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老百姓有句俗语说得特别好，叫作“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短处。至美至善至功至伟的人是不存在的。我记得弘一法师有句名言：“不见己短，愚也；见而护，愚之愚也。不见人长，恶也；见而掩，恶之恶也。”笔者：对，老百姓还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古人曰：“山峭者崩，泽满者溢。”
陈青山：其实，毛泽东主席讲得最通俗易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笔者：所以，您就做到了“不骄方能师人之长”。
陈青山：说实话，我与老队长马白山不是骄不骄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拼命向他学习的问题。
我举个小例子。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新的宿营地驻扎下来。那时候正是日军对“琼总”占领的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和“大蚕食”阶段，许多村庄被日本鬼子烧光、杀光、抢光，老百姓整日东躲西藏，饿殍遍野，生活十分艰难。而这时的部队与群众一样，饥寒交迫，“野蔬充膳”，缺医少药，非战斗减员相当严重。不仅如此，惨无人道的日军在丧心病狂地实施“三光政策”的同时，还灭绝人性地使用化学武装，用飞机往地面撒化学毒剂。这些化学毒剂沾在草叶上、树丛里，沾到腿上和脚上就溃烂化脓。那时候我们又没有好的消炎药，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因中毒死亡的不少。我的脚也曾因沾上毒药而溃烂，幸亏我毅力强，叫医生把溃烂处用手术刀刮掉，才保住了性命。
我们到新的宿营地之前，马白山支队长因吃不好又休息不好而病倒了，浑身打冷战，还发高烧。
“支队长，送你去医院吧！”我再三劝他。
“不，不不！这个时候我怎么能离开部队。”马白山咬牙坚持。
他知道，现在部队的处境非常困难。战士们吃不饱，日军又企图一举将“琼总”全部吃掉。作为一个部队的军事指挥员，应该与战士们同生死，共患难。
我见马白山执意不肯去医院，就暗暗地给坎事班的战士交待，无论如何也要买些牛肉回来，煮好后叫支队长吃，补补身子，增强点抵抗力。
当坎事班的战士们从附近的老乡那里买到几斤牛肉回来，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赶快点火煮。”我马上命令炊事班。
这时，马白山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刻问道：“后山上设立哨位没有？”
“还没有。”我代替警卫班长回答。
“快，派人观察一下后山有情况没有？”马白山说着要坐起来。
“支队长，你不要担心，我马上派人去！”我强行按住马白山叫他好好休息。
结果，不大工夫被派去的警卫战士急如星火地跑回来报告，说后山发现正向我宿营地偷袭的敌军。
马白山闻听立刻命令负责掩护的部队投入战斗，其余人员火速撤离。
这一次，要不是马白山对敌人的伎俩判断得准确，说不定会全军覆没。
通过这件事儿，就能看出我与马白山的战斗经验的巨大差距。我只有甘当学生，诚心诚意地向马白山同志学习，才能不断增加知识，适应部队的需要。
笔者：我能向您提个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吗？
陈青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隐私，当然可以。
笔者：您到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都二十四五岁了吧？陈青山：差不多。
笔者：那个年月，二十多岁的男子早该谈婚论嫁了。您的婚姻是什么时候解决的？
陈青山：就是我到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不久。
笔者：能讲讲大体情况么？
陈青山：可以。
我爱人叫何秀英。她是新加坡的归侨。我们最早认识是我在“琼总”当宣传干部和组织科长的时候。那时候她是“琼总”的民运干事，工作很活跃，人又长得漂亮，还会唱歌、跳舞和演剧，不少青年军官都喜欢她。不过，我与她那时候只是认识而已，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大概婚姻是一种缘分吧。
我们四支队突然接到通知，告之“琼总”已移至距我们四支队不远的一个地方，命令我们肩负起保卫“琼总”安全的任务。
我们领受任务后，又立刻得知，刚刚移到这个地方的“琼总”机关的人员由于水土不服，不少人拉痢疾。
我马上代表四支队前去慰问。
当我走进我们支队的护士也因拉痢疾而住的病房时，一眼看到也因患痢疾住在这个病房的何秀英。
你能说这不是缘分而只是巧合么？
异地重逢，两个人自然有一种惊喜。
正因为过去认识，互相询问的话题就多。
谈多了，涉及到的内容范围也就宽泛了。
从彼此的祖籍、出生地、侨居国、归国时间，到家庭成员、年龄以及婚配与否等，都在几次聊天似的交谈中触及到了。
身世的相似，年龄的相仿，向往的相近，趣味的相同，我和她彼此的爱慕已经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了。
在秀英病愈离开四支队回“琼总”机关时，我提出要送她，理由是怕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去不安全，她心有灵犀地脸一热，点头“嗯”了一声。
从此，我们两个人相爱就成了没有公开的秘密了。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两个人虽然不在一起，见面的机会也很少。但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1944年，我们两个人订了婚。
到了1945年夏天，我和秀英才向组织打了申请结婚的报告。
组织上马上就批准了。
于是，我和秀英在一间茅草棚里举行了结婚仪式。
不过，我们结婚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了一些，但我们的结婚仪式却是最高规格的。因为由“琼总”改为“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的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同志等纵队首长和机关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岂不是“空前绝后”？所以，我和秀英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感到很荣幸。
笔者：你们结婚后，组织上把你们两个人调到了一起吧？
陈青山：嗯。
笔者：从此就再也没分开？
陈青山：不。两个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全面发动了内战，我被任命担任“（琼）东、定（安）地区临时委员会书记兼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就和秀英分开了。
笔者：那你爱人为什么不随你一起去？
陈青山：那时，国民党的第四十六军以五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大举向东定地区进攻，我又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不熟悉，怎么能叫秀英跟着我一起去受累冒险。
笔者：对。
陈青山：不过，不叫秀英去，是组织上决定的。
笔者：因为组织上考虑到你去后斗争会很残酷。
陈青山：是呀。我身兼东定地区党政军三项领导职务，又处于特殊时期，地方工作和军事工作哪方面出问题都不允许，所以真是整日没黑夜没白天，稍有不慎就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笔者：你们夫妻什么时候又到了一起？
陈青山：1947年初。当然，这期间秀英也不断到我们工作的地区来，我也断不了到秀英工作的地方去。
那时，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国民党部队如秋风落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人民解放军似大江澎湃，摧枯拉朽。海南的形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将“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并将原来的五个“临委”合并为四个地委。我被任命担任西区地委的副书记，书记是杨少民。
此时，秀英随同我调到西区地委工作。
笔者：这岂不意味着您脱掉军装了？
陈青山：不完全是。那时候军队与地方不像现在分得这么清楚。我虽然专门从事地方工作，但仍觉得自己还是个军人。
后来的情况也证实了我的这个结论。
一年后，“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部队进行了扩编。冯白驹同志任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白山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我又离开纵队政治部，到东区任地委书记兼第三总队政委。
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党中央指示，琼崖纵队党委由冯白驹、黄康、吴克之、马白山、符荣鼎和我七人组成，由此我进入了琼崖纵队的领导核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们是通过电波收听的，海南立刻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军民欢声雷动，载歌载舞，热泪盈眶，从纵队到各基层连队，都召开有军民共同参加的庆祝大会，其热烈隆重程度不亚于内地。
笔者：当时海南还没有解放，海南的斗争形势怎么样？
陈青山：应该说比过去更严峻！
笔者：为什么？
陈青山：你想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又挥师南下，广州随即解放，国民党部队则变成丧家之犬，大部分是往台湾逃，还有一部分就逃窜到了海南。就在1949年的八九月间，海南的敌军骤增六七万人，使国民党在琼崖的陆、海、空军达到十万余人。所以，琼崖纵队面对数倍于我之敌，形势怎么能不严峻呢？
笔者：党中央是什么时候下决心要解放海南的？
陈青山：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18日就给四野发出了渡过琼州海峡解放琼崖的战斗命令，并明确指出要用四十三军和四十军两个军的兵力。
笔者：你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陈青山：我们一方面是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消灭琼崖敌军的有生力量，巩固根据地；另一方面就是全力以赴做好配合我野战部队渡海解放琼崖的各项准备。
所以，有一天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把我叫去，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即率领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到琼西去，接应四十军的渡海登陆部队。
“是！”我高兴地立刻回答。因为纵队之所以派我去琼西，是我过去在琼西战斗工作过，对当地的情况熟悉。同时也证明，解放海南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笔者：当时国民党的海军实力怎么样？
陈青山：大概有大小舰艇五十多艘。
笔者：可我军渡过琼州海峡用的都是帆船哪！
陈青山：海南还有国民党空军一个司令部，有二十多架飞机。所以，他们可以从空中到海面对我军实施全方位封锁。因此，他们嚣张地吹嘘琼州海峡的防卫是“固若金汤”，共军要想渡海是插翅难飞。
我率领第一纵队到琼西后，积极发动群众，筹粮筹款，踊跃支前，同时布置阻击敌援军的战线，以确保我军胜利登陆。
工作千头万绪，而且时不我待，真是恨不得自己能够会分身术，或者能够长出三头六臂。
关于我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胜利攻占海南的事迹，以及海南剿匪等情况，大量文字材料和不少书籍上都有详细记载，还有许多图片，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可以帮助你找。
笔者：好。
陈青山：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笔者：好吧，您该休息了。
第三次采访笔录
笔者：最后谈谈您离开海南以后的事儿吧。
陈青山：可以。
笔者：您是什么时候正式离开海南的？
陈青山：确切地讲，是1957年9月。
笔者：解放后您又在海南呆了好几年？
陈青山：是呀。从1950年8月琼崖纵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我就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起初，主要是剿匪，把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残余武装力量消灭干净。还有就是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加强防卫，巩固海南”的指示，把海南建设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强堡垒。这期间，我先后陪同过朱老总、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和叶剑英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海南，这也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1955年我到了北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了两年。本来，我在政治学院毕业后，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是，广州军区的首长还是希望我回广州，我在海南战斗工作了那么多年，对广东感情深，所以就同意回广东了。
1957年9月，我被任命担任了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笔者：怎么，你当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已是军级干部，怎么1964年才晋升少将？
陈青山：不谈这个了，对历史问题还是宜粗不宜细，再往细里抠岂不叫“秋后算账”？哈哈哈……
笔者：听说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冲击？
陈青山：岂止是冲击哟，那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罗织罪名，是栽赃诬陷，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迫害！
笔者：那是哪一年？
陈青山：是1968年。
笔者：已经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年了，怎么还有这种事情？
陈青山：不是十年浩劫嘛，三年算什么？
笔者：那倒是。
陈青山：可能是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们一家人正喜气洋洋准备欢度佳节，机关的一个副部长跑到我家通知我，说是军区首长找我谈事情，要我马上去。
那时候人们都患一种“政治过敏症”，一听说军区首长找我，立刻就感到可能有什么不测的事情要发生。
“军区首长找我谈什么事情？”我问来人。
“不清楚。”那个副部长面无表情地答。
当时我想，我这样提问实在是愚蠢，别说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就是知道因为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也不敢讲呀！
我的判断没有错。我一去就被告之，马上进“学习班”学习。
那时“学习班”这个词，比“劳改”还可怕。
我说我都参加过好几次“学习班”了，怎么还要我去？那位军区首长说，你这次去的学习班与过去的不一样。我马上质问：我有什么问题，你们要叫我去学习班？
“有什么问题你去了就知道了！”对方不容我再询问，也不许我回家给妻子儿女打个招呼，甚至我提出带些平时看的书都不允许，就强行把我押上汽车，并把我关进一间“牢房”一样的门窗都是铁栏杆的屋子。
与此同时，我爱人何秀英及孩子们也被强行搬出被军人称作的“将军楼”，并责令她交待我的问题。
我和我爱人风雨与共，生死相依，她知道我一生的清白，只是回答一句话：“陈青山没有问题，我交待什么！”
我知道，我所以进“班房”，是由于“文革”期间在处理几件“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按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和广东省“军管会”总负责人的黄永胜的指令办。黄永胜是林彪“大舰队”的“五虎上将”之一。这些人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冒犯他们，还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可是，我质问他们我到底有什么罪时，办我“学习班”的人也不敢讲。于是，他们只好给我罗织罪名，说我在马来亚时被捕后叛党，成了叛徒，出卖过同志。我严厉痛斥他们无中生有，勒令他们拿出证据。因为原本就没有这种事情，他们到哪里去找证据！
后来，我被带到“耒阳学习班”，等于活活被软禁起来，一直到林彪折戟沉沙后的1972年5月，我才重见天日。“文化大革命”，真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呀！人妖颠倒，是非不分，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好端端的一个国家被搞得千疮百孔，贫瘠萧瑟，经济到了濒临崩溃。
笔者：什么时候给您正式平的反？
陈青山：应该是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给我正式做出《关于为陈青山同志平反的结论》，准确时间是1978年5月8日。
笔者：怎么这样晚？1978年，距林彪反党集团垮台是七年，距您恢复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职务是五年，距粉碎“四人帮”也已经有两年？其中一定有什么奥秘吧？
陈青山：唉，不提啦。你想想，哪一场政治运动，不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瓜瓜葛葛的，盘根错节，按下葫芦起来瓢呀！笔者：噢，我懂啦。
陈青山：一个单位，最应该珍爱的是人的享受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本来，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而一个人一生中工作的时间就更短促了。如果我们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对别人工作和生活的时间随意扼杀，那他就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可恨之极，可卑之极，可恶之极！
笔者：您这种愤懑我完全理解，并且完全认同。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是1984年离休的。
陈青山：你那时候还没有到中国侨联吧？
笔者：没有。我是1988年从部队转业到的中国侨联。陈青山：听说你过去是空军部队的专业作家？
笔者：时间不长，才一个“解放战争”的时间。
陈青山：才三年。那过去呢？
笔者：都是做机关工作。搞过几年新闻，又负责了几年空军部队的业余文艺创作，还分管过几年文工团的业务建设，因此，写点文学作品都是利用业余时间。
陈青山：部队的专业作家也转业么？
笔者：有的也转业。但我的转业虽不像您那样是被林彪集团陷害，但是被新上任的头头作为异已，也带有罗织罪名的成分。不过，我的转业，是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韬略。
陈青山：这么说，我们还真有点同病相怜哪，哈哈哈……不过也没什么，只要自己觉得活得坦荡，活得充实，活得正直，就不枉来人世一场，就无怨无悔。
笔者：听说您还没正式离休之前，就开始“归队”啦？陈青山：可不。我知道你说的“归队”指什么。不过，广东省侨联的同志找我，希望我协助他们做些侨务工作时，我已经得知自己马上就要结束我四十余载的军旅生涯了。
笔者：听说您给自己离休后做侨务工作起了个名称？陈青山：不是刻意起的，是顺理成章一样脱口说出来的，叫“解甲归侨”。本来嘛，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归国华侨，以后金戈铁马也是缘于一个“侨”字。所以，协助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做点工作，不是“归队”是什么？是最名正言顺不过的了。
当时，广东省侨联的同志讲，省侨联可是个群众团体，可不像我在部队当将军，有职有权。我说，本来离休，就是卸掉领导职务。过去的权力，是担负领导职务赋予的。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变成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了，再争什么权力呀待遇呀，本身就既不合理也不合情。
笔者：您到了广东省侨联担任什么职务？
陈青山：顾问。
笔者：不会是有时间就“顾”，想问就“问”的那种顾问吧？陈青山：不会。我这种人干什么事情都认真。既然我担任顾问，就要勤奋地“顾”认真地“问”。不然，还不如打打乒乓球、钓钓鱼颐养天年呢！
笔者：您当顾问的“头一脚”是怎么踢的？
陈青山：头一脚，就是发起成立钟灵中学（广东）校友会、海南省新马归侨联谊会和广州市新马侨友会。因为广东省和海南省有许多新加坡和马来亚归国的华侨，成立个组织，可以集中大家的力量和智慧，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几个侨团组织成立后，不但对引进外资等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而且也帮助不少归侨解决了诸如多年没有解决的在国外参加“三党两军”（即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菲律宾人民军队、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的归侨的工龄应从国外人党和参军算起的问题。
笔者：听说，您主持编辑出版了《琼崖纵队史》？
陈青山：是。但是，我只是编写琼崖武装斗争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况且，大量编写工作是编写小组的成员们完成的。笔者：编写《琼崖纵队史》当初的出发点是什么？
陈青山：概括地说，就是总结过去，昭示未来。具体地讲，我曾在《海南日报》发表过一篇名为《壮丽的画卷·光辉的诗篇》的文章，主要讲述了长期以来，海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了自己的革命武装——琼崖纵队，并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孤岛上坚持到革命的胜利，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海南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是个奇迹。所以，总结琼崖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有力地赞颂党的英明领导，讴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给我们党以及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笔者：这编辑起来不会太难吧？
陈青山：不。恰恰是很不容易。
笔者：为什么？
陈青山：关键问题是涉及到对琼崖纵队主要领导同志在历次斗争中的功过问题。
笔者：您不是说过，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么？
陈青山：那是小平同志讲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一个人，对一件事，主要看大的方面，看主流，不能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笔者：那后来呢？
陈青山：后来还是编定出版了。不过，从着手搜集材料，到出版发行，整整花了三年时间。
笔者：听说您不久前又搞了个振兴海南联谊会，并且还当了这个联谊会的会长？
陈青山：对。
笔者：搞这个联谊会又是怎么考虑的？
陈青山：那是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批准海南建省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我想，是海南腾飞的时刻了。我们这些“老海南”，也应该与时代的步伐同步，尽其所能地为海南的经济文化建设助一臂之力。
笔者：有什么具体行动没有？
陈青山：有呀。先说文化方面的。在海南的一次党史会议上，我提议为冯白驹同志塑个铜像。待海南领导同志批准后，我请广东雕塑家潘鹤先生给设计。这个雕像屹立在五指山巅，俨然如南天一柱，巍然壮观，这样就充分张显了冯白驹对海南不朽的丰功伟绩。雕像完成后，我们又想尽一切办法，正式请邓小平同志题字。小平同志挥笔书写了“冯白驹将军”五个潇洒遒劲的大字。这尊雕像，成为海南人民学习敬仰革命先辈的楷模。
接着，我们又组织广州军区的专业作家撰写了反映冯白驹同志英雄业绩的18集电视剧。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完成并在电视台播出。
我们还在海口市的烈士陵园，搞了一个雕像群，把在海南长期革命斗争中所涌现出来的具有非凡业绩的英雄人物作为“革命历史痕迹”保存下来，以供后人瞻仰，让历史告诉人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继往开来，沿着英雄们的足迹，把海南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海南的文昌县南阳乡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许多烈士，被誉为“革命模范乡”。我们和当地政府一起努力，并且发动海南在国外的侨胞捐款，建立了一座南阳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经济方面，我们主要利用参加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等各种机会，向海外乡亲介绍海南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让他们富了不忘造福桑梓，把“根”留在故园，为家乡建设增砖添瓦。
好了，我就谈这些吧。再谈，也离不开这个范围。所以，就不列豆腐账了。
笔者：好。一连谈了三次，您也够累的了。
陈青山：累倒不累。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一幕幕，恍如昨日，记忆犹新，只是讲得可能如同鸡肋，没多大嚼头。
笔者：不，不不。讲得很生动。只是时间关系，不可能把细节都说得那么具体。
陈青山：没关系。你们中国侨联每年都开全委会，没有特殊情况我都参加。我到了北京，干扰就少多了，有的是时间细谈。
笔者：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明年在北京，我恭候您。陈青山：好，那咱们就明年见。
笔者：告辞了，再见！
（写于2002年12月22日，并被辑入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华人世界英才传略大系》第一辑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世界华人英才传略大系》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