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看来，作为本体的劳动是二重化的：一方面，劳动作为谋生的活动，是受动的、适应的、支出的“牺牲”、功利财富的手段，甚至是痛苦的“原罪”。它经常是机械重复、有限片面(甚至异化)的知性限定；另一方面，人又正是经由劳动才在改变外界的同时使自己更新发展起来，从而劳动成为对象化的自由，成为终极目的，成为不断超越限定、创造未来的唯一现实根基：它又是理性的。劳动二重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成为价值论、认识论境界差异的根据基础。所谓理性，就是劳动二重性运动中人文的超越：它处于创造性前沿，指向未来，变革现状，所以是超越的；它以自由，亦即创造性劳动为目的，所以超越又是以人(自由劳动)为价值本体的。
与知性相比，理性的境界是高于现状的地平线前景，它把一个尚未实现的未来看作人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纳入自身，使人获得了“无”的否定性，从而自我超越地从必然进向自由参阅尤西林《审美的无限境界及其人类学本体论涵义》，载《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3期。。马克思把人类这一进程分作三大阶段形态：自发的、狭窄孤立的生产力，以物的依赖性(对象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康德感知理三分法在此显现出了它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
四、理性的失落
知性始终是进攻理性的主力，而破除“不可知”禁令则成为知性僭越本体的攻坚战。打响第一枪者却恰是高扬理性并出色阐发过康德知性—理性的黑格尔。
黑格尔对“不可知”的攻击并非发自知性，相反的却是来自理性。绝对理念扩张为认识本体同一的实体兼主体，理性吞并了知性。然而，承担了知性职能的理性同时也就把自身知性化了：“反思”终于消除了康德物自身的不可知性；逻辑范畴反过来主宰了理性。在康德处主体自觉与客体区分所产生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性，在认识论与本体论同一的黑格尔处仅仅剩下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而，思维万能认识全知。但这只能是“神的知识”参阅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2页。。
当现代人用绝对真理可知论批判康德“不可知”论时，除过浓郁的黑格尔气息外，还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绝对真理作为相对真理全体总和，永远是一个未完成体，其可知性之“知”，当然不是对未完成体的相对真理之“知”；康德区分前者为理性之“思”，后者为知性之“知”，显然要更为准确妥当。
另外一种普遍的混淆是，康德理性的“不可知”论被当作休谟怀疑论的“不可知”论批判。但这远非简单的误解。科学方法自近代以来所向披靡的进军使人心难以容忍任何“不可知”论，一切都应置于对象性思维中由系词判定为某一宾词，一切都由此转化为知识，一切模糊不确定的东西都必须设法使之透明单一。顺理成章地，新康德马堡派、实证主义与现代分析哲学或者把康德理性纳入知性，把知性膨胀为本体(如符号哲学)，或者钻研设计更精致的知性构架而把理性逐入艺术宗教界，或者把理性存而不论(不可言说)，乃至干脆斥之为虚妄和胡说……这样，康德被知性化了。
知性僭越理性也就是理性的失落。由此铸成了现代思维结构中感性——理性(实即知性)、现象——本质的二分模式，这是囿于现象界的模式。现代人遗忘了超越的一度和本体的一度。
这是一个远在康德之前就酝酿的开端。近代因果律与经验论早在排斥一切非经验因果的东西，物理立场(科学试验)也早已取代了中世纪的神性立场(精神)。如C·荣格所概括的：哥特式心灵升华的垂直性让位于现世经验探索的水平性参阅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第9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就了科学与知性的繁荣马克斯·韦伯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在于论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知性主义性质(参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贝尔纳则直接把近代科学看作资本主义需要的产物(参阅《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页)。，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社会事变。一次次撼动着个人的理性根基：从法国大革命后启蒙理性王国的幻灭到两次世界大战，从苏共二十二大到“文化大革命”，东方人和西方人同样地经历了“上帝死了”的痛苦转折；这无疑是解放。但宗教破灭后留下的空白同样也成为理性超越的空白。
知性实践造成了渗透生活的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浪潮，理性的失落则使世俗目的与价值都飘浮于相对主义中。从而，人类学本体的根基——劳动，其自由对象化的涵义逐渐消失了，只剩下谋生手段一重性质参阅E·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第2章。。
知性不仅排斥了理性，而且成为二分模式中压制感性的专制君主。这样，知性与感性、理性原本正常的差异性日渐演变为对抗性。它终于逼出了非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把矛头同时对着理性与知性，它把理性几乎所有的特性(诸如无限、整体、不可知、非因果手段、超越等)攫于自身，然后把理性缩减为理论理性，又进而划归为知性，施以猛烈攻击。然而，这种攻击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理性的。叔本华的《康德哲学批判》成为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理性论证的典范参阅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附录《康德哲学批判》，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特别是第702—709页。。诚如梯利所说，“意见是赫拉克利特的，手法却是巴门尼德的”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1页。同样，如伽罗第所引述的：“存在主义简直就是谈论基督教的一个方式。”(《人的远景》，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9页)。。但这之所以可能，如前所述，却是由于黑格尔使理性自身知性化的结果。因此，确切说，非理性主义是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反动。
感性在非理性主义中上升为本体，自然和个体也因此成为本体。经由自然，过去时态成为中心；经由个体，现在瞬时成为中心；都迥然有别于以未来为中心的康德理性，又都成为超越之源。从而，吸毒纵欲、寻根热、神话巫术热、原始热都成为对知性时代的感性超越感性超越的本质乃是审美，而这经由想像环节又回到了康德古典理性处。参阅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第二章。。
所以，非理性主义实质是当代知性主义统治下理性的变态与继续。这表明：理性作为人类超越之维，它属于无法泯灭的人之本性。
五、理性回归的现代呼声
早在20世纪初，现代物理学革命已从科学内部震撼着知性的统治。中叶以来，生态危机、效率与平等、全球性联系诸方面的挑战已明白无误地昭示：一个来自社会生活本身的否定知性的转折正在出现。有机整体性、终极价值与目的、综合联系、未来预见、人的位置……挑战所包含的问题清楚地凸现着康德古典理性的基本涵义。
胡塞尔的《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对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批判所表现出的超越性，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对理想性的执著，都一再显示着现象学自许的理性主义。马克斯·舍勒关于与三种认识功能相对应的三种认识(支配的、本质的和救世的)区分参阅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第127页。，从雅斯陌斯到萨特对“不可知”性的捍卫雅斯陌斯认为：“哲学思想就无意于把真正现实的这种不可思维性取消掉，反而要予以加强。”(《生存哲学现实论》，见《存在主义哲学》译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1页)萨特“不被反省的我”的非认识性则成为他全部哲学的第一块基石。，海德格尔关于被遗忘了的“存在”的沉思，布劳维尔数学直觉主义的“无限可能性”观念，马斯洛对现代人“去圣化”的批判和对“再圣化”的呼吁参阅马斯洛《自我实现及其超越》。，乃至正式向现代多元论宣战，回溯古典“统一性”传统的新潮流参阅1986年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哲学讨论会报道(《德国哲学》第3辑）。，……理性思想正在益愈自觉地成为现代人文哲学的追求。
不只是久已疏离古希伯来宗教超越之根、面临后工业化社会历史性转折的西方人呼唤着理性超越，正在努力击破惰性保守传统的中国人也在呼唤着理性超越，整个人类在各种各样的现代改革中都呼唤着理性超越。
“理性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是知识和真理的整个为科学的方法意识所不能把握的半圆状态。在德语中这可以从‘理性’一词的一个衍词上看出来，它使同实践的关联成为无可忽视的东西：我们常谈论‘合理性’。与此相似地，法语在‘rationel［理性的］’和‘raisonable［知性的］’两词间作出了区别。真正说来理性的德行并非只是要实现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是应当能支配给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应当能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一切的行动”G·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中译本序。。
这绝不单是一个哲学史术语的复活，而将是新的历史选择时刻人类自我意识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