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的时候，政府强迫京都附近地区的老百姓养马，以供军用。政府是按百姓家中的丁田分派任务，把这些人家称做“马户”。每年政府都要征收小马，如果是种马死了或者小马的数量不足，马户都得赔补。在当时，一些田地都被官员霸占去了，草场一天比一天少，饲料十分短缺，马户苦于这种孳养，可是地方官又时刻催逼，老百姓实在是走投无路，在这种状况下，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河北农民展开了反抗这种苛政的斗争。
起义军的首领杨虎，是一个著名的“响马”，多次受到官军的追捕，而刘六、刘七哥俩都是当时的贫苦农民。他们起义后推杨虎为首领，攻打京城南面的州县。因为起义爆发在军马寄牧的京城附近地区，许多马户都参加了起义，起义军拥有许多马匹，这样，行动速度就比较快。官军因兵弱马少，对他们无可奈何。地方州县的官吏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开门献城。
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文安后，转着弯儿杀去，回旋在河北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地方官不是开城纳款，便是望风而逃。从正德六年正月到三月，三个月的时间，义军便像一阵旋风那样，在博野、饶阳、南宫、无极、东明、滨州、临朐、监淄、昌乐、日照、蒲台、武城、阳信、泰安等州县畅行无阻，还攻下了孔子的老家曲阜。可惜义军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为反抗压迫，提出的也仅仅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样的绿林口号。攻下城池后就开仓分粮，没收县库，然后就离开。因而始终也没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明朝廷看义军声势日渐壮大，便派张伟任总兵、马中锡任提督军务，率京营两万人南下征剿。
义军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刘氏兄弟带领，一路由杨虎和赵风子带领，一东一西，既分兵又呼应，牵制官军。刘六、刘七一队首先攻掠山东、接着又进入河南，便南下抵达湖广、江西地区，然后仍由原路杀回来，回到霸州。几个月时间，转战数千里。另一股义军在杨虎和赵风子率领下，从河南转入山西，纵横几千里，所向披靡。义军打起仗来，骑兵像潮水一般，直陷敌阵，个个骁勇。
后来两路义军在武安（在今河北）会师。稍事休整，又合兵北上，直逼北京。正德皇帝令兵部尚书何鉴急调三路人马保卫京都。这三路人马，一是各地卫所驻军，二是守卫京都的京军，三是各边镇的边兵。
义军打到信安镇（天津以西），看北京守卫太强，便又分兵南下，一去山东，一去河南。明廷一看义军退走，便以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定为监军，率领三路大军，撒开大网，向义军围剿过来。此时官军人数超过义军几十倍，形势对义军很不利。
正德六年十一月，杨虎在河南夏邑县渡过小黄河时，遭到伏击船只沉没，杨虎因不会游泳，溺死在水中。杨虎死后，义军在赵风子主持下，改变过去“响马”式的组织结构，组成28个营的正规军，推杨虎的结义弟兄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自己任副元帅，树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大旗。说明义军从单纯的反抗压迫，变为要决心推翻明朝的统治了。
正德七年二月，赵风子部已有步卒13万人，骑兵5000了。当年闺五月，赵风子义军在河南南召与官军大战，义军寡不敌众，全军溃败，义军将领或阵亡或被擒。
杨虎、赵风子一路义军被官军消灭了，官军便集中全部力量来围攻刘六率领的义军。当时刘六等想去塞北，但北边各关口都被严密封锁，只好又折回头来南行，辗转来到湖广。这里多是江河湖泊，骑马很不方便，义军只好弃马登舟。但北方义军长于骑战，却多不识水性。在一次战斗中，刘六不慎中箭，他不愿作俘虏，投江自杀了。
八月，刘七义军被官兵逼到狼山。狼山在通州（今南通州）城南，背靠大江，险峻高耸。在山颠峰麓，义军与官军死战，官军越战越多，有时竟是几十名官军拚战一名义军，最后义军全部英勇战死了，刘七也投江而亡。
刘七站在山颠，满身血迹、横刀微笑，他转身一跃，宛如一只黑色的燕子，直朝下面的大江坠去。
明廷为对付河北农民起义军不得不调集各地卫、所，京营和边兵几十万人，耗军费数百万两。明政府把抓住的义军都进行残暴狠毒的处治，有的义军将领处以残酷的剥皮之刑。
“响马”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在两年的时间里，转战河北、河南、江南七个省，袭破几十座州县，杀了上千名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把反抗的种子播撒在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