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1907—1995）原名叶纶绮，浙江桐庐人，当代中国画大师，著名美术教育家。
戴爱莲（1916—2006）中国舞蹈艺术家、中国当代舞蹈的先驱者之一。
小滢回忆
有关记忆
这是当年叶浅予和戴爱莲夫妇共同给我的签名。叶先生我不熟悉，现在也忘记当年的具体情况。只是在去美国的船上见过一次面。戴爱莲女士后来倒是见过几次，都是在英国。戴爱莲是一位舞蹈家，她原来是西印度群岛的华裔女子，后来回到了中国。她曾经去新疆等地学习少数民族舞蹈。我在船上见到她，她很活泼，这是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她的中文不很好。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伦敦又见到了她，她好像每年都来一次英国，同时她也教华侨孩子们舞蹈。人很和气，也很真诚。她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学生，舞蹈教得特别精彩，但她好像一直没有能说好汉语。大概她的父母是广东移民。
“麦琪号”旅行日记（摘录）
叶浅予
1946年9月2日
11点达到公和祥码头，旅客已排成长蛇阵，等待海关检查。许多朋友来送行，史东山和韩仲良为我们拍了一段电影，等到将近1点半才挤上船。秩序之乱，有如逃难。
原先这条“麦琪将军”号是海军运输船，最近恢复运营。船舱只分房舱和统舱两级。房舱住官，统舱住兵。统舱分为四层，上下铺只二尺光景。全舱要住几百人。舱里那么热，人那么多，如同进了地狱。
1946年9月3日
昨晚在铺上一直淌汗，像淴了一次土耳其浴。
海水蓝得像派克墨水，飞鱼一阵阵从激浪中飞出，作弧形抛物线降落在激浪中。
太阳太强烈，我们将帆布躺椅放到房舱甲板上，又被船员赶走。
下午四时左右，看到海岛一群，据说是琉球群岛，傍晚过长崎海岸。
冯玉祥统舱来访客。吴组缃告诉我，冯友兰和华罗庚两位教授也搭乘统舱。冯将军看我们这些局促一隅的统舱客，写信给船长，希望让我们自由出入房舱甲板，结果当然没有“允如所请”。
1946年9月3日
上午伙食柜开门，买啤酒的旅客排成长蛇阵，司徒夹在其中。可是将轮到他时，关了门。下午我去排队，买了四瓶啤酒，一条吉土烟，四包巧克力，花了二元二角，找回来的都是银角子，这东西久违了，颇觉新奇。
三餐很丰富，可惜全是罐头货，只有水果是新鲜的。
船上的秩序已较昨天有进步，在甲板上躺了一天。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希望明天能够画点速写。
许多旅客搬到甲板上睡。我怕着凉把躺椅搬到舱口，找到一处风口，美美地睡了一晚。
亲情回忆
我和戴妈妈的母女之情
叶明明
戴妈妈和父亲的10年婚姻
我的三个母亲，除了生母以外都是名女人：一个是与父亲有过30年不幸婚姻的名伶王人美；一个是和父亲有过10年幸福生活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
父亲和我生母的婚姻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两人本来就不存在感情，加之生母是文盲，没有交流的婚姻生活越发像死水一潭。抗战爆发后，父亲把妻儿送回老家避祸，他独自奔向抗日前方。这次分别彻底断了父亲和生母的情分。
父亲和戴妈妈的最早相识并非偶然。当年，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找到父亲，说孙夫人想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于是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希望包括父亲在内的画家在宣传上给予帮助。生活中，戴妈妈一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父亲的英文虽只有中学水平，但基本的沟通不成问题。就这样，他们一来二去很快熟悉并相爱了。
戴妈妈原本在英国留学时有过一段初恋。对方是大学雕塑系的老师，可那人已经有了女朋友，戴妈妈是带着逃避感情和参加抗日的目的来到香港的。认识父亲后不久，两人就结婚了。接下来的日子就如父亲回忆所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包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
1950年，戴妈妈被文化部聘请担任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那年秋天，父亲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考察。小别的那半年，戴妈妈爱上了她参与指导的一个大型舞剧的男主角。等到父亲回来时，戴妈妈非常直接地对父亲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是晴天霹雳，可男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再挽留戴妈妈。父亲为此伤感地流过泪，甚至一生都难以释怀。而戴妈妈也为这段婚外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离婚6年后，父亲才从他和戴妈妈的感情中走出来，和大明星王人美结了婚。可由于两人都心高气傲，加之又都心有所属——王妈妈情系金焰，而父亲还深爱着戴爱莲。他们30年的婚姻几次濒临破灭，都因为父亲的隐忍熬到了最后。
1987年，王人美去世。我了解父亲的心思，老人想和戴妈妈重结连理，我也有心撮合他们。有好几次我去戴妈妈家探望时跟她说：“你看，你和爸爸一个住花园村，一个住东单，我要照顾你们还得两头跑。为了我省事，干脆你们搬到一块儿住算了。”戴妈妈听了总是笑笑，也不言语。
我以为她大概是同意了，就买好了几个柜子放在她家里，准备他们复合之用。可没过多久，她从国外回来找我谈了次话，很郑重地说：“我不能和你父亲复婚，因为我心里始终忘不了我初恋的爱人。”原来，戴妈妈那次去英国和她初恋情人威利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威利的夫人已病故，而威利也因此受到打击一病不起。在其子女的要求下，戴妈妈陪着最初的爱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戴妈妈对这段浪漫的晚景生活无法忘怀，所以不能再接受任何感情，哪怕是和父亲再续前缘。
我和戴妈妈的母女深情
去年2月9日，戴妈妈走的那个点儿，我正在街上为她买身后要穿戴的衣物，没能见她最后一面，现在我想起这些就会流泪。很多人说，明明，戴爱莲只抚养了你4年，而你却照顾了她一生，你真是心甘情愿的吗？我想一定是的。在那短暂的4年间，戴妈妈的点点滴滴给了我胜似亲母的关爱，这是我一辈子应该铭记的。
我10岁那年，对于父亲领回来的这个女子，我曾不自觉地充满了敌意。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还无法交流。戴妈妈对此并不懊恼，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每天临睡前戴妈妈就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我那时也不跟她讲话，她要扇扇子，我也不反对。
后来我才知道，戴妈妈和父亲婚后不久查出有卵巢炎症，于是去香港做了个小小的妇科手术。孰料手术中出现意外，在来不及征求戴妈妈意见的情况下，医生把她的卵巢切除了。这场手术导致了戴妈妈永久不能生育。从此，没有亲生子嗣的孤苦、寂寥伴随了戴妈妈整整一生。
我知道戴妈妈的秘密后，对她的态度稍微有些转变。加上上海新鲜的都市生活也让我渐渐地淡忘了家乡的亲人。当年，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总是生病，戴妈妈就经常带我上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营养不良，她就买好多好吃的营养品给我。平时，他们参加一些朋友聚会，怕我在家孤独，也总把我带在身边。
1948年我们全家到了北京以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小家。戴妈妈这时开始动脑子教育我了，她教我英文、舞蹈。但我喜欢和同龄的孩子一起学习跳舞，而戴妈妈则是一对一地教我，我觉得比较枯燥，所以学了一段就停了，戴妈妈也不勉强我。后来，我去史家胡同小学念书，因为家离学校较远，戴妈妈就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戴妈妈个子矮小，而我已13岁了，体重也不轻，可戴妈妈总是风里雪里地接送我，从不叫累。后来，戴妈妈没有时间接送我了，她就给我买了辆自行车，在没人的地方教我骑车。我能感觉出来，戴妈妈为了和我拉近母女间的距离，费了不少心思。
“文革”之后，戴妈妈的待遇还没恢复之前，我把她接到了我那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和我们一家四口一起生活了半年。随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戴妈妈的政治地位和工作待遇都得到了解决，可老人心里一直是孤独和苦闷的。晚年的戴妈妈还想为她热爱的舞蹈事业做点儿贡献，可毕竟青春已逝，力量非常有限。而情感上的孤独更是带给了老人莫大的苦闷，戴妈妈经常一个人守着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无人交流。
我看出了老人的伤心，于是跟她约好每周三下午都会去陪陪她，这个约定我们坚持了30年。而我也知道，她是想和父亲说说话的，那时天天和王人美吵架的父亲又何尝不想呢！有几次，实在是想让两位老人开心一下，我便创造了戴妈妈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实在不多，戴妈妈非常珍惜。每次都会和父亲说很多话，临走时把我们送下楼后，两人还依依不舍。其实，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彼此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叶明明口述，王邵辉整理
名家后人群言堂
抗战时期看戴爱莲演出
梁文蔷
我看戴爱莲的舞蹈，是抗战时我在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上初一。那时根本没有娱乐，也没有电影看。如有高班同学演话剧，那就是天大的壮举。所以，戴爱莲到重庆南开大礼堂表演歌舞，是十分轰动的。我记得她会把头左右移动，不是转动，还会跪在地上，上身前后做360度的转动，随着音乐的节奏，抖动双臂。简直神透了。我们这些小孩为之如醉如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青春小鸟的歌曲和戴爱莲那优美的舞姿时常把我带回到那难忘的青春岁月。“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我的一点看法
舒济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叶浅予观看父亲老舍《茶馆》剧目演出被剧情所感染，竟然在后台画起了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单行本《茶馆》时，这些速写被编进书中。出版社希望我帮助找寻叶先生的后人。于是在丁聪先生的介绍下熏我与戴爱莲女士取得联系。她告诉我叶明明的两个电话，并用她不流利的汉语特别嘱咐我，一个号码找不到，另一个一定可以找到，事情很快落实。后来丁聪与叶浅予同时搬到北京西三环居住，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聊天散步。丁先生夫妇告诉我，叶明明真是一个善良的人，戴爱莲不是她的生母熏与她父亲也离婚多年熏王人美故去后他们也没有复婚，但是还总照顾戴爱莲。叶明明总想撮合他们复婚，可能是由于戴爱莲的原因婚始终没有复。但是我觉得叶戴晚年之间关心对方，或许比那些仅靠一纸婚姻维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要幸福得多。联想到社会上一些人对于亲生父母都不去承担赡养义务熏叶明明就是一个做人的榜样。和谐社会实在需要更多这样的好人。
舒济口述，高艳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