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母亲与其长兄李翰章长期居住于与汉口一衣带水的武昌，两城各自坐落在长江两岸。在此期间李翰章担任两湖总督。李翰章已经竭尽所能做好一个儿子该为一个母亲所做的每一件事，1882年，不幸的事还是发生在其母身上，尽管请了最好的中医，希望可以延长母亲的寿命，希望还是微乎其微。于是他把一年一度检阅军队的事务移交给其他官员。
那天晚上，整座城市的所有官员都聚集在总督衙门，在其83岁高龄母亲仙逝的那一刻，同哀悼共潸然。他向皇帝请辞，伤心地说道：“我悲痛欲绝，夜不能寐，食不知味。自从1870年春天带领部队奔赴陕西起，已经有十三个春秋未曾与母亲相见。一个人的一生纵然很长，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国抛头颅洒热血，侍奉母亲的时间屈指可数。现如今母亲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丝毫不见起色。我整夜因此转辗反侧，久不能寐。”李鸿章最后说道：“我满脑子充溢着难以形容的恐惧和悲痛。”慈禧太后最终批准他一个月的假期，并奖赏给他一棵八盎司重的人参。中国人认为人参是珍品中的珍品，可以延年益寿。但是，为时已晚，就在李鸿章为此次离开做准备的时候，他母亲逝世的噩耗突然传到天津。这位养育了两位总督的老母亲穿好了御寒的棉衣——中国人认为，逝者要去的是最寒冷的地方——脚炉和其他阴间所需的物品都已备好，只有她那位最伟大的儿子还在千里之外。
根据中国人对于葬礼的礼数传承，李鸿章应该守孝27个月，期间舍弃一切事务，追悼已故的母亲。李鸿章的许多政敌满怀希望地认为，一旦李鸿章离开，他的职位便会空缺，他们便可趁此良机取而代之，只是他们迎接的是失落而不是预期的喜悦。
对于像我一样的一批人，喜欢在中国古语中找寻奇特的韵味。这里我会附上一些摘自李鸿章上书中与此事相关的言论。
在其中的一本奏折中他写到：
奏请陛下请求给予准许（1883年1月29日），我虔诚地知道圣上至高无上的权力，战战兢兢地请求陛下给予明示，我明白陛下的指示、警告及自身的可怜处境才有可能得到这来之不易的准予，这本凑折里包含我对首都安全保卫诸如此类重大问题的深思和担忧，愿陛下考虑微臣的个人感情，给予同情。或许奏折上饱含的深情也不值一提，我经常满含热泪祈祷我的请求可以如愿以偿。
我不敢一再向圣上乞求，也不敢反复述说自己内心的悲痛和担忧；时间如梭，冰雪开始融化，我想还有不到一个月母亲的灵柩就要下葬。从天津至安徽路途遥远，即使乘汽船也需十多日才可抵家。况且，如果葬礼所需物品尚未准备齐整，仓促进行，显然只会不尽如人意——这会成为我一生的遗憾。因为丧葬中的祭品不可轻视，如果子女因日期紧迫仓促准备或忽视这样或那样的葬礼要求，墓冢中父母的尸体将无力负荷此举带来的不幸！故此，一个月之前我已经把精力放在母亲棺木的选材上，思绪早已飞回了家，朝朝暮暮地期盼着圣上给予怜悯准许。对国家事务和私人琐事的担忧几乎使我崩溃，我的脑子一片困顿。既然现在在圣上的威严和敬畏的上天的庇护下，沿海地区一片安宁，也没有紧迫的国际事务，所以我便再次冒险提及自己之前的请求，希望可以有数月的假期。微臣建议让即将期满复任的张树声立即赶往天津，担任贸易监管和直隶总督。
在另一本奏折中他写到：每当我凝望故土所在的南方时，我的心就会老泪纵横地回忆着以前的许多往事，我从未有过任何可以回家的机会，服侍母亲也无从谈及。在孝敬父母这一方面，我不是个合格的儿子。现在我唯一能为母亲做的事就是把她安放在墓穴里。在这样的时刻，我只能把母亲交付给大地，放置好葬品，也只能如此来尽为人子的责任。人死不复相见，尽管我渴望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答谢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最后他是这样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的：
3月8日陛下的圣旨让我不禁感激涕零，微臣两个月的离职终于获准。去年秋天我被圣上召见，我摈弃礼教，把自己全部的热情奉献给了国家事业。压力极大，整日惶恐不安。几个月后我抵达了天津，按照要求处理各种事务，却未能得到广泛的支持。我一再向圣上请求让微臣暂时的离职，直到目前，母亲的棺木还未埋葬，每思及此，顿觉时日太晚，我不由失声痛哭，身心俱疲，悲痛难耐。悲痛中人们就很自然地呼叫上天，向上天哭诉。我祈求我能得到上天的垂青，祈祷我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希望上天不在乎并原谅我粗陋的言辞，愿陛下准予我短暂地离职，也就是满足我最迫切的愿望。这样做不仅可以使陛下的臣子完成身为儿子的职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一个既心怀丧母之痛又违背礼仪的为人子的悲痛。我对圣上的忠诚将至死不渝。
截止3月17日，李鸿章已经就服丧之事请求过三次了，但是皇上还是拒绝延期，只能允诺最初的100天。期满之后必须及时返还，到其位继续担任其总督之职，并将部下张树声官复原职。
上海报的一位天津通讯记者这样描述李鸿章的离开：在码头汽船的前方，矗立着用竹子建的建筑物，并用席子覆盖，融祭祀、接待室、茶点室于一体；茶点室内的物品由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供给，事实上，他们开放这间房屋是为了让人们恭送即将离任的总督。那一天，汽轮前吸引了许多中国官员及李鸿章的追随者。下午5点，汽轮被天津本地的贵族们围得水泄不通，都等着向李鸿章致敬。不一会儿，汽轮的主管官员也来了。舰长在甲板上接待了李鸿章，穿过甲板，一小队中国士兵向他致敬，并带领他到营房。在那里，新总督张树声和托马斯·威妥玛爵士和许多官员拜访了他。
第二天黎明时分，帕特号下水，一艘中国小炮舰开路，其他的船只紧随其后。河两岸军队整齐地排列着，前面还有壮观的旗队，威风凛凛。在中国军队中，几乎每人手里都握着一面旗帜。士兵们不停地喊着口号，不停的敬礼，还有乐队的鸣奏使空气显得凝重，烟雾与各种声音交织着。当汽轮与每个兵团齐肩时，一声令下，所有人立正行礼，一直目送他过去。
1902年这支舰队回到北京时的场景让外国记者印象尤其深刻，这种场面与阵势也是所有迎接总督的形式中最好的。这排场的效果非常好，比我在伦敦舞台上看到的任何一种戏剧更戏剧化，他们把焦点从细节上转移，不注重细节而只注意营造最终宏大的效果。
帕特号所经之处都是鸣枪敬礼。每到一个新城市，有一万人的军队排成一列，作最壮观的阅兵礼。帕特号抵达塘沽后，李鸿章所走过之处，中国舰队都齐声向他致意。当汽轮在入海口的港湾抛锚停歇时，欢呼声更是震耳欲聋。两个小时的告别时间之后（因为有数百位官员陪同李鸿章走了那么远），汽轮在另一片颤动的空气中和鸣枪致敬声中起航了。虽然李鸿章的生性不愿意炫耀，但人们热忱的欢呼和炽烈的崇拜还是让他感到了无比的荣耀。
定格在那些只有成功与声名鼎沸的画面里是多么的令人高兴！现在让我们回到他母亲出殡之时，他向母亲表达了最后的敬意，虽然同在一个国家，可他已经十三年没有看见母亲了。但中国如此之大而交通方式又是那么的落后，李鸿章从上海回中国西部的家竟然比从伦敦到上海花的时间还长！
《天津日报》这样写道：诚挚道别，李鸿章心系国家，身事国事，躬亲外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高官能与之相比。李鸿章启程回家时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这段插曲反映出了他的处事作风。
装腔作势的新总督张树声一上任就开始指责所有的省级官员，他知道李鸿章的部下只崇拜和听命李鸿章而不是他，所以他一刻都不耽搁的要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自己的周边。新总督公然排斥和疏远李鸿章的那些心腹旧部，找理由上奏皇帝说他们结伴寻欢作乐、腐化堕落。
在张树声的奏折中他控告直隶前总督李鸿章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有亲信立刻把这些报告了给李鸿章，他立即作出两个反击回应。
张总督到甲板上与离去的使臣告别后回到岸上，李鸿章面带嘲讽的塞给他一张纸，说那是刚收到的来自北京的表扬信。张总督没想到是自己的事情败露了，只是笑着接过，却不知那是他自己告发李鸿章信件的抄写本。
这个故事只是李鸿章政敌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一例，这只是李鸿章事迹的一部分。
之后，李鸿章便出发回家。所有军队都降旗下跪悼念其母亲，李翰章和李鸿章带着他们的两个兄弟、二十个儿子、八个孙子在老太太的灵前哀悼，同时在李家的祖先堂摆设灵牌。在场的300个中国人都在灵前磕头表达对总督母亲的敬意。大家一定记得，他的母亲是真正的李氏，李鸿章和其他的兄弟却不是，他们的祖父姓许，被李家收养。在中国收养很常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李鸿章的父母同姓却可以结婚而不被禁止了。即使这样，两个同姓的人结婚还是那么不寻常甚至招人非议，而家里的其他人却什么也不能说。
李鸿章的母亲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人。有时候我真想不到1882年他母亲死后李鸿章竟会发生改变。他那时候60岁了，按照中国的用人制度，在那个年纪该享有退休的权力了。他的妻子和他生活了10年，据说他的妻子也是个聪明的令人难以忘却的人。当时中国的妇女不再裹脚，她们在生存的斗争中不再残缺，如果不晚的话，我们也希望能看到民族巨大的改变。在临退休时，李鸿章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懂他的爱人来帮助他，这可能是他晚年渐渐显出精神萎靡的原因。
次要事件（1884年-1887年）
1884年李鸿章取代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1885年他与醇亲王和外交顾问一起商讨如何确保中国的领海不被侵犯。李鸿章被任命为海军衙门的副总督，醇亲王为海军衙门的总督。他们决定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海军，醇亲王负责管理。李鸿章像往常一样负责筹款。
1882年李鸿章从英国完好无损的购回军舰，为此他得到朝廷很高的褒奖。他说：“迄今，靠征重税来保证军队的供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目前的状况是，罗伯特·赫德爵士提出一个特殊的请求，就是利用一些外事机关来保证军队供给。但是他提倡进一步节省一些毫无意义的花销，他进一步解释声称这不仅是为了确保正常的军队供给，更是为了进一步打造军队的纪律。”他补充到：“外国人都觉得这个政策很鲁莽。尽管这样，船还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安全的买回来了，这些官员们遇到的困难要比外交官们大的多，外交官们只是动动嘴和笔。”李鸿章还创办了一所海军学校，从那时候起，提倡通过平等竞争考试产生候选人和录取学生。为了使醇亲王对他的海军计划感兴趣，李鸿章说服他去旅顺港进行旅行。在那儿，英国的一位海军上校带着仪仗队隆重的接待了他们。起初，醇亲王为之一震，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骗到这里参观外国的军事实力似的。但在随后的实际游玩中这种疑虑逐渐消除，而且看起来他似乎对那位曾在天津见过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于醇亲王几乎没有什么有趣的轶事流传下来。当时醇亲王好奇地绕着汽轮察看，当他到在扇子的背面把它译成了汉语，然后醇亲王差他的翻译官把它送回到了操作室。那个翻译官说，对一个中国的官员来说，那把扇子值好几千两白银，因为中国人给皇族的亲笔字迹赋予很高的价值。他还把美酒、蛋糕赏赐给一些官员，因为之前这些官员感恩戴德的用唱歌和表演来迎接他。众所周知，在他回去的途中，他还写了一系列游记类的诗歌。这些诗点燃了慈禧太后也要航海旅行的欲望，她着手全力准备旅行，直到义和团突然在北京爆发才粉碎了这项计划。
在那期间，李鸿章的北洋舰队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他不得不向朝廷上报两名贪官，其中一位贪污白银达62000两，另一个3万两。后来掌管财政的大臣报告赤字20万两银子，而战舰的购买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当李鸿章邀请人们讨论从开平煤矿到天津铁路局出售股份时，没有人敢支持这个计划，因为铁路和煤矿的归属权一向是归朝廷管理的。正因为李鸿章极力阻止其他一些官员的船只在扬子江上通商，才成功地保住了轮船招商局在北部地区的贸易权，否则情况会更加糟糕。
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李鸿章坚决维护上海织布局的所有权，甚至当他拜访天津印刷厂的负责人时也是那样做的，像个商人一样给那些主管提出建议，指出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等等。除此之外，他还给东北的金矿提出极为复杂的创办计划。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顾及这么多的项目，作为一位穷酸的中国总督，在后来形势复杂的日子里他还是难以做到时时洞悉一切。
这一时期《国际电报公约》签订。该公约规定从彼得堡到海参崴的电报每字不得低于六便士。如果电报能跨界发到中国，这对商人和远东居民将会十分便利。但是大东电报公司和北方电报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允许这样做。所以一直保持到欧洲一个字的价钱不低于一先令六便士，这样中国相关机构每年便可以从中收取10万两白银的收益。如此一来，中国政府看在每年10万两银子的份上才与其他两家私人公司合作。说来也怪，不光英国领事同意这样做，我也回想起亚洲的一家大商会代表也认为电报的价格应该保持在一定水平，另外那些拥有很少资金的欧洲人也被吸引进入中国商界。
1885年李鸿章回到北京后，开始着手处理北方大教堂的问题。慈禧太后觊觎得到教堂的所有权已经很久了。由于教堂高耸的塔顶远远俯瞰皇宫，虽然神父答应未经政府许可永不会增加塔的高度，但这不是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即使是英国的君主也不会喜欢在皇宫的旁边建一个高高的清真寺来俯视自己。
李鸿章派去一位名叫做“神秘人邓恩”的英国人到罗马见教皇，讨论关于放弃大教堂和往中国委派全权代表负责罗马教会使命的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迁出法国租界内，这些人经常利用传教士的问题来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李鸿章几乎没有意识到后者的重要性，当邓恩先生开始发电报探讨这个问题时，他开始恼怒，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是关乎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