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护中国政府的面子时，在挽救同僚的性命时（比如在天津暴乱中），李总督值得赞扬的地方是自他天津上任开始，就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决心，要在管辖之内维持法律和秩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要压制所有排外的骚乱。当他抵达北方时，向百姓贴了一份告示，提醒他们说他手上有个精良的部队，在镇压叛乱方面有过经验，任何不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镇压。不止一次地他证明了自己的言行一致，在他这么多年的任期里，外国人的财产生命安全都没有受到伤害。
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态度正好和他在1867年那份奏折里表明的主张一致，即承认洋人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承认中国长久以来的排外政策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所以应该采取一种顺应时势的妥协态度。总理衙门和其他的大多数总督官员都认为《天津条约》是外国偶然袭击中国的结果，所以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的宽大视角只是洪流中的比他们都了解欧洲人，尽管如此，骨子里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是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
随着李鸿章对世界知识的了解，他之前对欧洲伦理道德的高度评价也发生了改变，戈登对他的影响力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对急切的特许权所有者和地盘抢夺者的质疑。同样地，对于传教事业的看法在他心里也产生了质疑，这是他在70年代的时候从没出现过的。尽管如此，他到去世的时候都对欧洲（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的道德法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不管这种道德有什么缺点，它所培养的官员说出的话都是可以相信的。在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他常常表现出对这种西方式的美德的欣赏之情，他的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真诚的，即使在利用这种欣赏去达成自己目的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处理完残杀法国天主教徒的天津动乱后，李鸿章负责的另一个重要谈判就是关于英国领事馆官员马嘉理被杀一事。这位军官受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之命，为印度政府于1875年组织的一支探险队提供服务，探险队的任务是探索从缅甸进入中国西南部的商业路线。马嘉理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正式护照，却遭到了杀害。他的死亡被证明是一场阴谋，是缅甸国王和中国的云南巡抚岑毓英合谋的结果。
英国政府按照威妥玛爵士的建议，坚持让中国当局负主要责任。从政治角度看，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因为岑毓英在他的管辖内从不重视中央政府的干涉和劝告，此外在中国的体制下，省级高官对发生在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动乱都要负直接的责任。所以威妥玛爵士以英国女王陛下的名义要求岑毓英奉命前往北京，接受渎职罪的审判。如果英国政府和公使馆对中国官僚的基本原则有更生层次的了解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除非是把它作为开战的借口，如同25年后对义和团的处理那样，官僚阶级已经做好了抛弃金钱和领土等一切东西的准备，但就是不能抛弃高贵的阶级尊严。
在天津教案中，法国政府只是要求惩罚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一名知府和一名知州，但在总理衙门递给朝廷的一封密奏中，也将这一要求视为“极其傲慢无礼、万不可答应”。但在马嘉理这个事件里，英国公使为了一个领事馆官员被杀一事就要公开羞辱一个巡抚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阶级。所以即便是京城大街上的人都知道这并没有交战的危险。接着在李鸿章出场之后，使用了一种比总理衙门粗暴的方式更为微妙的方式，让这位英国公使的处境变得越发困难和窘迫。而此前，英国公使的赔款要求被迫成为长久无用的商讨话题。他辛苦奔波的唯一成果就是成立联合委员会，去现场调查马嘉理的被杀一事。中国政府用特有的处理方式，把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湖广总督）和岑毓英委派为该委员会的代表。由这样一个委员会调查马嘉理被杀一事只能让事情发展为没完没了的讨论。
中国人如果不是坚信英国公使定时发出的战争威胁并不会发生，他们是不敢任命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最后，威妥玛爵士已经放弃了任何解决的希望，此外他很想吓一吓总理衙门，如同他声称的那样下决心离开京城，前往上海或者是伦敦通过电报联系。中国政府面对着这样决定性的时刻，便惊慌起来，于是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前去解决此事。按照赫德先生的建议，李鸿章一直在北京谈判的这场没完没了的闹剧中沉默不语，扮演了有效的角色。有个阶段，他（在天津）与英国公使就调查委员会进行了谈判，这个委员会安排了他兄长李瀚章的任命，同时保证政府会严肃地考虑威妥玛爵士的要求。但总理衙门回绝了他的和解政策，事情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马嘉理被杀一事最后以《烟台条约》的签订而得到了解决，这个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进行外交活动的重大胜利。这让人毫不怀疑他以夷制夷和准确判断对手的能力。在他处理此事前，他就是这样在北京进行谈判的，这使云南发生的事件渐渐不可避免地和《天津条约》的修订问题搅和在一起了。
比起对英国官员被杀一事，清政府对条约的修订更加有兴趣，而且签订条约也是列强们关心的事情。在取得这个结果并让问题复杂化后，李鸿章就很容易说服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列强的代表们，让他们对烟台会议上讨论的“商业问题”产生兴趣（英国代表也被骗入这个会议），并且从各国代表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有竞争性的外交官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回报。
通过这些聚到烟台的各国代表们李鸿章了解了情况，也通过中国海关税务司赫德常常从伦敦方面提供给他有用的情报，他了解到英国是绝对不可能在中国开火或是登陆的；事实上，英国方面对这个事情已经非常厌恶，他们会很高兴能有看似公平的方式挽回颜面，了结此事。在李鸿章这方，一旦在马嘉理被杀一事中取得承诺，豁免云南巡抚，他就十分愿意照着惯例赔偿这个英国官员的性命，支付其家属的抚恤金。但李鸿章也提出了条件，即让中国大量增加对印度鸦片的征税，并对外国商品征收过境税。
以中国人的观点看，从上海和香港商会对《烟台条约》所怀有的敌意充分反映了李鸿章的外交成功。上海商会的一个代表说，“《天津条约》清晰、简单的条款比《烟台条约》好得多。《烟台条约》里的条款有模糊的地方，如果为了这些条款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吵来吵去，那么对于《烟台条约》中不明确的条款引发的争吵，恐怕没有人能够活到争吵结束的那天了。”因此，由于英国政策的错误和犹豫不决的结果，再加上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成就，这场由一个英国领事馆官员被杀引起的谈判，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减少《天津条约》中给予外国人的贸易权的契机，并且大大增加了关税收入。
英国商人反对批准《烟台条约》，其批评声一直持续了9年，但中国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在伦敦的曾侯爵和在北京的赫德先生所进行的活动都集中致力于增加税收的关键问题，结果由索尔兹伯里勋爵于1885年7月签署了附加条款，此条款为中国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建立了一个以税收为目的的“国内之国”打下了基础，使得北京很大程度上接近了最终目标--垄断国内的鸦片贸易。
在签订《烟台条约》的时候，李鸿章给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1876年10月5日），上面记载了此次谈判的经过和对马嘉理被杀事件的解决。在和英国代表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并证明了中国官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这样一来，他便能够为未来做出保证了。同时，他抓住机会对国民做出了强烈的警告。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强调了严格遵守条约的必要性，这个观点和他在1867年所宣称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有理由承认这些都是他真实情感的流露。在马嘉理被杀后，总理衙门被迫向各省当局发了一个公告，为的是提醒他们按照条约，持有护照的外国旅游者应该得到保护。李鸿章在这个奏折中这样写到：
“应请旨饬下各省督抚臣懔遵上年九月十一日谕旨，再行严饬所属仰体国家敦睦友邦之意。嗣后遇各国执有护照之人往来内地，于条约应得事宜务必照约相待，妥为保护。若不认真设法，致有侵凌伤害重情，即惟该省官吏是问。并于各府、厅、州、县张贴告示，使之家喻户晓，洞悉中外交际情形，以后衅端自可不作。如蒙谕允，即由总理衙门拟定告示，咨行各省照办。”
李鸿章很清楚，这次中国政府之所以逃避得了报复性的侵略和掠夺，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在它本国附近有更为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他也知道，长久地无视条约，或者再次发生暴乱事件，迟早会让中国在毫无防御的状态下受敌，同时也会失去一些友好国家给予的同情。他知道英国和法国不是困境和危机的发源地，根据他的远见，日本才是一块阴云。日本在1870年还是一个不如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已经满天乌云密布，迫近地平线上。在马嘉理被杀一事发生的同一年，李鸿章不是向威妥玛爵士求助以便收买对台湾疯狂侵略的日本人了吗？他很清楚日本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急于争吵一架，而俄国就要开始对动乱中的喀什噶尔表现出不祥的、侵略性的兴趣。
1874年中国支付了日本的赔款，目的是为了补偿日本远征台湾的费用，按照密吉先生的话，这是“一个真正决定了中国命运的交易，它告诉全世界的人，这里有个富裕的大清帝国，它愿意掏钱，却不打算打仗”。对于那些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的人来说，这个事情显然说明了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文明的先天缺陷，而中央王国接下来的历史便是这些发展中的症状的自然暴露。但是对中国来说此后的10年里是李鸿章经历的美好时光，是一段喘息的时段，在此期间如果中国能够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地位的话，就有可能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与法国的关系
来说，这同往常一样，阻止灾难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
在1874年加尼尔远征之后，法国与安南国王签订了一个条约，1875年5月这个事情通过官方传达给中国政府，得到了恭亲王的正式承认且无抗议。安南国王的臣属如此脆弱，他本人又视野狭隘，直到1882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和京城方面就这份条约做任何沟通。到了1882年，他已经弄清楚有名无实的国王和暴君有各自的优缺点，于是下决心向宗主国寻求帮助以期对抗法国的侵略。
在1874年的条约里，法国政府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建立对安南的保护关系，中国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些条约和维护宗主国的古老地位是不能兼容的，而这种地位是安南的进贡使团到现在为止一直承认的。但是他们缺乏勇气也没有实力来承认这个问题，所以就让事态照着“等等看”的原则发展下去。
随着法国一步一步的侵略，中国由于不采取行动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最后，河内要塞的沦陷（1882年4月）终于迫使中国采取了措施。于是中国方面派军队与非正规的“黑旗军队”合作，后者是一个地方部队，在河内发动过一些游击战，取得过一些胜利。之后的战争和谈判是十分拖沓的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直到1885年4月才结束一切，和平才得以恢复。这方面的记述，中国历史方面的学者能够从科迪埃的书中得知，即《中国关系史》的第二卷（巴黎，1902）。
在整个事件中，李鸿章扮演的是引人注目的和事佬角色。确实在外交冲突的很多阶段里，他都大胆挺身而出，反对总理衙门和京城主战派的政策和做法，对敌人对朋友都很坦率地宣称他不赞成中国驻巴黎公使曾侯爵笨拙的强硬态度。但是，实践证明他的和平政策是明智的，有远见的，最后他的朋友和敌人也承认了这一点。如果他的政策没有受到总理衙门愚蠢的错误的影响，如果他于1884年5月和海军上校福禄诺签署的条约能生效的话，中国可以省下一亿两银子，而法国就会少打一场没有多少荣耀的战争。
1882年年底的时候，李鸿章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功，他诱导了法国公使宝雷签订了一份协议（上海，12月20日）。根据这份协议，作为对中国部队撤军的补偿，法国保证正式承诺尊重安南的主权和领土。河内被一分为二，一方是法国势力，一方是中国范围。但是这个协议被法国政府方面拒绝了，宝雷本人也被召回。法国拒绝承认中国介入安南事务的权利，或者中国在河内行使宗主国的权利。
关于此事李鸿章的胜利更加值得注意，因为他知道宝雷也许已经猜到恭亲王和京城的主战派会拒绝这个协议，那样的话李鸿章的境地就会非常不堪，可没有想到的是法国公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三个月以后，李鸿章从北京方面奉命通知法国代表，中国坚决不同意在附属国的事务中遭到忽略；安南国王的特使刚到达京城寻求保护；中国军队已经奉命重新进驻之前在河内的驻地；李鸿章本人要奔赴广州出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因此法国驻河内的公使立刻采取行动加强了法国在交趾的军事力量。事态看起来似乎是李鸿章被迫违背自己的心愿，为了军事敌对行动而放弃外交战场了。到了4月份，法国议会投票表决通过了提议，即给河内方面增拨550万法郎作为海军军费，德里古先生从日本东京调往京城，代替之前的宝雷公使，奉命“友好而坚定”地同中国政府交涉。
德里古先生于6月6日抵达上海，在那里会见了李鸿章，此时后者正假装前往广州接受军事指挥官的职位。李鸿章一度采取好战的姿态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种态度与他之前的态度是相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去南方一事不过是“虚张声势”，目的就是利用京城的主战派吓唬一下法国政府。但他并没有往前行动，到了上海就停了下来。德里古先生在7月20日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坚定的态度足以让他在这里待上一个月，能阻止他前去接受南方省份的指挥官一职。”德里古先生建议政府在这个关键点上尽心尽力，封锁安南沿海，并增援部队去河内。此外，曾侯爵在巴黎密切配合京城的主战派采取措施，从一开始就动摇李鸿章的和解政策，他现在通知总理衙门，说法国议会和媒体都不愿意在远东地区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