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朱子晚年定论》是一本穷凑合的书，勉强写成，内容并不怎么精彩，但内里却是阳明先生的一番苦心。他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这样说：“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自己也承认这本书的内容多是拼凑出来的。而对于后世人因为《朱子晚年定论》这本书而骂阳明先生，说他滑头，在学术上搞宗派，说他诋毁别人抬高自己……阳明先生已先料到此结果，特意引《诗经》中的名句送给这些后生们：“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意思也就是懂我的人知道我是心忧天下，不懂我的人，会说我是阴谋诡计、个人目的、学术宗派，而我王阳明无话可辩，只是任他们说去。
王阳明硬编出一本《朱子晚年定论》，其目的是要打破理学的学术垄断，希望引发一场争论，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如他所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道理，不在天子的嘴里，而是公道，是人民的意志。思想，不是“朱子之学”、“孔子之学”、“阳明子之学”或者其他“某某之学”，而是公学。这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资格来参加这场哲学大辩论。只要我们还活着，还在思考，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强化良知，投身公道，参与“公学”，千万不要置身事外。因为置身事外者，必被别人愚弄。
到底“理学”错在何处，以至于王阳明要以一部《朱子晚年定论》向理学宣战呢？这里就要说一说朱熹老夫子了。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又称考亭先生，是南宋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尤其以《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最出名。而所谓“四书”，即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学经典。其中《大学》一篇被朱熹格外重视，认为它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大学》里有这么一段话：“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对这段话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古人为学次第”，把古人“成圣”的过程比喻成一个台阶，必须依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次序一级级攀登上去，才能达到成功。
为了印证自己的思想，朱熹又专门作了一篇《格致补传》，其中有一句名言：“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朱熹这段话被后世学子们引为教典，而其中“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一句，则可谓触目惊心。朱熹竟是要求学子们要让读书人把全天下所有的“理”都弄明白，达到“至乎其极”，到这时就能“豁然贯通”，从而达成“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
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朱熹又对“知”和“行”这一对概念做了与众不同的阐述。
知与行，这是古代学子特别重视的一对概念。在《尚书》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认为“知行”并举，而行比知更艰难些。之后孔子、墨子、荀子诸家都对“知行”问题做了探讨，大抵认为知行并重。
可朱熹却偏偏另辟蹊径，提出了“知先行后”的新理论，使“知”与“行”的关系有了明确的先后、高下之分：“知”高于“行”；“知”重于“行”。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天下的事物多到无穷，道理也多到无穷，这世上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如此一来，朱熹实际上用他的学说，堵塞了天下读书人的“成圣”之路。
因为儒家学说出来了一对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儒生们眼里看着“圣人”，耳朵听着“圣人”，嘴里读着“圣人”，心里想着“圣人”，似乎圣人境界就在不远处。可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使他们永远不可能接近圣人境界，更不要说达成这一境界了。
有没有圣人？有！读书人做不做得到？做不到！
于是“圣人”成了幌子，成了“彼岸世界”，而儒家学说也就此变成了一种宗教，我们可以称之为“儒教”。好端端一个儒学被后人搞成“儒教”，圣人也一变而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佛”，岂不可悲？
这就是王阳明对朱子理学的指责：支离。
正是针对理学这种“支离”的毛病，阳明先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并说出了一段极有魄力的话：“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
“惟务求仁”，这是阳明心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四个字使得儒学绕过了“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学术悬崖，重新回到了孔孟时代，也回到了儒家学说的本源。
对于圣人境界，孔子说得很清楚：圣人境界是人人都可以达成的，只要做到“仁者，爱人”。在《论语·雍也》里，他也明确说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话，而且按孔子的说法，这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能做到这个境界就已经达成“圣人”境界了，连尧、舜、禹这些传说中的“圣王”都不在话下。
孔子对圣人境界早已给出了如此清晰的界定，循着他的话头儿，回过头来再看《大学》里这段被朱熹称为“为学次第”的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说来说去，无非是在说“爱人”、“立人”、“达人”而已。
对孔子的思想王阳明理解得最透彻，在《答季明德书》一篇中，他说：“若仁（即王阳明）之不肖，亦常陷溺于其间者几年，伥伥然自以为是矣。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他毫不客气地指责那套“理学洗脑术”是“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王阳明指责理学这套“为学次第”的骗人把戏，是因为他自己就曾深受其害。
王阳明从小就是个心怀大志的人，十二岁时就对私塾里的老师说，读书考科举不是第一等事，只有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虽然这只是一句充满稚气的孩子话，可这话也真是难得。
十七岁这一年，王阳明到南昌迎娶夫人，回程中拜访了江西大儒娄谅。交谈中，娄谅的一句“圣人必可学而至”大大地刺激了王阳明，于是回家后不久，很快就闹出了一桩荒唐的公案：“与友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格去看，友格了三日，便劳神致疾，某说他精力不足，因自生穷格，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流传很广，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因为“格竹”的结果是王阳明和小伙伴“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
“圣贤是做不得的”，这正是统治者借着“朱子理学”给天下读书人挖下的陷阱。年轻的王阳明也曾深陷其中。
《大学》中“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一句，按朱熹的解释是：要想意志坚定，就必须知识丰富，这个解释显然不通。可按王阳明的解读，“欲诚其意先致其知”的“知”就是良知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要想意志坚定，必先肯定自己的做法合于良知”，这个解释非常通顺，毫无争议。
既然已经看出理学“包藏祸机”，王阳明当然要将学术引向正路，于是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来与理学对抗。但当时的学子们已经被旧的学说洗脑，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抱怀疑的态度，包括王阳明的弟子徐爱都曾提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的，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的疑问。
对此，王阳明的回答非常有力，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并进一步对徐爱解释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回答了徐爱的问题还不够，王阳明又举出更明确的例子：“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几句话说服了徐爱，并被记录在《传习录》里。
徐爱虽然对“知行合一”有疑问，毕竟容易说服。可在当时，拿“知行分明是两件事”来质问王阳明的又岂止一个徐爱？各种各样的质疑、解释，一问一答，在《王阳明全集》里随处可见，其所提的问题在现代人看来真是荒唐可笑，甚而无聊。可在当时向王阳明提问甚至发难的，无一不是大学者，这些大学者都被理学的“格物穷理”思路紧紧缠住不能脱身，无法理解“知行合一”，无法明白“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真是让人既惊讶又伤感。由此可知在王阳明的时代，这位心学宗师想要用“良知”唤醒世人，是多么迫切，又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在与理学的辩论中，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始终没有占到上风。不是因为他的学说论据不足，而是因为质疑的人太多，力量太大，太强横了。到最后，皇权发威，干脆把阳明心学禁止了，涂改了，又把它歪曲成了“禅”，解读成了“归寂”，成了“主静”，剖析成了“现成良知”、“知解良知”、“本体良知”、“发用良知”、“本然良知”……种种样样，却没有一个是阳明的原貌。
也不稀奇，当年孔子的思想也曾被后世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成了一道骗人的幌子。王阳明的遭遇，不过是孔子遭遇的重演罢了。
王阳明是个像孔子、孟子一样的勇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路向前突进。在提出“知行合一”之后，他用了十多年时间苦苦探索，又提出了更高级的“致良知”理念，既而说出了那句“满街都是圣人”的大道理。至此，王阳明这位心学宗师已经突破了统治者设下的思想樊笼，打开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哲学大道。
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道理明白，未必就站得住脚。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阳明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荆棘路。当他的思想突破“愚忠”之时，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将遭到来自朝廷的摧残。
王阳明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刻，也由此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