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样的作品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孟浪自己也认为，这是他年轻时进行“现代诗”或“后现代”创作的极端例子。当然，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是见仁见智的。关于孟浪某些作品的“晦涩”和“变化”，著名评论家唐晓渡说：“孟浪的诗始终呈现出某种激越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根植于彻底的不妥协精神：既不向世界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更不向虚无妥协；但这丝毫没有、似乎也不会影响其与生俱来的飞翔品质。孟浪式的飞翔和优美无关，而以大气、尖锐且富于变化取胜。”这样的作品，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够领会，必定会出现“读不懂”的抱怨，我甚至听到一个据说也写些分行文字的中年人对孟浪大加鞭挞，说“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西”云云。
我个人也不欣赏孟浪当年的极端探索，并且认为这种探索如同他的名字所承载的含义：“鲁莽，轻率，大而无当，不着边际。”但这有什么要紧呢？只要诗人还在探索，他总有成功的可能。因此，我想花一些时间在这篇文章里发一些与“读不懂”有关的牢骚。关于诗歌的状况，有一种似乎已经十分普遍且深入人心的意见，那就是诗歌不行了，没人读了，写诗没前途，诗人都是神经有问题的人，不合时宜的人，诗歌是死是活与“我们老百姓”无关……我不想列举事实来证明这些论点的正确性，也不想指出其哗众取宠或夸大其词之处，毕竟，希望通过一篇小文章来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想说，阅读一首诗是需要准备的，诗歌不是琼瑶的小说，不是《读者》上时常刊登的“人生哲理”，作者想告诉你不可能让你在字面上轻松地得到，你想得到阅读快感，需要付出脑力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作出思考。
按说，读不懂诗歌，要么虚心向人请教，要不就保持沉默，既不莽撞，还可以藏拙。可悲的是，一些习惯了小故事小噱头的读者无法容忍竟然还有让自己茫然不知所以的事物的存在，他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愚弄，要挽回面子——尽管没有任何人认为那是丢面子——于是，他开口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洋不洋土不土的，简直是垃圾！他还会举例说，某首诗中的一句“幸福太巨大了，我背不动”（诗人江一郎的诗句），这不是废话吗？幸福是一种感觉，又不是什么具体的事物，怎么能够背呢？然后他得意洋洋地咧嘴大笑，自以为掐住了诗歌的“七寸”。更恐怖的是，他会在所有可能谈论“文学”的场合添油加醋，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读后感”转告给他的同事、下属或朋友。可以想象，肯定会有一些无论智商还是性情都与此人相似的人，他们乐于充当先知和“真理传播机”。很快，“诗歌不行了”的说法四处弥漫。这是当前社会最普遍最可悲的事情。
对诗歌最致命的打击来自诗人本身。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它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不断地变化着，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模式。遗憾的是，别说普通读者，即使是很多诗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常常拿数十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诗歌形式和内容来要求现在的诗人，所得到的结论自然是南辕北辙。如同前文说到的那个中年诗人对孟浪大放厥词，一次笔会上，一个也曾经写过几首诗的“著名诗人”在发言中自始至终对青年诗人的探索——其实在同龄人看来也算不上探索，只不过在诗歌中运用了几个技巧而已——横加指责。如果他的指责言之有物也没什么，遗憾的是此老的每一句话都是空泛无味，拿三十年前的艺术观念来套当今的艺术创作。在座者面面相觑，又不好意思将其轰下来，只好不停地鼓掌。而此发言者显然误解了人们的掌声，于是说得更加起劲……
毋庸讳言，诗歌本身也必定包含着许多不成熟的东西，有的是诗人本身的素养问题，有的是具体诗歌的技巧处理问题，有的是诗歌内涵的深浅问题。诗人与其他行当的从业者一样，会犯各种各样的生活错误和写作失误。对错误的批评是必须的，而作为一个读者，你可以无视诗歌的进步，可以不关心诗歌，远离诗歌，远离诗人，只要你保持沉默，不要无原则地散布“诗歌死亡论”，我想，诗人们对你已经是感恩戴德了。因此，对那些自以为是的读者，诗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请你闭嘴。
四
还是回到孟浪的诗歌上来，事实上，孟浪也很清楚自己的探索方向，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尝试，终于修成正果：“我没有过多着迷于此类‘反诗歌’的形式游戏。后来的发展，随着我对‘空白’和‘错位’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下述的状况便愈演愈烈：我的诗作很容易让读者处于持续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的被挑战的境遇。我无意开罪读者，但我绝难放弃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律令’，所以长期以来我安之若素。”（《没有妥协的余地》）
那么，我们面对一首自己读不懂的诗歌时，能否平心静气一些，也想想自己是否存在着理解能力上的不足？
2003年1月7日，我神差鬼使地进入了一个叫“上海热线”的网站，又神差鬼使地看到该网站首页的一则新闻，说上海著名诗人某某要在上海书城签名售书。文章中关于某某的介绍让我大吃一惊：素有“悲情诗人”之称、号称“当代徐志摩”！我习诗十年，竟然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人物，真是孤陋寡闻。赶紧找上海诗友询问，上海诗友也茫然。到网上查询，才从有限的几条信息中得知“当代徐志摩”是开饭馆的商人，“身家上千万……事业如日中天，但工作之余不忘辛勤笔耕”。
商人写诗，避开质量不谈，有这份爱好实属难得。只是想起“当代徐志摩”这顶高帽，想起孟浪、宋琳等实力诗人在那段时间的沉默或淡出，我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悲凉。
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
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
灵魂总有栖身之所
在茂盛的黑暗深处
像一株麦穗，逃亡者倚住
窄窄的梯子，悄无声息地生长着
——《花卉的时间》（节选）
王寅
1962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王寅诗选》、随笔集《刺破梦境》等。诗作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等大量选本。现居上海。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是诗坛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几天，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诗坛潜藏多年的两种写作流向发生了激烈冲突，诗坛由此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阵营，前者的代表诗人是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后者则以于坚、韩东、杨克、伊沙、徐江、杨黎、沈浩波等为首。评论家程光炜、唐晓渡、谢有顺、沈奇等也都尽力为各自“阵营”摇旗呐喊。此前出版的《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因被称为“导火索”而一举成为世纪之交最为著名的诗歌选本。
因论争双方都是“朦胧诗”后颇有影响的诗人，而且双方的诗学观念各有建树，因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个概念逐渐被文坛接受。但严格地说，即使排除两大“门派”之间的口水仗和谩骂成分，这种划分也相当武断，不甚科学。虽然诗歌观念在分化，但诗歌说到底只有好和坏之分，命名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记忆的外在之物，如同这次研讨会被俗称为“盘峰诗会”一样。后来“民间”也进一步分化，分为真民间和伪民间，由此也可证明两分法的片面性。由于大量媒体的介入，这种分类方式还对另外一些写作者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批诗人开始另立门户，展开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
盘峰诗会后，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参加诗会进行“身份认证”的诗人也在读到宣传文章后自动“归队”，争当“知识分子”或“民间”的候补队员。2000年，我去外地参加诗会，由于生性喜欢扎堆，我在房间和两个诗人聊了十多分钟后，便跑到另一个据说住着“民间立场”代表人的房间认识新朋友。待我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一个诗歌写得比较“知识分子”的诗人很不解地问我：“你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我一愣，反问道，难道来这里玩也要“分边”吗？那个朋友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自然知道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他潜移默化地认同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分法是毋庸置疑的。可笑的是，当地一家电视台为这次诗会做的节目也口口声声“知识分子”和“民间”。不知是不是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的目的，该节目甚至安排了一个莫须有的对立面，说这次诗会由于“知识分子”诗人的集体拒绝参加而形成了“民间”诗人唱独角戏的局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后，哭笑不得，然后是深深的悲哀。
我这样花了一大堆笔墨写一个诗会是有原因的。我想告诉人们：在“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之间，还有优秀的人物存在。
王寅就是一个。这个游离“文坛”的隐逸派大侠，是“用作品说话”的典型人物，他的《朗诵》、《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灵魂出窍》等诗歌和他一起，已经成为新时期诗坛不可或缺的存在。
一
1992年冬天，我从《诗歌报》上读到了王寅的随笔《复得的诗歌》，文中描述了一件小事：在扬州的一个书店，无意中从一本诗选中读到自己十年前写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仿佛第一次读到这首诗那样，其中的和谐与不足都令人感动。于是，诗人翻出自己所能找到的十年来写的诗，并为自己当时能够写出那样的诗歌而惊讶。
事实上，惊讶的何尝是王寅一个人呢？我想，凡是阅读过那篇文章的诗人也会惊讶不已，进而牢牢地记住了“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几个字。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王寅的创作的，此前虽然见过这个名字，但并不怎么在意，毕竟当时年纪轻道行浅，在阅读和写作上都只知道跟在别人的后面走，没有自己的方向。
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
布拉格湿漉漉的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
你的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
党卫军雨衣反穿
像光亮的皮大衣
三轮摩托驶过
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
雨还在下
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
在电线上追逐
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
我想起你
嘴唇动了动
没有人看见
上面这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堪称“一出现就成为经典”的诗篇，它已经与“王寅”这个名字具有等同的分量，甚至可以相互混用。在诗歌界，只要一说起“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人们马上会想起“王寅”，反之亦然。
如题目所言，这首诗写的是电影内容，言辞间也颇有画面感。这部捷克电影是哪一部呢？据诗人小引介绍，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但这部影片是南斯拉夫的而不是捷克的。后来我又看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拍摄的《萨拉热窝谋杀事件》的简介，似乎也符合这首诗的内容。而据王寅发给我的邮件，这部影片是完成于1960年的《更高原则》，他并非不记得片名，而是当时受美国诗人勃莱和赖特的影响，偏爱用很长的陈述句作为标题而已。这几部电影我都没有看过，诚为遗憾，好在不管标题如何，对我们理解这首诗的内涵都不太重要。
前两句“鹅卵石街道湿漉漉的/布拉格湿漉漉的”有两个作用，首先，是客观地写景：整个画面的底色是“湿漉漉的”，一派阴森肃杀；其次，是为了与紧接着的第三、四五句衬映。
“公园拐角上姑娘吻了你/你的眼睛一眨不眨/后来面对枪口也是这样”，高危环境下的爱情之火，并没有因为环境的阴沉而改变。由此带出了这首诗的主题：战争、信仰与爱情的关系，同时强调了感情的力量。
紧接着，镜头更换，气氛更为紧张：“党卫军雨衣反穿/像光亮的皮大衣/三轮摩托驶过。”对恶的描写，简洁，坚硬，对应了统治者和国际机器冷酷无情的性格。而“雨衣反穿”，既对应了天气的“湿”，也表现出了党卫军飞扬跋扈的嘴脸。
因为战争，死亡已不可避免，诗人把笔对准了一个细节：“你和朋友们倒下的时候/雨还在下/我看见一滴雨水与另一滴雨水/在电线上追逐/最后掉到鹅卵石路上。”写的是雨，也是另一种液体——我们回到诗歌的开头，那一再强调的“湿漉漉”，何尝不是受欺压者的血和泪？
最后三句，“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里面的“我”，比前几句有了更宽广的阐释价值。“我”既可以是诗歌中幸存下来的恋人中的一个，也可以指作者本人。一切都在宁静而不为人知中进行着，包括爱恋、杀戮与缅怀。本来，按照常规，经历了如此大劫难的人，表现会极为冲动，即使稍嫌夸张也能为旁人谅解，但“我”没有这样，只是把巨大的激情深藏在胸中，表情平静无比。然而，尽管仅仅是“嘴唇动了动”，而且“没有人看见”，但因为有了前面的多角度的铺垫，读者足以感受得到蕴涵其中的情感强度。在写作技巧上，诗人也表现得极其机智，利用含蓄而高妙的文字，将惨烈而沉重的题旨看似不经意又精心地刻进读者的心壁。因此，诗歌虽然短小，却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如此笔力，非一般作者能为之。
整首诗，诗人惜墨如金，句子短促、简练而富有力量，表面上似乎是单纯的写景，实则情在景中，意在言外，充满暗示。诚为佳作。
二
关于王寅的经历，我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只有王寅与诗人杨子的对话文章《我又一次说到风暴》以及陈东东在《收获》、《天南》杂志发表的相关回忆文章。杨访谈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披露，因此可以想见，它将成为研究王寅的生活和创作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后来者，我自然也无法绕开。
据这篇文章介绍，王寅很早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写作才华，在读中学的时候，就用赋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给爷爷看。爷爷看后，很是惊讶，就回信说，没有想到你还是很有写作天才的，但是考虑到以后的生计，你还是要学好数理化。而王寅则认为自己数学成绩太差，不可能把数理化弄上去，他想，既然要考大学，还是读文科更有把握一些。于是，在读文科还是读理科方面，王寅与家里的长辈一直有分歧。直到王寅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家人的心才放下来。
在王寅的记忆中，作为中学老师的父亲和他的关系相当有趣，他一方面反对儿子写诗和看文学书，自己却也喜欢阅读。他经常买文学书回来，其中包括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这样一来，王寅往往可以先睹为快。
尽管反对王寅写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寅的父母还是逐渐理解了儿子。当王寅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送给父母的时候，父母非常高兴，要儿子在扉页写字。王寅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人还写什么字？父母说：你不写，人家还以为是我们从店里买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