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蓄势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脚正不怕影子斜，身为领导者走得正、行得端，就不怕小鬼难缠。所以领导者应时时不忘修炼胸中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领导者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其中有的人可能就对你没安什么好心，瞅准机会就要背后给你一拳。对于这样的人，领导者必须防字当先，以蓄势待发之态对外才行。
以屈求伸，并不意味着败，而是力量薄弱，身处逆境中的竞胜之道。古往今来，无论取得了多大成就的人，很少能总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每个人都有他屈身的时候。就屈身而言，有的人只对他的荣辱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屈身，有的人则可能向大众利益屈身。从社会现实来看，人们可以钦佩或鄙夷某一种“屈身”行为，但是不同的“屈身”行为，确实是决定人们是否能够有所作为或取得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
成就一方霸业的曹操就很善于掌握屈与伸的分寸。
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献帝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时，由于曹操没有地盘，便只好做英雄屈身之举。他在准备起事的过程中需争取陈留太守张邈的帮助，起兵后在给养等方面也须仰仗张邈的接济，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对张邈屈身以事之，并主动接受张邈的节制。不久，曹操随张邈来到酸枣前线，代理奋武将军之职。
和后来成大事的其他人一样，曹操一方面屈身于张邈，受他的领导和节制，另一方面也在乘机积蓄自己的实力，以为后来开辟自己的天下创造条件。
曹操前往酸枣途经中牟时，该县主簿任峻率众前来投附。曹操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骑都尉鲍信和他的弟弟鲍韬也在这时起兵响应曹操。鲍信是个颇有见识的人，董卓刚到洛阳时，他就劝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心怀不轨，如不早想办法对付，将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疲劳的机会，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兵。鲍信见袁绍不能成事，便回到家乡泰山，招募了步兵二万，骑兵七百，辎重五千乘。曹操刚在己吾起兵，鲍信便起兵响应，同时来到酸枣前线。曹操和袁绍推荐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当时袁绍的势力最大，不少人趋奉他，独鲍信对曹操说：
“有大谋略的人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个，能统率大家拨乱反正的，只有您一个人。而那些刚愎自用的人，即使一时强大，最后也是要失败的。”
于是同曹操倾心交往，曹操从此也把他当作知己看待。
当然，曹操对他所“屈身”的人也不是不尽心负责。当他看见各路义军十余万人，每日只是宴饮作乐，不思进取，感到非常愤慨，忍不住加以指责，并就诸军如何调动安排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
“勃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驻守孟津，酸枣诸将驻守成皋、敖仓、太谷，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驻守丹水和析县，并开进武关以震慑三辅地区。大家深沟高垒，不同敌兵交战，多虚设疑兵，以显示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敌，天下很快就可以平定。现在大家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起兵，如果心怀疑虑不敢进兵，会使天下的人感到失望。我实在为大家的举动感到羞耻！”
孟津、成皋、敖仓、太谷、丹水、析县、武关大都是形势险要，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些地方驻兵，不仅可以对洛阳形成半包围的态势，而且还可以震慑三辅，动摇驻守长安的西北军的军心。这是一个可以遏制敌人，进而寻找战机、打败敌人的方略。而且，这个方略只要求布为疑兵，并不马上出击，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到了关东诸军企图按兵不动、保守实力的心理。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施行这个方略应当说是切实可行的。但是，曹操虽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到了言辞激切、义形于色的地步，张邈等人还是我行我素，对曹操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但是，英雄终究不能久居人下，其志向、所走之途径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当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员，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而北归后，不再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同驻扎在那里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企图对袁绍施加影响，使局面改观。但结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许多问题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绍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针锋相对。
所以当袁绍私下派人说服曹操让其归附他时，曹操也不置可否，后来，随着袁绍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曹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加快发展个人实力的步伐。以后同袁绍的关系则更是若即若离，到曹操迎天子于许都，袁绍由曹操的“上级”变为了他的“下级”时，曹操鉴于自己的实力，也还没有和袁绍闹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战前，双方才成为“两虎相斗”的“对头”。
[智慧方圆]只要胸中有上壑，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从不怕暂时委屈自己，因为他知道，没有这一时之屈便不会有出头之日。所以，他总能对局势洞若观火，内不失方寸，外不失圆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