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心理创伤的学者都不能不研究分离，分离是遭受创伤后的个体几乎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分离体验一般与个体的创伤性经历有关，尤其是高分离体验，它与个体的创伤性历史具有更高的相关。现在，分离和创伤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分离在临床症状上有三个易混淆的概念：分离性体验、分离性症状和分离性障碍。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复杂。
19世纪末的著名学者Janet通过对大量癔病患者的观察提出了分离概念，用来阐述癔病产生的机制，其中躯体化症状被视为一种心理与身体分离的结果，而导致这种分离的原因就是创伤。Freud在他早年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并将导致癔病的创伤性事件确定为童年期的性创伤，不过他后来改变了观点，不再看重创伤事件的作用，但依然强调这类躯体症状是无意识冲突的结果。受Freud观点改变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儿童创伤与精神障碍的关系一直被忽视。直到“越战”后，对创伤的日益关注才使人们重新回到Janet的观点上，此时研究创伤与精神障碍的关系成了热门，创伤与躯体化障碍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在过去的20多年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躯体化障碍与PTSD有密切关系。创伤，包括儿童期的创伤，对躯体化障碍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2.1.1 分离的含义
分离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指一部分心理活动或行为过程与其他心理活动分离，它是行为状态之间的跳跃或者非常明显的一种深层断裂（Putnam，1997）。意识可以发生分离，如心因性遗忘；人格的同一性可发生分离，如多重人格；丧失习惯了的现实感，如人格解体；发生于运动性行为的分离可以表现为心因性神游等。“分离”（dissociation）一词来源于希腊文，“dis（of）”，中文意为“拆分、拆开”，“sociative”（unite or connect），中文意为“联合、连接”。因此，分离意味着使分开、分裂或者拆分一些有共同特点的元素，联合是它的反义词。
美国精神病协会对“分离”的定义是记忆、意识、身份和知觉在环境上的中断（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4），也表明情感、行动和其他的身体机能的混乱。Bernstein和Putnam（1986）定义“分离”为“思维、情感和体验的不能正常的整合到意识和记忆流去”。“分离”最初被用于癔病，原本是与“转换”并列的表示癔病发生机制的用语，前者指作为心理反应，部分心理活动从统一的精神机能中分离出来（意识分割）的情况；后者是指个人将无法化解的痛苦表象及过去事件的记忆“压抑”于意识之下，使得自身出现症状转变的情况。在新精神分析学派影响下，传统的“癔病”概念逐步被“分离”替代。
分离既是一种防御机制，也是一组散见于多种精神疾病的症状群。分离性症状具有隐蔽性，容易误诊和漏诊，从而影响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时，分离的一些症状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相关性。因此，在国外，分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分离常被用在思想与行为障碍的诊断上。
是否分离是人们常说的跳跃状态，是一种特殊状态，或者只是一种功能性（而非心理上的）分离。综合所有定义可以看出，分离使记忆、技能、情感和其他知识被切断，而且以一种难以通达的方式存储。
2.1.2 分离性体验、分离性症状和分离性障碍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分离是一个广泛存在的连续谱，即分离包括正常的分离性体验、病态的分离性症状和严重的分离性障碍，这是分离在临床症状上三个易混淆的概念。
分离性体验（dissociative experience）包括白日梦、睡眠状态下的梦、走神、入静、催眠状态、超常体验、疲劳状态下的人格解体或现实解体、迷失在电影和书中而不知时间流逝和周围环境的变化、白日类催眠状态等。分离性体验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不受社会心理因素的限制，但并非所有的分离性体验都是病理性的，只有在分离性体验达到一定的程度（如该体验的数量、持续时间、发生频率）时，或者由社会心理因素引起的重度精神创伤，或同时伴有其他精神症状等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病理性分离，如分离性体验出现的频率增加、持续时间延长、症状加重。
根据美国DSM-郁中的表述，分离性症状（dissociative symptom）是指意识的整合功能的瓦解，比如记忆、身份和对环境的知觉出现解离。一般来说，分离性症状包括5个核心症状群：遗忘症、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同一性混乱、身份转换。分离性症状可见于多种精神疾病，如边缘性人格障碍、摄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躯体形式障碍、性功能障碍、抑郁症、物质滥用。但当精神疾病是以分离症状为主时，就成了分离性障碍。
分离性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是指以分离性症状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精神疾病，“个体的意识、记忆、身份识别或环境感知等本应整合在一起的功能”出现解离而导致的各种障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DSM（1980）及ICD-10（1992，国际诊断分类）。DSM-郁提出5种分离障碍：分离健忘症（不能回忆个人生活历史方面的能力）、分离记忆丧失症（如突然从家里离开，不能回忆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混淆）、人格解体障碍（个体持续性地感觉到自我与环境的分离）、分离身份识别障碍（先前被定义为“多重人格障碍”，特点是有两种或多重人格同时控制个体的行为）和非特定的分离障碍（分离性症状不像其他障碍那样典型）。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承认，“所有这些分离性障碍的共同特点通常是意识、记忆、身份或者环境知觉的整合功能被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是突然形成的，也可能是渐进的，可能是瞬时的，也可能是慢性的”。此外，DSM-郁承认分离性精神病的存在，高水平分离也被认为与暗示感受性有关。
分离性体验与创伤性经验相连；分离性体验伴随其他相关症状时就成了分离性症状；而分离性症状既可以主要表现于分离性障碍中，也是其他精神疾病的主要症状，分离性体验、分离性症状、分离性障碍在人群中均有广泛的发生基础。
2.1.3 分离与心理创伤
有关分离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半叶，主要涉及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大领域。在精神病学领域，早期的资料大都来源于对癔症和催眠的研究。Janet和Freud基于各自的临床所见，分别创建了自己的学说。Janet在其著作《心理自动症》中第一次提出了“分离”这一概念，指某一观念脱离全体系统而独立，并指出这种意识的分离就是癔症发病的机制。Freud则创立了其意识和人格结构理论，并提出了“力比多（libido）”概念。与此同时，在神经病学领域也有一些原创性的发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Hughlings Jasckson基于对癫痫和失语症病人的研究，他使用了“解离”（dissolution），并提出了“梦样状态”，以说明意识分裂。
Janet（1889）做了大量高分离性体验与创伤性历史的相关研究。现在，分离性障碍和创伤关系的研究也日益增多（Di Tomasso＆Routh，1993；Chu＆Dill，1990；Sanders＆Giolas，1991；Miller et al。，1993；van der Kolk et al。，1991；Putnam＆Trickett，1997）。
在精神病治疗上，分离一直为人们所了解。很多研究者提出，分离是对创伤性体验所造成痛苦影响的防御。Jenet（1870）在巴黎的Salpetriere医院负责心理实验室，他第一个对严重的心理创伤和身体症状之间的联系进行命名，如惊厥、瘫痪以及分离（“解散聚合”）。分离性症状一般被认为是由儿童期遭受虐待的记忆所引起的。Janet指出，如果想治愈创伤，只有再次把创伤性记忆恢复到意识层面。19世纪末，对创伤、分离以及心理创伤的躯体症状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Freud在对“歇斯底里”的女性病人的治疗中开始广泛使用分离理论。
分离所指的意识与记忆的正常联结过程的隔断，即思想、感情、经历无法整合到意识流，被现代研究认为是一种对创伤经历保持无意识的机制，如“高速公路催眠”现象，即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出现明显的意识恍惚现象。分离导致“认识孤立”，它是指个体将部分经历或全部经历从可持续体验的经历上分离出来，形成不受经历影响的一种独特的认识。在一个有800名成人被试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背叛创伤（包括性虐待、身体虐待和照顾者实施的家庭暴力）比非背叛创伤的分数更显著地与分离体验量表（The Dissociative Experience Scale， DES）的分数相关。
目前，对分离的研究已经更多地扩展到了认知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当中，许多研究者都从注意和记忆等方面探讨分离的临床病理机制，对分离个体的研究则更多地从临床的分离障碍扩展到了亚临床的高分离体验个体（High Dissociators， HD）。研究者认为HD样本比较容易获得，并且不会受治疗用药和治疗进程的影响，结果也会对各类分离障碍和具有分离症状的各类精神疾病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许多研究表明，分离可能会导致个体一些基本认知功能的改变，如注意和记忆（Cufffe， Mc Cullough＆Pumarlega，1994；De Prince＆Freyd，1999；Freyd，1996；Hunter，2001）。记忆问题在分离和PTSD上都表现得很突出，在DSM-IV中，分离认同障碍写明“不能回忆重要的个人信息，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能被一般的遗忘所解释”（APA，1994）。PTSD包括几个相关症状，没有记忆能力以及创伤性事件的侵入性记忆，包括“不能回忆创伤的重要方面”和“反复性地和侵入性地对发生事件的痛苦回忆”（美国心理治疗协会，1994）。研究者一直试图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分离，如临床分离障碍患者或高分离个体常常出现健忘症、选择性遗忘、记忆模糊等记忆损伤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分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淤流行病学调查；于分离与创伤的关系；盂分离性障碍的诊断效度问题。其中，流行病学调查主要研究普通人群、特殊人群（如性工作者、暴力倾向和遭受暴力者、吸毒人员等）和其他精神疾病中分离性症状和分离性障碍的发病率。不同研究所提供的发病率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研究人群不同，使用的工具不同所致，缺乏客观可比性。
在分离与创伤的关系研究中，比较流行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早年的创伤导致了分离或分离性障碍，这种观点的理论性解释是将分离看成创伤的适应性反应。支持创伤和分离相关联的经典证据有：淤在成年期所做的分离和创伤的相关研究，即在处于创伤性事件或遭遇创伤性事件不久，以及遭遇创伤性事件很长时间后的成年人中的分离上升；于检验儿童期创伤和成年分离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报告，有性虐待的暴力受害者的分离水平要高于没有性虐待的暴力受害者的分离水平。关于儿童期创伤和成年分离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和躯体虐待上，特别是性虐待，它的严重程度伴随躯体虐待的性虐待都和成年分离有强相关；盂对儿童的前瞻性研究。遭受过性虐待的受害者在最初和一年后，分离水平比没有遭受虐待的控制组要高。这一类文献的研究对象是临床或非临床样本，采用的方法是横断面的研究，研究工具多采用的是自陈式创伤体验和DES评定的分离得分，但不同的研究显示，两者间的相关度强弱不一。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创伤在分离的产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在DSM-郁中，强调分离是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的核心症状，它预示着后来的PTSD或分离。同时，研究发现（Simeon D， Guralnik O， Schmeidler J et al。，2001）在分离性遗忘中，常有可识别的急性的预料之外的创伤性事件；在分离性神游中，常涉及亚急性慢性应激；在更多与文化相关的分离障碍中，也常涉及创伤性应激源。即使不是患有分离性障碍的被试，分离性症状也高度提示创伤史。在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研究中，现实解体是儿童期性虐待的最好的预测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