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被定义为一种对身体或情绪的严重伤害或冲击，它能够对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状态产生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甚至使人崩溃。日常生活中，突然遇到意外事故或卷入人际纠纷，我们能体验到创伤。战争、自然灾害或恐怖活动更是让我们产生非同一般的创伤性体验，无论我们多么谨慎、小心翼翼，都不可避免地会在生活中经历一次或多次的创伤。
许多人都想知道源于创伤的这种伤害性体验和恐惧为何会在生活中久久挥之不去，甚至有时还会愈演愈烈。一些人感到空虚、失控、恐惧、无望甚至“濒死”，这些都是受到创伤后人们的共同反应。但是，伴随着这些情绪反应，你可能还会因为感到自己是一个幸存者而心存侥幸。尽管创伤的阴影无处不在，但你还要活着，并且还要坚定不移地生活下去。
朱迪斯·赫尔曼在其书《创伤与恢复》（1992）中写到：“试图否定恐怖事件和试图夸大事件之间的冲突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原因。”生活在创伤中的个体总是感到羞愧、屈辱和恐惧，而长期经受痛苦、回避痛苦或者逃离痛苦也会导致矛盾。我们的社会更难接受他人的痛苦，这迫使许多人回避谈论自己的痛苦经历，于是，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逃避的状态。例如，当看到一些新闻画面中有关于战争、饥荒或其他痛苦事件时，你会感到心情不安，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你会选择回避、转移注意力。同样，许多当事者也经常通过回避、分散注意力或其他的摆脱方法去试图逃避痛苦的回忆、思想和感受，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逃避只是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事情却可能变得更糟。这就是作者在写本书时试图说明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心重新审视自己的反应以及事件本身，而不去逃避，就会发现我们还有能力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其实我们是掌控自己命运的主人。
心理创伤常见的共同点是深受强烈的恐惧、无助、失控和毁灭感的威胁。人们认为，心理创伤是由突发的或持续的创伤性事件引发的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事件可以称为创伤性事件，什么样的反应可以称为心理创伤呢？而出现心理创伤后我们应该怎样办？这些问题都需要探讨。
目前，关于创伤性记忆争论的焦点是，是否有一些创伤类型是和事件的记忆损伤有关，并且分离性个体是否回避对创伤性相关的信息进行编码。记忆问题在分离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上表现都很突出。研究者一直试图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创伤后的悲痛形式，如急性应激障碍（ASD）（Moulds＆Bryant，2002），PTSD（Brewin， Dalgleish＆Josep，1996）以及分离。本书第1章、第2章主要介绍心理创伤及分离的含义界定。
弗洛伊德（Freud）和荣格（Jung）都对心理创伤有过分析与研究。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理论起源于对心理创伤的研究。19世纪末期，“创伤性癔症”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从此，创伤就在心理学并在随后的精神病学中有了它的地位。在认知水平上，创伤性分离的研究者们围绕着创伤性分离的有关注意和记忆的认知性问题，提出了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人格结构性分离理论，背叛创伤性理论，回避编码假说，以及与对威胁性信息回避有关的警戒—回避假说。
Helga Matthess所提出的创伤性人格结构性分离理论主要以临床治疗为取向，采用临床和认知研究相结合的EMDR技术，侧重于创伤性分离对人格结构产生的影响。基于该理论背景对某些创伤性病人采用EMDR治疗，可获得很好的治疗效果。而背叛创伤性理论、回避编码假说以及警戒回避假说是在认知心理学的框架内提出的理论，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认知研究。例如，De Prince和Freyd（2004），研究发现高分离被试对创伤性相关刺激无法准确回忆，从而支持了回避编码假说。Mc Nally（1998，2001）的研究表明，PTSD诊断的女性报告童年暴力历史，和控制组相比没有表现出对创伤性相关刺激的较低的回忆，不论是在记忆指导语组，还是在遗忘指导语组，结果都不支持回避加工假说。Field（2001）的研究表明，创伤幸存者，尤其是那些具有PTSD症状的人，对创伤性有关的信息过度注意（如强奸受害者，在改版后的stroop实验里对词汇“强奸”有过度注意），表明被试加强了创伤相关词汇的记忆而减少遗忘。Alexander等人（2005）采用纵向研究方法，发现个体对童年期性虐待记忆得更准确。Alexander对此用语义网络（恐惧网络）假说解释，创伤性相关的信息通过恐惧网络被储存。Mogg（2004）研究表明，高焦虑个体对高威胁性信息的回避模式具有时程性。本书第3章将主要介绍心理创伤的经典理论和现代认知理论。
分离是遭受创伤后的个体表现出来的常见症状，一般指意识与记忆正常联结过程的隔断，它是一种对创伤经历保持无意识的机制（Bernstein，1986）。分离体验一般与个体的创伤性经历有关，尤其是高分离体验，它与个体的创伤性历史具有更高的相关性。很多研究者提出，分离是对创伤性体验所造成的痛苦影响的防御。儿童的高分离体验同样与其创伤性历史有关，通过研究儿童分离筛查测量（Child Dissociative Checklist， CDC），发现在CDC上被诊断为分离障碍的儿童的CDC分数呈上升趋势（Putnam，1997），而非分离（被虐待和非被虐待）儿童的分数从5岁到16岁都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表明，儿童也利用分离处理创伤。本书第4章将针对儿童早期的虐待经历（如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等）对心理创伤的影响进行阐述。
许多研究表明，分离可能会导致个体的某些基本认知功能的改变，如注意和记忆（Cufffe， Mc Cullough＆Pumarlega，1994；De Prince＆Freyd，1999；Freyd，1996；Hunter，2001）。记忆问题在分离和PTSD上都表现得很突出。在DSM-IV中，分离认同障碍被定义为“不能回忆重要的个人信息，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能被一般的遗忘所解释”（美国心理治疗协会，1994）。PTSD包括几个相关症状，包括“不能回忆创伤的重要方面”和“反复性地和侵入性地对发生事件的痛苦回忆”（美国心理治疗协会，1994）。研究者一直试图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分离，研究临床分离障碍患者或高分离个体常常出现的健忘症、选择性遗忘、记忆模糊等记忆损伤问题。本书第5章将主要介绍心理创伤与分离的认知研究范式，以及我们目前完成的几个主要的行为认知实验研究。
陈述性记忆系统和海马、前额叶密切相关，负责对事件、事实等的记忆；而非陈述性记忆系统则与纹状体、新皮层、杏仁核、小脑等相关，负责启动效应、条件反射以及技巧和习惯的形成等。从创伤性记忆的临床表现可以看出，创伤性记忆不仅侵犯了陈述性记忆系统（表现为创伤事件在脑内不断重现，对创伤的情节或意义的回忆，甚至出现对创伤事件的遗忘），而且侵犯了非陈述性记忆系统（表现为恐惧、逃避反射以及创伤体验等）。
海马、杏仁核、前额叶等脑区可塑性的变化都会对创伤性记忆产生影响。海马更可能与创伤性记忆的遗忘、普遍的记忆功能损害有关，杏仁核则可能更多的与创伤性记忆的不易清除有关。许多神经内分泌物质都参与了这个病理过程，其中，肾上腺皮质激素是最重要的物质，肾上腺素对记忆痕迹的加深有短期的效应；而可的松则对记忆痕迹的消退有长期的抑制效应。此外，有些特殊的创伤性事件可能与特殊的症状有关。如有研究发现，童年受父母或照料者虐待的比不知施虐者身份的个体更易出现遗忘症状。另外，与“丧失”有关的创伤性事件，如失去了亲人，可能更容易导致与可的松有关的记忆障碍；而与“防御”有关的创伤性事件，如战争，可能更易导致与肾上腺素有关的记忆障碍症状，如闯入性症状和闪回等。本书第6章将介绍创伤性记忆的认知神经方面的研究。
目前，心理创伤以及PTSD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严重的生活事件发生之后，有人能够很好地应对，而对有些人来说，它们就成了长久而严重的创伤性事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经历创伤的个体都会出现PTSD、分离或者其他的创伤性障碍。在一般人群中，有75%的人暴露于各种类型的创伤事件中，而在这些人中又有25%的人可能发展为PTSD，而又有50%未接受过治疗的PTSD患者会在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各种障碍症状。创伤会破坏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感觉，会粉碎个体对现实世界的安全感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如果创伤是由他人所造成，还会逐步破坏个体对他人的基本信任，甚至瓦解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感。有研究表明，约占70%的当事人可以在没有专业人员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消化其创伤；另外30%的当事人则或多或少会由此而产生心理障碍，在日后表现出焦虑、抑郁、躯体形式障碍、进食障碍、睡眠障碍、酒依赖和药物依赖等不同的症状。因此，及时有效地发现和帮助个体了解自己反常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并正确应对，对个体恢复身心健康和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同样，专业的危机干预和创伤心理的治疗是必不可少的。
PTSD是个体经历创伤性事件后短时间出现的应激性障碍，更多的是需要急性的危机干预治疗，而心理创伤则可能持续时间更长、发生得更隐匿，不过两者的评估标准是类似的。
心理创伤的早期治疗甚为重要，创伤受害者如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家庭的支持，则可能会减缓创伤的后续潜在伤害。目前，心理创伤治疗尚无唯一有效的治疗模式，临床研究发现心理治疗极为重要，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ye-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治疗模型是对创伤比较有针对性和具有普遍疗效的方法，目前广泛使用的还有认知治疗、行为治疗（松弛疗法、暗示疗法、催眠疗法、生物反馈）、认知行为治疗、精神分析治疗和团体治疗等，还有应用非常广泛的艺术治疗，如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和舞蹈治疗，相关的阅读治疗理论，以及虚拟现实技术治疗模型。本书第7章会介绍相关的治疗技术。最后，第8章附有一例完整的性心理创伤个案治疗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