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1）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2）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3）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4），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5）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6），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注释
（1）弗罗特说弗罗特：这里所说的“弗罗特说”，即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者对这种学说，虽曾一度注意过，受过它的若干影响，但后来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一九三三年所作《听说梦》（收入《南腔北调集》）中，他曾批评过这种学说。
（2）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蕙的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成仿吾湖南新化人，“五四”时期着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鲁迅的《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说：“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4）《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篇抽出，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所以这里称为“第二版”。
（5）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6）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并编印《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