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新
吉庄三大王庙，位于村子东南的庙沟一侧，南临桑干河，北望洪涛山，也就是依山傍水，位置十分显赫。
历史上有名的朔县三大王庙，本来在吉庄的邻村神头，但是神头的庙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拆毁；而吉庄三大王庙，村民介绍是神头三大王庙的影庙，二者的建筑格局及供奉的主神都别无二致。根据现存一块金代石碑《重修桑干神庙记》刻记，三大王庙的真实身份是：“神名拓跋，庙号桑干。”也就是说，三大王庙应该叫做桑干神庙，主神是三位拓跋大王。作为一处乡闾庙宇，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于2009年得到进一步修复，也算幸运。所以朔州学者曹俊称之为“全国仅有的北魏三大王庙”，比较客观，而并非虚言。金代石碑刻记中的一句写得很明白：“以故老相传，神有三王，谓之兄弟三人，母拓跋公主。或曰：饮是泉而诞三王，次者能伏桑干之龙。而旧庙象尚有龙俯伏之状存焉。又于庙西壁绘画母子仪像，所传数百年不绝。”三王竟能管理或控制桑干龙王，使之造福一方，倒是神庙不同于一般龙王庙之处。
与碑记所佐证的，还有在朔县一带流行甚广的一则神话故事，是民间诠释三大王庙的来历的。故事内容大体如下：
史载朔县神头曾经是北魏王朝统治者拓跋氏的宗族圣地。故老相传，曾有一位美丽的拓跋公主，偷偷到神头泉边游玩，那一汪碧水撩起她少女心中微妙的涟漪，她不禁到水中洗浴嬉戏，突然看见顺水漂来一颗鲜艳欲滴的红色之珠，她拿过来把玩时不知怎么就吞下肚子，谁知回去以后竟然身有胎动。父母见她未婚先孕，伤心地责骂她，可她就是一声不吭，只管动手捻毛线，快要临产时候，她将毛线的一端留给父母，自己拉住另一端离开家门，嘱咐父母以后循着毛线去找她。她依然来到神头泉边，又爬上泉边的神头小山——神婆山，分娩生出的却是三条神龙。当公主的父皇母后沿着毛线找来，眼瞧着三条神龙驮负其母亲腾云驾雾地飞升而去。从那时起，神头小山便被叫做神婆山，山下的神头泉边则建起了桑干神庙，百姓也称为“神头三大王庙”。
至今攀登神婆山，在山顶公主生育时留下的臀印，每到端午前后的雨季，印痕中积水后，仍能够看出隐约的一抹血红。虽说科学解释是含铁的石岩，但无疑堪称鬼斧神工。事实上，鲜卑拓跋氏作为一个马背民族，即使融合进农耕文明深处，但从来都不敢忘记其命运的根本；拓跋氏对神头的眷恋，恰恰是对百草丰茂骏马奔驰的顶礼崇敬。
那么，吉庄三大王庙的修筑情况如何？还得了解庙内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一块清代石碑。碑文如下：
重修文昌庙碑记
文昌帝君者，非若他神只仅可以一德名焉者也。一上将，建威武，二次将，主武事，三贵相，理文绪，四司中，主文事，五司命，主人间似续，六司禄，主赏功进爵，总名曰，天府至于医药符箓，役使群动，又其余事。凡疾病患难，水火盗贼，祷祀而求者，靡不立应顾。神之有功于人者，如此而人之思报乎？神者安能已耶？
吉家庄旧有文昌帝君庙楼，不知创始何年，庙形载在邑乘前，帝君而后，观音由来久矣，庙东兼有大王庙、龙王庙也。观音慈航普渡，大王、龙王泽润生民要舆。
文昌帝君皆吾乡俎豆馨香以祀之者也。因大王、龙王庙之戏台倾圯，村人共议重修妥鸠工饧。村兴工于同治元年春，将戏台增修阔大，陆续盖西禅屋三楹。迨二年，天雨浩大，神之台墩被水刮损，庙楼逐塌。固知庙废，则灵爽难棲，祠荒则神明弗侑也。村人不安于心，更议重修。
适开契吾山，得钱六万余，用以助勷盛事。是以人修兼以神修也。兴工度材，将台墩补葺坚固，庙楼增修画美，并前修之戏台皆丹青彩泽，焕然一新。狭者广之，朴者华之，悉易陈腐为神奇矣。前后兴工八载，共费三百余金，厥绩用成。庶几诸神在天之精英罔时怨恫矣乎？而吾乡所以报祀者，具名有凭依焉。爰将捐资氏开列于后，以示不朽云。
朔平府儒学廪生：尹珩敬撰
马邑乡儒学庠生：李宜敬书
经理：李秉贞李堂李玉刘申之李满李守成李荣
李光林李廷彦贾克仁李宜李日新李载阳
李臻
木匠：李文英杜善继朱日贞子：朱旺武映奎李善章
石匠：张应清子：张永成
泥匠：王守业任玉李长龄
丹青：姬亨句登山
大清同治八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橘月谷旦立
大体解读一下，可以发现两点：一，这座三大王庙的前身是文昌帝君楼。文昌帝君楼早已塌毁，但可以肯定其旧址在现存三大王庙的西北几十米处，据说二层结构，下置门洞，方便人畜通过，上边有阁，供奉了两位主神，面南的是文昌帝君，面北的是送子观音，俗称“奶奶”。二，文昌帝君楼之东也已并存了大王及龙王庙。至于大王庙和龙王庙建于何时，又有一截残存的石亭可以证实：时间在明天顺三年，也就是公元1459年，比较明确。可见大清同治年间的重修，也不知算第几次了。
吉庄三大王庙，院落占地约四合院，南北长60米，东西宽30米，四面有墙，正殿偏殿面北朝南，一共九间；殿后另有小院，南北9.3米，东西围墙下各有巷道，东巷道1.3米，西巷道0.85米，可供行人前后院穿行。其中三大王庙脊高7.5米，左右偏殿略低，西殿相差一米，东殿相差0.9米，还有东高西低的讲究。
首先进入正殿，即三大王庙，或称大王庙。正殿带廊，入深6.5米，三间开间的大厅，面阔8.39米；前厅敞开，左右两柱支撑两道栋梁，前柱高2.83米；殿顶六檩五椽，上设五脊六兽及前后12个跑兽，铺排山瓦。左右山墙呈山峰状，两面出水，高出殿顶，将两侧檩头全部包裹，属建筑学上的硬山顶结构。这一结构带有明显的民居风格。如果更排场了，就有歇山顶，其正脊两端到屋檐处分开成为垂脊和戗脊，再复杂还有庑殿，那是皇家级别的专利。总之这些建筑模式，应当由专家说来才是，此处唠叨会有班门弄斧之嫌，就此打住。
回到殿内，后墙处专筑神台，高约一米，入深1.6米，台前木质隔扇包龛，三处龛门敞开，露出三位大王的神像。神像为泥塑坐姿，高达1.75米，像后壁画的幅高2.6米；殿内东西隔墙壁画的幅高也是2.6米，宽为5.7米。
最为显赫的当然是神像。三位大王分居内部相通的三间龛内，其中大王、二大王均被盗贼锯去头颅，颈部露出不忍目睹的杂乱锯痕，显示神像的木质构架。最西端的三大王像尚且完整，黑脸如墨，横眉怒目，嘴角下弯紧抿，络腮短须好像丛刺，凶狠威猛之极。他头戴云纹便冠，身着线条顺滑的阔袖袍服，裤袂均为黑色，罩袍红蓝搭配，一手随意放在膝头，一手被折去，据说持有宝剑。三大王身后墙壁上，绘有一条侧身跃出于云水间的四爪苍龙，龙西绘有秘书性质的文官，好像请示什么；龛内西壁绘有一位彩衣飘带的妇人，手持金色双钹，无疑就是电母。
另外两尊神像，中间的大王衣服与三大王类似，双手持圭平端胸前。背后的壁画绘有两条飞龙，相向钻出云头，龙尾高翘；二龙的头顶上方，留下尺余左右的一块空白，听说那里原有一位观音似的女神塑像，也已被盗，身份是大王弟兄的母亲拓跋公主。两条飞龙的左右各有两位武将画像，头戴朝冠，披挂描金铠甲，上身外罩红色朝服，手中持有笏板，全都侧身环拱大王而立，年龄形态各不相同。最西一位，白面无须，下颌略尖，显得年轻有为，腰下袍裾淡绿；依次一位，紫赯方脸，眉粗额高，颌下短须浓密，好像豹眼张飞，腰下是白色的袍裾。东边第一位，三绺短须，清雅沉静，袍裾淡蓝；最后一位老将须眉雪白，袍裾淡青。这组壁画，清楚地表明大王是君临朝廷的君主，四位将军则为他的朝中重臣。
正殿神台东端的二大王塑像，身姿与三大王类似，身后壁画是一条正面扑来的飞龙，头角峥嵘，振鬣欲吼，好像即将破壁而出。龛内东墙，与西边电母对应的位置，绘有一位雷公，身后黑云团裹，人身龙首，赤发如火，穿扮好像大王身后的武将，双手叉腰，露出两条胳膊的肌肉虬结，一脸的满不在乎。
根据村民介绍，被盗的大王头像为红脸，不喜不怒，严肃庄重，二大王为白脸，慈眉善目，和蔼亲切。看来三位大王虽然一母所生，相貌性格却完全不同。他们的举止行为，在神龛之外的壁画上又有显示。其中西墙的壁画外被抹了一层泥皮遮住，大约当年为了保护，内容不得而知；东墙虽然被磕碰得坑坑洼洼，但大致可以看出壁画的部分内容。
左首一位仪态万方的红衣贵妇站在亭间，年龄也就二三十岁；旁边一位侍女为她高张宫扇羽葆，容颜尚带稚气；亭下两位男子，一文一武官员模样，文者纶巾大袖，似乎有所传达，武者秉剑肃立，一派洗耳恭听。只见贵妇恬静关切地看着前方，目光所及，方位从上到下出现画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最上方靠前的一位男子，黑脸黑须，身后带一个小夜叉；居中一位男子，方脸大耳，面如重枣，身后带一个童子，手举令旗；最下方靠近亭边的一位男子，白净面皮，雍容沉着，身后也跟一个童子。
显而易见，画中的三位主要人物，就是大王兄弟，他们告别身后的母亲，全都起驾向前，不知是出征还是出巡，其同仇敌忾一往无敌的气势跃然画上；画面最前，还有一支仪仗队伍，队员年轻标致，分作两列；其余一些造型各异的牛鬼蛇神们，或者高举火轮，或者鼓腮吹号，或者手持葫芦，或者手持曲尺，追随在三位大王的鞍前马后，连同翻滚的云海水波，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神话世界。那么，主宰这一神话世界的三位大王，到底何许人也？
当然就是神婆山下的神头三位大王而而画中的红衣贵妇，正是传说中吞珠育龙的拓跋公主。但是，“神名拓跋，庙号桑干”，需要继续补充。
既然神名拓跋，那么拓跋三王又是谁呢？有人得出结论，说是老大名叫拓跋广济，老二拓跋宏济，老三拓跋普济，还发布到互联网上，却没交代怎么考证而来，也许自有其道理。不过，翻阅《魏书》，拓跋氏的三位大王，莫不是鲜卑兴盛之初拓跋三部的化身？《魏书》记载，鲜卑族兴旺于朔代，“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所以晋封拓跋氏为代公。实际晋朝前后的拓跋，在他们建立北魏前还有一段历史值得注意。就从最知名的鲜卑首领拓跋力微说起，他于公元258年带领部族迁徙到定襄的盛乐，在位58年，活了104岁；然后他儿子拓跋悉鹿继位，悉鹿之后传位其弟拓跋绰，随后继位的又是拓跋力微长子拓跋沙漠汗的儿子拓跋弗，再后又是拓跋力微的儿子拓跋禄官。这时鲜卑的地盘分为了三部分：禄官自己居于东部，地在上谷以北、濡源以西；沙漠汗的长子猗一部，居于代郡的参合坡以北，猗的弟弟猗卢居于盛乐故城。其时鲜卑骑兵多达四十余万，财畜富实，公元307年，禄官去世，猗卢统一各部，晋封代公，又封代王。公元396年，拓跋珪称帝，398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
可以说，拓跋氏称雄北方的厚实家当，就应该在三王并存时候积聚起来；后来他们在神头建立神庙，供奉又是三位大王，完全可能将禄官、猗、猗卢推上神坛，作为授命于天的依据所在。所以，朔州几位研究北魏历史的本土专家曾经推测“大王”即为“代王”，虽说一家之言，也应该大有一番理论支持。
不过，吉庄三大王庙的三位神像，身份总是不好交代。有人搜集整理民间传说，把拓跋公主说成是拓跋珪的女儿，和“神名拓跋”不大相符，难道拓跋珪的外甥也姓拓跋？再者，拓跋三王也有明确的父亲，母亲也非一母。另有版本，与神头的一种风俗有关，据说在祭祀三王时，姓石的不需要下跪，自称是三王的娘舅，就等于承认公主是石家的姑娘，她既然生育了拓跋三王，那就是拓跋家的子媳，哪里又存在未婚先孕的道理？这一说法也不能说没有依据，因为《魏书·宫氏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将鲜卑的乌石兰姓改为石姓。
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自圆其说，有的圆不回来。似乎很容易找到一般的神话自相矛盾的漏洞，但是千万不要忽略拓跋公主及其姓氏说法中蕴涵的重要信息。拓跋公主未婚而孕，反映出草原游牧文明的母系社会色彩；而民间又给公主找出一家石姓的娘家，又是中原农耕文明的封建伦理所需。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恰恰显示了桑干河源头处的地域文化特征。
总所周知，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自古以来就是胡汉相争的临界要地，比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鞑靼等等的游牧铁骑，无不跃马神头泉边意在中原，引来狼烟四起。胡汉双方在漫长的争锋、碰撞过程中，其文化习俗彼此渗透、彼此交汇，直至融合成为一体。所以有关拓跋公主的传说故事，其实也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正殿壁画权且说到这里。继续介绍下去，就是在前厅西南墙根，另外筑一砖龛，一尺见方，上部居然有檐，形同一个庙中的小庙，村人介绍这个龛里供奉的神叫做“孤魂爷”，被迷信当作通入阴曹的必经之路，比方有的小孩生病或惊吓丢了魂儿，必须赶紧来这里喊叫吆喝，所以孤魂爷也算三大王庙的附属神位之一。孤魂爷上方，利用一块闲置的檐下墙壁，还绘了一位狰狞的鬼卒，相对应的东墙地方，画着同样凶狠的钟馗，大约类似于两位门岗角色。
出来正殿，左转进入东间偏殿，也是三间开空，空间比正殿略小，殿顶五檩四椽，前柱高2.65米，面阔6米，入深5.5米，神台和雕花木龛类似正殿。也有几位一米多高的泥塑，但头颅都已损坏，不知是哪些神灵，现在搬出去复原，还没有定型。至于龛内壁画，那就热闹多了，龙王、文昌、奶奶，一干神像拥挤在正面墙壁上，第一排坐在神座上的一共九位大神，第二排站些随从侍女，除了居中一位送子奶奶和东端神座下的一位当师爷的龙王可以得知身份外，其余红脸黑脸方脸圆脸长须短须冠冕无冕的，各自形态，大概就是文昌、魁星之类，没有标识，也就无法去一一辨识。
东殿左右墙壁画，画面大小相等，高2.6米，长4.7米。西墙画面的内容，大体显示三位大王骑马归来，其母在亭廊等候，面露慈爱的欣慰浅笑；亭下仪仗分列，乐队的十位美女使用不同乐器奏乐，背景仍是云朵和一干牛鬼蛇神组成。东墙壁画，基本是正殿东墙壁画的翻版，人物场面雷同，但保存比正殿的清晰一些，磕碰的麻坑较少，所以更具保护价值。
正殿和东殿壁画，其画技风格都是工笔重彩、写实、唯美。这恰是明代壁画最主要的三大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男性各具表情，却并不过多夸张，女性端庄清丽，举止雅静；背景及服饰层次清楚，线条一丝不苟。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从麻坑剥落处可以发现经过几次的修补描金，但都是同色颜料的叠加，证明修补时没有脱离原画的基础。
画中人物的衣饰，则具备传统汉服、特别是明代的特征，交领、系带、右衽、宽袖，有的上衣下裳，有的衣、裳相连，宽大的裁剪形成行云流水般的褶皱线条，随风而动，却毫不拖拉，美感十足，与胡服及旗装的简洁或硬朗截然不同。
所以，正殿、东殿的壁画虽然未经权威认定，但大致能够确定原画出自明代。横向比较，知名的山西繁峙县公主寺壁画，是国内公认最具代表性的现存明代作品，被定义为“艺术成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史的内容”，其人物造型及场景背景，与吉庄三大王庙正殿东殿壁画如出一辙。
相形之下，修建于民国十三年的三大王庙西殿，就带有明显的清末绘画特征。
修建马王庙的背景，自然与大牲口有关。马王庙建成的时代，正是吉庄村商品经济步入短暂的繁荣阶段，几乎家家户户养殖大牲口，其中马骡居多，组成运输队伍赶高脚，毫无疑问大牲口成为踏开财路的关键因素。不幸的是，民国十三年朔州瘟疫流行，吉庄大牲口被疫病传染，接连死亡，村民遭受了惨重损失。那时迷信盛行，人们不懂得对瘟疫科学救治，为了遏制瘟疫，只好选择为马王爷盖庙，请马王爷出面保佑牲口别再遭殃，这一燃眉之急绝非文昌帝君、送子奶奶或拓跋大王、桑干龙王可以解决。
马王庙前柱高2.53米，面阔6.3米，入深5.45米，正面也有神台木龛，但龛内没塑神像，仅有壁画接受香火，因为建起时间不是太久，保存也最为完好。正面主神当仁不让为马王爷，据说此神是道教神话中的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之马元帅，也叫马天君，他曾大闹三界，后被真武帝收服，成为其帐下三十六天将之一，《西游记》挨过孙悟空一顿收拾。俗话道“马王爷三只眼”，就是此神的形象标志。
只见画上的马王爷，酱色脸庞，左右两眼的眼角下垂，第三只眼从眉心立起，三只眼睛白多黑少，鼻下两撇鼠须，颌下一片浓须，算不上相貌堂堂，却令人感觉并不害怕，甚至有点亲和。他上身红袍，下身金甲搭配绿袍，高举的双手握着十字交叉两把宝剑，屁股下坐一张虎皮，人物比例很不协调，脑袋不小，胳膊却很细，宝剑又如同儿童玩具。奇怪的是，他还有第三只手，又是蒲扇一样放在小腹部位。再看左右四位侍从，两位少年儿郎，相貌端正身穿长袍，其一举着拂尘，其二举着托盘，托盘内立一匹小马；靠外的两位，武士装束，其一标致，脚下摆了八字站立，另一个生得有些丑笨，也举着托盘，盘内又一匹小马。
马王爷左首龛内，画了一位端坐的绿袍官员，三绺长髯垂胸，文质彬彬的样子，左右两位侍从各捧陶盆，一盆装满带有植物的土壤，一盆盛了盆景一样的小巧土山。“厚土至上”，显然这位官员的身份是土地老爷，在这里地位低于马王爷。马王爷右首龛内，画着另一位官员，长得和马王爷几乎一样，只是没有第三只眼睛；他的左手高举，两指捏一粒红色药丸；一旁的两位侍从，一位被盗割而去，只剩双脚，另一位也是武士装束，手举托盘，盘内还有一匹小马。看来这位官员，该是马王爷手下的兽医。
不管马王爷、医官、土地老爷，其造型与一干侍从同样很不合比例，他们的身体比侍从们要大上一倍以上。这一风格在殿内东西墙壁画更有体现。这两块壁画，各高2.55米，宽4.65米，西墙画面内容为马王爷出府，云层衬托，罗伞高张，马王爷胯下一匹墨色的麒麟神兽，左右跟着土地老爷和医官；东墙壁画则是马王爷驱瘟图，医官骑马冲锋在前，中间马王爷骑在神兽背上高举双剑，杀气腾腾，后边土地老爷也骑白马跟随，几位侍从摇旗呐喊。画面最右边，有两个被马王爷神箭穿身的瘟妖，箭头溅出血来；其一人身公鸡脑袋，其二蛇身分出男女两个人头。在画面上，神兽、马匹腰身肥壮却腿脚伶仃，敌对一方妖怪合起来没有神兽的尾巴大小。
总之，马王庙的壁画技法，人物动物造型带有夸张和写意色彩，绘画手法趋于粗疏，明显逊于正殿和东殿的壁画。其风格有些接近于陕西发现的巨幅清代壁画“三国故事”。
出来殿前，往南望去，庙院最引入瞩目的就是东南角遗存的钟楼，造型别致、棱角分明。
钟鼓楼是一种古老的四歇山顶建筑，每个占地面积9平米，总高5.97米，台明高1.7米，见方3.1米；四柱，柱高2.3米，面阔2米，柱径18厘米；檐檩长2.3米，径18厘米，一檩一契一额枋，上用抹角梁，12×14厘米来承托井字梁和金檩子，金檩子上搁太平梁，承托雷公柱，上面搁脊檩，歇山架博风板，老角伸出带翘，仔角延伸，四角翘起；屋面用布瓦和小青瓦，正脊安吻，边角带兽，排山沟滴，四角悬挂铃铛，是中国古建筑中最独特而美妙的古老建筑之一。
庙院剩下的附属建筑，还有一座戏台，背靠南墙，高5.4米，东西面阔10.5米，南北入深8.6米，顶部为过垄脊；舞台高度将近1米，台口朝北开敞，唱戏时村民就在庙院观赏；其余东西禅房和山门都已倒塌，2009年重新修复。
到此吉庄三大王庙大概可以给人一个初步印象了。总结一下，结论是——“六庙合一”：三大王庙、龙王庙、马王庙、土地庙、奶奶庙、文昌庙。这样的组合，有佛有道，有仙有神，有灵有异，大杂烩一样，在中国也不多见，还不包括散落在村中其它各处的五道庙、关老爷庙及大仙爷。比如朔州近邻恒山悬空寺，号称儒释道三教合一，才是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位主神而已。
说来吉庄老乡当年，家底不厚建庙不易，于是兼容并蓄，并且可以做到“与时俱进”，从中充分凸现了百姓崇拜的现实意义，对于相对高端的愿望比如“独占鳌头”、“出将入相”、“出人头地”等等，似乎那样遥遥远哉，可望而不可及，可遇而不可求；相反生存才是最大的当务之急，保证糊口要紧，缓急轻重权衡下来，一边是对水涝的恐惧，一边还得靠天吃饭，雨水是收获之本，旱灾同样令人不寒而栗，要想风调雨顺，要想旱涝保收，只能倚仗领导桑干河龙王的拓跋三王的恩赐。当神头盖起三大王庙，吉庄不甘落后，也要盖三大王庙；牲口有了瘟疫，马上添加马王庙，还不能让奶奶、文昌流离失所，“固知庙废，则灵爽难棲，祠荒则神明弗侑也。”一句话道出吉庄人的心声：哪位神仙都不宜得罪。作个农民，容易么？
这么再说吧，吉庄太有意思了。建起的庙宇，海纳百川，足够“六庙合一”；地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碰撞区域，崇拜汉化了的鲜卑三王和汉族的马王文昌等，其文化构成进一步反映了“胡汉交融”。
总之，吉庄三大王庙，其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十分珍贵，2009年吉庄村支书林建国主持修复一新，是一件善举。曹俊先生在《重修三大王庙碑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现摘全文，权作对新修复的庙宇的总结概括：
重修三大王庙碑记
朔州有三刹，应县木塔，乃世界奇塔，朔州崇福寺，为全国仅存金代大殿，朔城神头镇吉庄神庙，亦为全国仅有北魏三大王庙。
吉庄有三奇，一庙一槐一桑，庙为北魏修立，槐为明洪武迁徙所载，桑为乾隆年间所植。雁门关外，洪涛山下，桑干源头，三奇生三绝，供诸神位奇，明朝壁画绝，桑槐宝树稀。一千年佳话美传，五百岁根深叶茂，盛世开来，吉庄有吉相。
据碑传记，鲜卑拓跋，始建北魏，设都平城，京畿神头，桑干源头，水草丰润，泉涌林密，拓跋公主，行游神头，饮泉而孕，神婆山顶，生三龙子，坐化仙境，山留诞迹。道武帝拓跋珪，思女成疾，责七十二村，取木采石，金龙池畔，建庙以祀，显灵后世，施法降福，灵迹广大。金代重修碑记曰：神之祠立于山下，有泉自古水绝，名桑干河源。旧石刻云：神名拓跋，庙号桑干。以故老相传，神有三王，谓之兄弟三人，母拓跋公主，或曰饮是泉而诞三王，次者能伏桑干之龙。古碑残记，明元帝拓跋嗣、魏太武帝拓跋焘，承继前帝，祀郊封禅，率官神头，拜祭神庙，修葺扩殿，祭祀公主。
残碑又载，桑干神庙曾于金天会十三年九月、辽应历五月重修，民国《马邑县志》所叙桑干神庙本末与碑文大略一致，其中“旧庙中，魏至辽之碑，修庙者作柱下之础”，由此鉴明，桑源神庙，建于北魏，辽金后唐，重新修葺。吉庄神庙，重建明朝，英宗年间，鎏金壁画，概诞此间。另据碑考，清同治元年至八年，重修文昌庙，丹青彩泽，焕然一新，惟此是考。
庙宇正殿，额枋雕刻，斗拱飞檐，彩绘承尘，四角铜铃，迎风而鸣，声韵铿锵。大王神位，虽逾浩劫，巍然屹立，威严端肃。大大龙王，拓跋广济，平顶红冠，红脸长须，身着红袍，神位居中，二大龙王，拓质宏济，平顶粉冠，粉脸长须，身着白抱，神位居东，三大龙王，拓跋普济，平顶黑冠，黑脸短须，身着黑袍，神位居西。正壁彩画，拓跋公主，端坐神龛，仪容端庄，形态丰盈。诸神塑像，沥粉堆金，色彩艳丽，形体圆润，姿势威武，栩栩如生。
东殿龙母，无一塑像，惟立神龛，供奉公主。殿宇正壁，拓跋公主，携三龙子，身穿朝服，手持笏板，正襟危坐，左右并坐，文武大臣，侧立侍从。正东两殿，左右两壁，祈雨仙境，祥云升腾，云端降福，龙母若定，仙女侍从，三大龙王，施法布雨，天宫判官，手持法器，文武官员，各司其职，天上人间，呼风唤雨，祈福人间，企愿如法。明代壁画，村乡民间，绝世仅存。古代民生，祈雨降福，画摹其境，气势恢宏，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天宫人物，惟妙惟肖，宫服豪饰，艳丽夺目，璎珞钏镯，铠甲兵器，裙带飘逸。工笔重彩，卷轴画描，构图严谨，笔法细腻，技巧纯熟，用色考究，沥粉贴金，堆金描金，堪称珍品。
大王神庙，偏祐民间，缘因天宫，派三大王，专司降雨，民间香火，自古隆盛。历朝历代，官方维修，民间捐施，每逢大旱，谕祭乡民，扶老携幼，成百上千，浩浩荡荡，蜂涌而至，头顶柳梢，三参六拜，贡祭猪羊，上香打磐，击鼓跪拜，典拜公主，朝拜大王，祈子求福，上供还愿，祈雨降福，神龙显灵，以救万民。邻村方圆，凤撵鸾驾，公主出府，回村贡上，龙母施法，数日落雨，甚为灵验。古逢六月十三，六月十八，举办庙会，后改端午，吉庄神庙，晨钟暮鼓，烟云缭绕，香火旺盛，惟此灵动，凡祈之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乡民福祉，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关外盛景。
西殿神宗，马王爷庙，正立神龛，马王爷神，三眼四臂，左侍牛王，右铺水草，东为桥神，西为路神。民间称道，灵官元帅，道教历神，火神神位，民间传说，妻财禄福，六畜兴旺，百叩百应，求男生男，求女生女，生意兴隆，金榜题名，感显应难，永受祭章。马王神诞，九月二十八，诞前降雨，全年无灾，乡民拜祭，香火甚旺。
吉庄村中，古槐耸立，虬枝盘根，树影蔽日。洪武年间，李姓人家，洪洞迁徙，古槐作杖，止步吉庄，插枝沃土，不料生根，拐杖成树，六百余载，枝繁叶茂，生生不息，年年兴盛，关外古槐，惟此见证。
古槐北缘，院有古桑，树干粗劲，高三丈余，乾隆年间，桑干河源，桑林茂盛，移植村中，两百余载，吉庄桑树，一枝独秀，稀世宝株，朔方留根。
神山神泉神源，古庙古槐古桑，龙母龙王龙殿，吉庄吉年吉相。己丑牛年，欣逢盛世，承幸神佑，祈福天赡，重修神庙，庚寅虎年，竣工落成。神庙修葺，经费之钜，工程之大，历来所无。三大王庙，龙母神庙，马王爷庙，三大正殿，以旧整新，古迹依然。戏台禅房，钟鼓楼台，庙宇四至，修旧如旧，面貌一新。神峰叠嶂，紫气岚烟，林秀泉清，天光润涵，龙势强健，典籍俊逸。支书林公，独资捐付，三百余万，赤子钟情，热土独眷，开发资源，扬名弘古，续延文脉，承传薪火，不负祖先，无愧百姓，惠泽子孙，福佑后生，兴村旺族，文魁德贤，英才辈出，衣食无忧，华实盈院，造福后世，嘉惠当今。中华盛世，改革开放，民生福祉，万象天成，奔赴小康，科学发展，繁荣鼎盛，文明祥安，和谐丰盈，前程无限，鼎立千秋。
回眸往古，故录盛举，昭示方来，谨撰兹文，立铭勒石，万世钦崇。
圣诞节，我去看你的表演吧
圣诞节是个洋节，我一直不感兴趣；而且过了那个年龄，更不去关注了。
今天上火车站给父母购买到杭州的火车票，拉着小女儿。她坐在那里，似乎有些若有所思，问我：“哥哥是不是快回来了？”我说：“是呀，过圣诞节以后再过新年，就回来了。”这个话题就引出她的要求。她说：“圣诞节我们表演节目呢。”我说：“好呀。叫姨姨去看吧。”以前有什么活动，都是她姨姨去的。去年圣诞节她妈妈去的。
她说：“表演节目，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哥哥都去幼儿园看的。可是就没有姨姨。”我没有吭声。显然她的要求是：她的爸爸、妈妈和哥哥也应该去看她的节目。我已经被她的同学叫过好几次爷爷了，亲自到场做她的粉丝很不踏实，因而犹豫。不过，小姑娘到没有强求或撒娇什么，见我不回答，就诱之以趣：“我们表演好多好看的节目呢。”
实际我知道，她参加的可能就一个，简单的英文歌谣伴舞。所以又没有搭腔。她接着说：“我们还表演拔萝卜。”我还是没说什么。她有点说辞将穷，最后说：“我还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节目，现在不告诉你。”
我只好投降，说：“圣诞节，我去看你的表演吧。”
答应了。
一个村庄的土改及大集体形成
从1946年朔县解放以后，吉庄的甲长、闾长及村警一同宣告班子散伙，共产党的行政村组织相应成立。行政村相当于乡级政府，但没有固定场所，一般流动办公；各村则进驻工作组，访贫问苦，组织贫农选举成立农会，吉庄农会李成斗当选为主席，成员包括李成德等几个，其中李存富则担任了民兵队长。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其核心就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贯彻到各地解放区，可能情况各有不同，具体到吉庄，以两批工作组的进驻，领导完成了土改。他们并没有急着召开村民大会，而是分头发动群众，开展了“三查三整”。那时老百姓对“三查三整”不可能了解细致，资料显示为“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对吉庄村民而言，他们首先懂得了查阶级，脑袋里开始有了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的名词，特别是“地主”容易理解，土地多了雇人拌种，可不就能划分进去？人们记得工作组郭兴堂这样通俗地宣传说：“地主，自己不劳而获，全靠剥削穷人，穷人不能活。”
吉庄被确定符合地主条件的，一共没几家，实际上都找不到影子。前边已经提到的李广生跑了，张存厚跑了，李渠母子不在，还有一个油牙子李满，带着两个儿子大银如、二银如也跑去太原。跑走了民愤较大的地主，富农就被置于风口浪尖。二愣哥算一个，他平时睡觉还枕木头，只因从牙缝里节省才攒钱买了地，人均占有土地的亩数便达到富农指标。第二个李善仁，儿子李军曾经就读过太原的阎锡山军校，然后在四十二团担任副营长，解放后被判刑18年，家里地也不少。第三个就是大南院李会元的儿子李如松，他本是李如昆的亲哥哥，和妹妹一起过继给大妈名下，一家三口80多亩土地，够上了富农。还有三福贵和李世杰等。吉庄富农和地主加起来，大致就是十几家；其余中农不少，可占人口的30%；贫农约占50%，剩下纯粹的雇农没有几家。
查清阶级成分，群众也经过了发动，无不扬眉吐气，工作组才有的放矢展开批斗富农，就在李渠家的院内开会，先是揭发富农们剥削贫下中农的罪恶，给大伙儿印象较深的就是针对李善仁老婆的控诉。据说李善仁老婆一天中午在家吃完饭，她出来向无米下炊的穷困乡亲高调炫耀：“你还没吃饭哪？哎呀我家刚吃完荞面圪坨呢。”这样说话比较刻薄，被起了外号叫“荞面圪坨老人”；还有一例，说是长工给她家担回水来，她只要前边水桶里的，而挑剔后边桶里的水可能被长工的屁熏过，统统让长工提出去饮驴浇菜。类似荞面圪坨老人的事儿，不足以渲染令人义愤填膺的效果，反而容易引发笑场，并且真的让李善仁老婆的故事几十年挂在村民茶余饭后的嘴边，被津津乐道。也许事实并非那么逗人，经过加工也未可知。
接着工作组要求富农老老实实将埋藏的大洋、烟土等悉数拿出来上缴充公，自然富农们异口同声交代说没有没有，于是工作组参照有的村庄的做法，安排一些积极分子将富农脑袋朝下拽了脚腕，上街去拉着走。被拉的有三福贵、李如松、李善仁，另外几个主动交出牲口家产什么的，不再为难。槐树院李树安专门负责拉他的叔叔三福贵，工作组的说法叫划清阶级界线。
不可否认的是，吉庄这次批斗富农，仍然等于走了过场，就算形式一样，因为拉人的被拉的一概不太严肃认真，双方都也忍俊不禁，嘻嘻哈哈。上街后看看工作组没出来监督，村里人赶紧七手八脚给几个富农或者身上围了皮袄，或者屁股下垫上牲口的颈套，生怕造成伤害。有人还问富农：“你们乏了么？要不站起来歇歇。”三福贵裤子磨破了，露出肉皮，有的村民调侃李树安：“喂，不能再拉了，再拉你叔要出毛病啦！”还有的说：“李如松你为啥不哭？小心交待不了。”往他脸上撒一把土，制造假象；李善仁上了岁数，没拉多远就哼哼唧唧，结果半路爬起来，和拉他的村民相跟着走了一圈。
批斗进行了一天，就算结束。不过，吉庄的富农很快就笑不出来。随着土改政策的执行，首先地主富农的房子、家具、粮食、衣物、牲口等由农会登记，除为他们留下基本住房和生活用品外，剩余分给够条件的贫农。然后，分田分地雷厉风行进展迅速，吉庄全村八九百人口，平均分配不足四千大亩土地，确定每人4.5亩；谁知红双围地还有神头地主的百十多亩，被神头村民分去，这样吉庄不够分配了，行政村只好从大洼村给吉庄分来三四百亩，但距离十几里地，分到的村民也没有去种。
到现在，村民李忠祥家中还保存着一张《晋绥边区土地证》，成为见证土改的珍贵文物。土地证上印刷了表格，用工整的毛笔小楷填写，字迹已显模糊，仔细辨认是“朔字第22710号”，分地人为李忠祥的父亲李裕仁，内容如下：
查本县第九区吉庄户主李裕仁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二十八亩五分，房屋：窑五间，经查确属实在。为保证人民土地房屋所有权，特为证明。嗣后此项土地所有权即归该户所有，此证。
看来当时的土地证也包括了房产证。下面的表格内，清楚地填写着：当铺地窑五间、房后地平地一亩、花儿沟山地七亩五分等等明细，后面的表格还有附记，写明分地人员一男一女两位大人、两男一女三位小孩：李裕仁、李得小、李二得小、张大女、李伏仙。朔县人民政府的骑缝章隐约可见，落款签章是手写印刷字体：朔县县长郭崇信和农会主席孙兴昌。
以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也不能说地主富农们没有失去多数土地的悲伤情绪，属于人之常情。就拿吉庄三福贵作为代表，他有时走过原来属于自己的田边，忍不住长叹一声；有时看见别人使唤他家分出去的石磙子，也会黯然神伤；种田需要时，他又找李耀山、李佐等人商量想借来曾经是他家的驴骡一用。诸如此类，结果三福贵落得一个妄图反攻倒算的灰名，有人又编出两句俏皮话来褒贬他，一句是：“三福贵，灰脊背”，有辱尊严的；另一句是：“三福贵——还我的大花牛！”纷传三福贵向贫农索要分去的大花牛，显然无中生有，因为他从来没有过大花牛。
解放后，政府全面统计粮食产量，掌握比较准确的数字。到1954年各村春耕前就要报上产量，叫做“茬前定产”，参照的是前一年的产量，同时国家出台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农民除了上缴公粮，还要将口粮、饲料以外的余粮统一卖给国家，有个说法叫做“三定”：定地、定产、定粮，茬前定产就成了执行余粮收购的基数。
可是那年偏偏气候不好，果然欠收。按照确定的任务，征购小麦出现了困难，而工作组进村首先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要求他们为国解忧，紧紧裤带争取带头完成指标，然后再集中群众开会动员，不过效果并不显著。一时村干部压力很大，村支书林芳急得团团乱转，在会上说过一句名言：“我是吉庄的外甥，按理不该这样说话。姥爷舅舅们，的确坏透了。”
到了秋收以后秋粮下来，状况依然如故。多数人们将口粮缩减一部分，顶多完成百分之七八十，最终只能完多少算多少了。下乡干部智和比较实在，了解一番粮食产量，实事求是地摇头说：“今年的任务肯定完不成了。”
解决粮食问题的压力，使得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亟待寻找提高粮食产量的突破口。而且从吉庄找到的地契中，可以发现当时依旧存在土地交易现象，比如1951年11月，李善仁就将位于刘家围的5.6亩地以37.5万元也相当于37.5元的价格，卖给了李沛，契约是印刷品格式，可见也在政府规定和允许的范围。有的村民好吃懒做，有的难免碰上天灾人祸，有的无力购置生产资料而难以下种等等客观因素，卖地也就难以避免。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新的土地兼并？会不会又出现新的地主富农？会不会再次走向两极分化？
于是，“互助组”、“合作化”直至集体化，这样的生产方式给农业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
吉庄自从土改以后，长工、短工或者说打工，已经被人们视作深恶痛绝的剥削现象，但是分到土地的村民独家独户种田，或耕或种或收时季节不饶人，慢慢地，三户五户伴工关系比较固定了，劳动生产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上级给定义了新名词叫“互助组”，予以提倡，舆论也集中宣传“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互助合作运动在吉庄开展很快，1955年就经下乡工作组督导，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家示范性的农业初级社，由50户村民组合起来，共集中土地500多亩。加入这个初级社还有条件，光景比较富裕的、历史不清白的、家底太穷的，一律拒之门外；每户要有劳力、有牲口、有生产本钱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来，人们打心眼里对互助合作充满神往，所被允许加入初级社的兴高采烈，引来羡慕的眼光。
谁也料不到形势变化太快，初级社作为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还没有正式过渡，农业合作化在全国已经迈开更为快速的步伐。春节刚过，下乡工作组突然要求吉庄成立高级合作社，乡里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高潮社”，社长由李宗富担任，也算“政社合一”，村长被社长取代，村里所有村民一律入社，土地全部归于集体所有，牲口、农具等也作价给了集体，一辆牛车也就几十元，一头毛驴十几元，也包括羊，可能几元吧，都记在公积金个人明细账上，只有猪还保留了私有。高级社下设五个生产小队，各小队成立饲养处，由专人担任饲养员。
村里都公认，加入大集体最亏的就数当年在神头当过票号老板的李旭。李旭土改后全家十几口人占有水仓地的中等田地四五十亩，他本来又一次打算创出一个奇迹，雄心勃勃说：“代县有一家种果树的，一两年发了大财，我见过人家那处四合院，真是气派。听说盖房子时东房比西房差一寸，马上拆倒重来。财大气粗啊。”说到做到，他投入全部心血，将自家土地全部种上槟果，还养了一辆牛车。槟果是苹果的一种，当地都叫红果子，成熟时紫红色，个头就像核桃大小，气味特别芬芳馥郁，而且可以从中秋节存放到过年以后。
眼看1955年，李旭见了收获，槟果开始挂果，只是数量还少，不能对外出售，但从果树的生长状况来预测，第二年一定可以大量采摘，待价而沽。谁知赶上了集体化，果树主人一朝被变成吉庄高级社的社员。以后李旭的果子，村民年年每人能够分到几十斤，县里、乡里的干部也来要些，就好像村里的土特产礼品来源，李旭家分果子时与所有乡亲一视同仁，慢慢地年轻人吃果子也想不起种果子人。
纵观李旭两次创业，一次开票号，一次种槟果，谋的全是大事，却都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有头无尾，半途而废，无疾而终。所以村民替李旭总结一下，以一个比喻来形容：“李旭，光编筐筐不收沿。”
按照全国局势说来，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实现，经过了短短四年时间，而吉庄仅仅用了前后不到两年，速度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然后，吉庄跟随形势开始完善村里的大集体体制，也还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首先给社员定工分：以土地收入粮食的成本核算，累加耕、锄、收割等项需要的人工，再形成定额，出勤记工就有了依据；当然有些技术工种，工分相对高一些；至于社级或小队级的干部，劳动方面一视同仁，所得工分介于中等水平，总体也体现了公平合理。
不久就是秋收季节，粮食获得丰收，收回来60余万斤，堆积在场面上，犹如一座座小山丘，比之一家一户收回去的壮观多了。但是，同时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这么多粮食，往哪里存放？不管以后交公粮、分口粮，眼下首先需要仓库。经过众人议论，村里决定利用空置的三大王庙。庙内几间神殿完完整整，也不漏雨，又比较干燥，权宜储存粮食。有人提议说：“储粮归储粮，也不能糟蹋了圣像。”于是指派村里世代都是泥匠的张忠厚、张金厚、张七小等动工改造神殿，在神台前砌筑隔墙，地面搭起猫道眼一样的防潮层，前厅装了仓板门，粮仓就算告竣投入使用，外加一个东禅房，顺利解决了粮食储存看管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