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的教导，不作为的好处，天下没有能赶上它的。
怀念我的老师
苏步青
当我翻阅精装的《苏步青数学论文选集》，心头总是那么激动。除了专着之外，这些论文就是我几十年日夜奋斗留下的文字硕果。在欣喜之余，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几位启蒙和引路的老师。没有他们的教导，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呢？
我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北港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就参加割草、喂猪、放牛等辅助劳动。10岁那年，我父亲借了几块钱，送我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平阳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当了插班生。
平阳县的语言很复杂，北港山区讲的是闽南话，而县城讲的却是温州方言。当时我连学话都来不及，书当然念不好，小孩子又好玩，第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名。
第二年，我的家乡北港开办了一所小学，我便到那里继续念书。虽然这里不像县城语言复杂难懂，但是上学的大多数是富家子弟，我常受到欺侮和歧视。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其中有两句比较好的语句，有个教师竟怀疑不是我写的，在作文本上批了个“差”字。对此，我十分反感，以不听课的方式，对抗这位老师的蛮横无理。结果，这学年我又一次得到倒数第一名，差点不及格。
新学年开始了。新来的陈玉峰老师是一位正直可亲的读书人，他从不歧视穷人家的孩子。不久，陈老师发现我比较沉默寡言，就主动接近我，对我说：“你是聪明的学生，你家穷，父亲宁愿让全家吃杂粮，却把大米省下来，送你上学念书；而你读书却无精打采，这对得起你父亲吗？”
我听了马上说：读书，读书，有什么用？文章做得好，还说不是我做的。查清楚了，还给我批“差”字，这不是存心在刁难我吗？
“不！文章好坏，不是哪位老师可以决定的。”陈老师对我的想法进行开导：“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争取，我看你的资质不差，只要好好努力，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材……”陈老师的话，讲到我的心坎上。我想，是啊，怄气有什么用，这对得起老师，对得起父母吗？从这以后，我开始集中心思学习。这学年结束时，我竟获得全班第一名。以后每次考试，我都名列前茅。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非常感激陈玉峰老师，是他耐心的教导，使我走上好学的长途。
191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设立在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就在上二年级时，学校聘请了一位姓杨的老师。他教我们数学。数学一向比较枯燥乏味，但杨老师的数学课却非常吸引人。他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带回不少科学杂志。常常教我们阅读这里的数学知识和习题。特别是那些有意思的习题，把我吸引住了。我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把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幸而我以前曾刻苦学习语文，对语文有坚实基础，所以这时可充分腾出时间来钻研数学。
有一天，杨老师找我谈话：“你的作文写得好，文史知识也很丰富。可是，我们的国家现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谈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学就能救国吗？”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科学救国”的道理。在上课的时候，杨老师谈到我们中华民族受到列强凌辱的历史，就激起我学好数学的强烈欲望。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我想多学点数学，请多加指教。”老师满腔热情地接受我的要求，只要我去找他，他总是尽力地给我以帮助。我不管酷暑严冬，还是霜晨晓月，都抓紧时间读书、思考、解题，演算，在数学上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并写成一份论文，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
由于我在这方面学习崭露头角，引起了中学洪颜远校长的关注。当时洪校长兼教平面几何，看到我勤奋学习，常在自修时看我的作业本，每看一道题，就露出一丝笑容，有时频频点头。
有一天，洪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又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便告诉我说：
“我要调离学校，到教育部去工作。你毕业后可到日本学习，我一定帮助你。”
那年中学毕业，我想起洪校长的嘱咐，便写信告诉洪校长。不久，我就收到二百块银元。我捧着白花花的银元，激动地流下热泪。洪校长不仅在数学方面引导我走上成才之路，而且从经济上给了我及时的资助。我非常感谢，因为这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1917年秋天，我乘上日本海轮，从上海驶往日本。洪校长又寄来临别赠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短短的几句话，我却铭刻在心，并且一直鼓励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尽力。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又接触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着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他是我数学论文的指导老师。
洼田教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周检查一次，要我汇报学习情况、存在问题和对问题的想法。这种指导方法，对我独立思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一次，我有一道解析几何难题解不出来，去向洼田先生求教。教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说：
“你去查查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吧。”这本书有厚厚的三大本，近两千页。回来一看，暗想：这书何年何月才能读懂念完呢？我一面埋怨老师不具体指导，一面不得不硬着头皮啃。等啃完这套书，我对洼田教授充满了无比感激之情。因为这套书不但解决了我的具体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掌握了终生有用的基础知识。
时间过去六七十年了，但老师的教导，我仍念念不忘。在旧中国，我受到“科学救国”的影响，也很想为国家尽力，但那是不可能的，政府腐败无能，有科学也难救国。今天，党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加促社会主义建设，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老师教给我们知识和技能，就应该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我们要热爱老师，尊敬老师。当了老师，就要自重自爱，更加关心年青一代学生，使他们尽快成为栋梁之才，这也是新一代教师的历史使命。
所有为我的成长、进步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我都永远怀念他们。
1986年10月
学习的人常有四种失误，教学的人必须明白。人在学习时，有的失误于贪多，有的失误于偏科，有的失误于见异而迁，有的失误于停滞不前。
我的几个先生
巴金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这的确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兴。不过要请你原谅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没法直接寄信给你，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回答你几句，我相信你能够看见它们。
那天我站在开明书店的货摊旁边翻看刚出版的《中流》半月刊创刊号，你走过来问我一两件事，你的话很短，但是那急促而颤抖的声音却达到了我的心的深处。我和你谈了几句话，我买了一本《中流》，你也买了一本。我看见你到柜上去付钱，我又看见你匆匆地走出书店，我的眼前还现着你的诚恳的面貌。我后来才想起我忘记问你的姓名，我又因为这件事情而懊恼了。
第二天意外地来了你的信，你一开头就提起《我的幼年》这篇文章，你说了一些令人感动的话。朋友，我将怎样回答你呢？我的话对你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的一番话并不能够解除谁的苦闷；我的一封信也不能够给谁带来光明。我不能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到极点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着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这些都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但是对于你的来信我觉得我仍然应该写几句回答的话。你谈起我的幼年，你以为你比从前更了解我，你说我说出了你很久就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你告诉我你读我的《家》读了一通夜，你在书里见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说了那许多话。你现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成的了。你的环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写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笔却只许我写出这么一点点。我是那么仓促地把它结束了的。现在我应该利用给你写信的机会接着写下去。我要来对你谈谈关于我的先生的话，因为你在来信里隐约地问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这样的？”
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闲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而且有这样习惯)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后来渐斩地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便到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的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口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地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日子一天一天像流星似地过去。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我的脚终于跨出了家庭的门限。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经历，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三个先生。
我在一篇题作《家庭的环境》的回忆里，曾经提到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个表哥。我跟表哥学过三年的英文；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它们。但是我现在不把他们列在我的先生里面，因为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叙说过我怎样认识那些青年朋友。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半月》的一个编辑，我们举行会议时总有他在场；我们每天晚上在商场楼上半月报社办事的时候，他又是最热心的一个。他还是我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班次比我高。我刚进去不久，他就中途辍了学。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是他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劳动是神圣的事”。他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距距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他是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一天的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行素食。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我们齐声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