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30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同鲁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老先生的态度这才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某人是Traitor，一个不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热肠。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在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卸，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如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记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地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10月20日下午3点钟的消息，勾起我25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25年的时间，清清楚楚的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21日我到北平，22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来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80，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
胎教可以使胎儿的心性清静，启蒙教育可以使儿童的心灵归于正道，学校教育可以使学生的修养德行。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的名字一直与康南海并称。可见他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
民国六年，梁先生撰文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我也曾投书表示敬慕与声援。
1922年初，我应李建勋、经亨颐诸先生之约，到北京高等师范去讲学，有一次听说梁先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大约一刻钟之后，我想他听他的，我讲我的，错了可以向他请教，不应当怯阵。语言又逐渐流畅起来。他也听得很有兴味。
诗人徐志摩编《晨报副镌》的时候，我是撰稿人之一。1925年我去山西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回京后，见到志摩，他认为我住在西长安饭店很不方便，便将我拉到松树胡同七号下榻。
梁先生是志摩的老师，每天除去研究学问，撰写文章和在清华大学讲课之外，常常到松树胡同来打两圈麻将牌，让大脑松松弦，我们虽然早就相识，但是谈话的机会不多，这次重逢，才谈及很多问题。
“刘先生！我们同游南海康先生门下，你在上海办美专的事我也久有所闻。虽然，我已被聘为校董，但对学校的事情过问极少，没有贡献，常为此不安。今天又在一起，十分高兴，希望你不要见外。”梁先生对我非常亲切，竭力想打破我的拘谨。
“梁先生是前辈学者，论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说到同门，
太使我惭愧了。”我还是很局促。
“近来有油画新作么？”梁先生岔开了话题，尽量说些使我有兴味的事情。他也很喜欢油画。
“有。”
“明天带几张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呀！”他的语调很真挚。
第二天，我带来几张山西速写，还有北京中山公园等地的油画写生，当时在场的胡适、徐志摩、蒋百里和侄儿复聪（璁）。
胡适对绘画虽然欣赏，但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最倾倒的是志摩。他认为拙作有点“玄学”意味，不拘物象，不失物象，色彩浓烈。他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欣赏“力”的美，而壮阔雄奇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他诗歌有合拍的一面。他的诗和散文不仅仅是空灵，也有气度恢宏的地方，可惜英年早逝，这种风格未得到充分发展。
梁先生看着画说：“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
“调子十分明快，带有东方画的色彩，是海粟自己的东西！有意思！”志摩也在一旁助兴。
梁先生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仔细地打量。那眼角的皱纹，显得有些老态了。
“经得起反复看，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梁先生点头一笑，继续看画了。
“光有西画还不能看出全局，隔壁屋里有纸笔，再画张竹子送我好吗？”梁先生越看越兴奋。
那时候，我极少画国画，更不擅长画竹子。但是梁先生出了题目，只好丑媳妇见公婆，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上小枝，枝头撇了两片叶子。
“好！”站在一旁的蒋百里先生拍手喝采。
“不错！”蒋复聪（璁）附和着。现在他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前几年我赴港办展览，他还来看过我。他的孩子在上海，我们都盼望他能回来和亲人团聚，也为祖国统一出力。
我自知笔墨稚嫩，对朋友们的叫好只视为鼓励，付之一笑。
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竹子，便纵笔题上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1943年，郁达夫兄在南洋对我提起，他和郭沫若在上海受到封建势力的攻击，经济上又很穷闲的时候，也用这六个字来互相慰勉，表达出患难兄弟之间真正的互相理解。
几天后，志摩请朋友们吃饭，除了梁先生以外，还有闻一多、王梦白、姚茫父、胡适。
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牲没有入过诗。”
“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梁先生真博学。
“猪可有人画过吗？”胡适又提出问题。
“没有人画猪而出名，但可以画。”梦白先生接着说。
“你能画一张么？”志摩也在凑兴。
“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好了。”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微笑着。
“好！”梦白很快就画成了。应当承认，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用美的手段来表现，就要艺术家的本领。梦白所画，墨韵自然，浓处不死，层次分明，这是很难的。
梁先生题了那句诗，茫父也另题了一首，这张作品曾在《晨报》画刊上登载过。
这种聚会，次数很多，有一次我看到当时的青年诗人闻一多在给梁先生画速写像，他的画线条很厚实，奔放中有法度，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所以下笔不俗。这张像画像很成功，眼睛很传神，圆阔的前额显示出智慧。
“好啊！”我大声喝采。
“我不是画家，您和王、姚二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闻一多指着梦白、茫父和我，谦逊地笑了。
他知道我和郭沫若、徐志摩都很亲近，叫我也写新诗。我说：“我只爱看，不打算写。”他讲起屈原、李白，直抒己见，有很高的修养。
“你也画一张，好嘛！”志摩又出新题目了。
“不，梁先生累了。”
“不要紧，画吧！”梁先生很有兴致。
“刘先生，我画得不好！”一多非常谦和地说：“你快动手吧！”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我拿起铅笔勾了一张速写。这张画被志摩拿去，寄到《上海画报》上发表了。
在松树胡同，我还见过梁实秋，他是来看梁先生和志摩的。话不多，语调缓慢。听说他在学术上已有成就，编的词典很见功力。在松树胡同见面的朋友，健在者除上海的孙大雨先生，只有他一人在台湾了。我希望他能回到故乡来，到北京、上海讲学，看看故园风景，大陆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给他研究。
梁先生还为我写了一把泥金扇面，内容是陈其年的诗。一次他很恳切地对我说：“明天我回家，你也乘火车一道上天津去小住几天好吗？”
我欣然同意，那把扇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文革”时期才丢失。
志摩等人把我送到车站。这次坐的是头等卧车，两个人一个车厢，可坐可卧，窗明几净，空气新鲜。北方的原野辽阔，没有南方的沃野那样青翠，却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思。
我们说到了谭嗣同(壮飞)，梁先生皱着剑眉，立起徘徊。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我正有点后悔，恨不该触及他的痛心处。他抬起右手，轻轻地拉上窗帘，手并没有放下来，用缓慢的语调说：“戊戌年九月廿一日，康先生已经离京出去，他住的南海会馆被查抄，我对壮飞放心不下，便跑到浏阳会馆去看他，要他立即出走，以避娜（那）拉氏的加害。他昂首望天，慨然有赴死之志，说话一片赤枕，闻之使我泪下。大意云：‘吾辈前日欲救皇上，铁错铸成，无法可救；今日复欲救康师，虽已出京，生死未卜，再见无期。忧愤填膺，惟死而已！’谈到天黑才匆匆告别，我没有回到下榻之处，住进了日本使馆的一间密室，次日壮飞提着一箱手稿来看我。我说：‘日本友人希望你东渡避难，徐图后举。’他说：‘任公请携吾文稿去东京，以图将来，吾一死以报圣主。各国变法，皆曾流血，中国不能例外，请从弟殆，唤醒同胞则国事有望焉！’我说：‘君死固重泰山，而株连伯父，长者无辜，于心何安？’对曰：‘昨晚兄去，即仿吾父笔迹作书，叱弟不忠不孝，从此断绝往来。信置于枕下，故意使荣禄鹰犬获得，当不致牵累老父。身后之事已托付大刀王五，平素爱佩之凤矩宝剑，亦赠王君。此公任侠，可以信赖。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乃相抱饮泣，三去三回首，28日，壮飞蒙难……。”
谈到惨痛之处，他流下泪来。
我在少年时代看过谭嗣同先生的《仁学》一书，对他非常崇敬。他的献身是否必需，也允许后代讨论，但他为救国救民视死如归的精神，异常悲壮。崇高人格，足以激发当时年轻一代改革社会的激情，所以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才虎虎有生气。
“梁先生在反袁世凯称帝时，知识界对您非常景仰！”我说。
“那件事已成过眼云烟。正因壮飞死于袁项城之手，对此奸雄面目，非泛泛之认识，人只要将生死置度外，无话不可说。杨晢子辈为袁贼利用，受其密旨，起草万言书，曰《君宪救国论》，为袁黄袍加身张目，旋即成立‘筹安会’！严几道先生陷身其中，苦不得脱身，他获得文稿后即钞以示予，予思戊戌后诸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民国肇造不易。复观泰西诸国史册，建共和后，改帝制者无一能持久，可谓称帝者必亡。乃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斥‘筹安会’诸公，文方脱稿，有人向袁项城告密。
袁惊且惧，嘱晢子送来二十万元银票一张，为吾父祝寿，交换条件为此文不发表，否则将遭不测。戊戌之际，予未殉变法，愧对壮飞。今为四百兆生灵计，岂复营身家之私？乃将银票退回，晢子亦郝然而去。次日，袁指派心腹谓予曰：‘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予答曰：‘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文出，不胫而走，以其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耳。今往矣！”梁先生掏出手帕，擦着眼镜。
“那篇力作一问世，先生清名，高于清末！”
“为此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迄今思之，历历在目！”任公先生轻叹一声，良久无言。
我请他谈谈流亡情形，他沏上铁观音茶，边饮边叙，绘形绘声，可惜年代久远，已难以详细追述，只能述其大略了。
1915年腊月廿五日，蔡松坡将军按在天津予及蒋方震、戴戡、黄溯初等人决议，准时在昆明宣布独立。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击四川，沿途百姓欣然相迎，一则帝制不得人心，二则护国军纪律森严，所以一举攻克宜宾市。袁贼令曹锟、吴佩孚率部顽抗，次年2月，蔡军暂退大州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