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宗教情感十分简单，像对某位假想领袖的崇拜之情或是对万物力量的敬畏之心。他们会盲目听从这种情感的指挥，无力探讨它的信条是否具有合理性，希望将这些信条传播四海，并将所有不相信它们的人视为敌人。
偏执与狂热是群体信仰的孪生兄弟
我们已经指出群体不善推理，对于观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否定，他们拒绝一切讨论，对群体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瓦解他们的理解力从而使之立即投入行动。我们还指出给予群体适当影响，他们可以随时准备为理想奋不顾身。此外，群体只有强烈而极端的情感。对他们而言，同情心可以很快变为崇拜，而一旦心生反感便会立刻化为仇恨。这些普遍特征为我们了解群体信仰的性质提供了启示。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信仰时，就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在发生重大政治变动的时代，例如上个世纪，这些信仰总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我将这些信仰称为宗教情感，此外没有更好的称谓了。
这种情感十分简单，像对某位假想领袖的崇拜之情或是对万物力量的敬畏之心。他们会盲目听从这种情感的指挥，无力探讨它的信条是否具有合理性，希望将这些信条传播四海，并将所有不相信它们的人视为敌人。不论这些情感涉及的是无形的上帝、一具木雕或石刻的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其呈现出上述特点，那么这种情感往往就具备了宗教的本质。在同种程度上，它还具备了某种超自然、神奇的力量，因此群体往往在无意识间将这种神秘力量等同于激起他们一时热情的政治信条或得胜的领袖。
当一个人只是崇拜某个神时，不能说他是笃信宗教的。真正具有虔诚信仰的人，会甘愿为了某项事业或某个人倾其所有精神财富与满腔热情，自愿服从它的任何召唤并将它作为个人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指南。
偏狭与狂热总是和宗教情感形影相随。当人们自以为掌握了现世或永世幸福的秘诀时，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某种偏狭和狂热。当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受到某种信仰的激励时，他们也会表现出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党人的内心虔诚的有如宗教法庭时期的天主教徒，他们残暴的热情同样来源于此。
群体信仰具有宗教情感固有的特点：盲目信从、极端偏执以及对狂热宣传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说，群体所有信仰都具有宗教形式。某个被群体拥戴的英雄是这个群体真正的神，拿破仑就作了15年这样的神。而且，他赢得了比任何神都多的信徒的狂热崇拜，甚至可以轻易取人性命。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神也从未对其掌控的思想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成功的激起了群体狂热而盲目的情感，并使群体在崇拜和信服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并甘愿为了他们心中的“神”放弃生命，任何时代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菲斯泰尔·德·古朗士（FusteldeCoulanges）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指出，维持罗马帝国统治的绝不是武力，而是由统治者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敬仰之情。他写道：“如果某种受到群体厌恶的统治形式能够维持5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将是绝无仅有的……罗马帝国30个军团可以使1亿人臣服于它，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臣服帝王的原因在于，在他们眼里帝王是伟大罗马的化身，就像神一样，所以帝王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即使最小的城镇都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那时，整个帝国内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宗教，它的神就是帝王。在公元前的很多年内，为了纪念奥古斯塔斯（Augustus）皇帝，由60座城市组成的整个高卢地区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庙宇相似的神殿……那里的祭司同样是当地的名人，由高卢城市共同选定……我们不能认为这一切仅仅是出自畏惧与奴性。崇拜帝王的不是朝臣，而是整个罗马；除了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今天，控制群体思想的大多数伟人已不再拥有各自的祭坛，但他们拥有各自的雕像或是画像，这些都被其追随者珍藏，以他们为对象的狂热崇拜行为与前辈相比毫不逊色。只有彻底地了解了群体心理后，我们才能揭开历史的真相。群体不管需要什么，首先需要的是神。
盲目是群体的禀性
不要以为，盲目崇拜已被理性打破不复存在。在同理性的无止境较量中，情感从未被打败。如今群体不再听到曾长期禁锢他们思想的诸如神灵、宗教之类的表述，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里，群体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神灵也无缘拥有这样多的雕像与祭坛。
近年来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号召下，群体的宗教本能是那么轻易地被唤醒。即使是在乡村小旅馆里都可以找到这位英雄的肖像。他被赋予了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权力，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品质与传奇般的名声完全吻合，他将会成为历史上伟大的人物。
由此可见，断言群体需要宗教显得十分多余，因为一切政治、神学和社会信条，必须伪装在没有争论的宗教外衣下才能扎根于群体之中。如果某个无神论的信仰可以使群体接受，那么这个信仰肯定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偏狭的热情，并很快演变为一种狂热崇拜。实证主义学派的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
深刻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wsky）一直被视为虚无主义者的代表，但是有一天，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很快发生在了实证主义者身上。某日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后，他撕毁了小教堂祭坛上所有神灵和圣徒的画像，熄灭蜡烛，接着用毕希纳（Buchner）和摩莱萧特（Moleschott）等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取代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然后他再次虔诚的点燃蜡烛。他的宗教信仰对象变了，但是我们能说他的宗教情感也变了吗？
我再说一遍，只有深刻的了解了群体信仰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后，我们才能理解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我们应该更多的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自然主义角度。
伟大的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事件的真正起因。他对事件的论述很详尽，但是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由于缺乏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他的叙述常常缺少事件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暴的一面让他感到惊骇，但是在那场重大的戏剧性事件中他没有看到，那群英雄更是一群癫狂的野蛮人，他们肆意纵横、为所欲为。
我们应该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在群体中的建立，这样在理解法国革命的暴力、屠杀、宣传需求和向一切事物发出战争宣言的种种现象时，我们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法国宗教战争、宗教法庭、白色恐怖同样如此，都是受到宗教情感激发的群体所为。
这些宗教情感必然会使群体采用残暴的方法清除任何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采用的办法是一切怀有真诚而坚定信仰的人所使用的办法。如果他们用了其他办法，就不值得有如此的评价了。
前面提到的大变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依赖于群体精神，如果群体不愿意让它们发生即使最专制的暴君也无法做到。当史学家断定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是由国王引起的时候，表明他们与统治者一样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只有群体精神才能使号令发生作用。拥有绝对权力的超级专制君主只能加速或减缓其发生作用的时间。
正如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或宗教战争不是由国王引发的一样，恐怖统治也不是由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丹东（Danton）或圣约斯特（SaintJust）造成的。在这类事件背后，我们发现总是群体的精神在运作，而非统治者的权力在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