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认为：“民间想象的最大特点就是跳出现实，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它有实用主义的目的。强烈的情感色彩是想象力的靠山，首先它是以一种情感安慰另一种情感，目的在于排遣现实中的诸多不适感。所谓的民间生活不需要思考，却极其需要发泄，类似怨恨、愤怒、惶恐、迷惘这样的情绪累积在一起，使得生活沉重，生活本身不提供彻底排遣的出口，只有寄托在想象上，想象力可以否定一个无望的现实，然后制造出一个有希望的现实。”这样的民间想象一方面与民间底层的生活相联，另一方面又对抗现实中的不幸，依靠想象完成有希望的人生，浸透着浓郁的审美化人生精神。民间想象原型在中国文学的具体文本中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以汉民族为基础的民间想象原型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的，在前文中我们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二点所说的就是经验性与虚拟性的融合，譬如人、鬼、神可以相互转化，天堂、阴间、人世可以相互沟通，并且时空转换中出现的各类鬼、神形象都有人性化的特点，人正是在这种相互转换和沟通中，获得了对抗现实的审美化人生，实现了人的精神愿望和理想。在《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及民间神话、传说中，都可以看到飞腾的想象力所张扬起的人的内在精神力量以及超越现实的阔大空间世界。到了新时期文学，民间想象力的传统开始得到了重视，特别是莫言的作品复苏了民间想象原型的力量，某些先锋作家在时空转换中的文学想象也潜在地承继着这一传统，想象力开始挣脱拘泥于“事实”的规范，由物理空间向心理空间拓展，想象的世界变得圆融开阔。新世纪以来，莫言的《生死疲劳》充分地发挥了民间想象力的作用，他把民间故事、传说以及传统小说中的阴阳两界、轮回转世等内容作为小说的整体结构框架，主要人物西门闹则在生与死、人与兽、人世与地狱之间穿行游走，不管为牛、为狗、为猪，还是为猴、为人，人有着兽的生活，兽也有着人的判断和道德伦理，这种表现当代生活、历史的想象方式，显然与现实主义的想象有了很大的区别，而有着中国式的民间想象形式，浸透着佛教、道教的某些文化因素。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新世纪文学的民间想象力还应提到苏童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碧奴》。苏童曾说：“《碧奴》的写作是我模拟民间想象力的一次实践，由于孟姜女哭长城的结果是眼泪哭倒八百里长城，哭泣和眼泪是想象力的核心……我后来的写作过程，其实一直在尾随那样的眼泪，比民间更狂热地描述那样的眼泪……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愿意服从来自民间的暗示，追随民间的动机……我其实是乘着民间提供的想象力的翅膀，能飞多高是多高，目的只是和碧奴一起到长城去。”这个想象力的核心就是赋予“眼泪”撼天动地的力量。莫言、苏童作品中的这种民间想象原型不仅与中国几千年的民间文化、文学传统建立起了新的意义关系，复苏了民间想象在新世纪文学中的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生活方式日益趋同的时候，挖掘和发现民族思维深处的想象力，有可能带来目前文学中新的审美因素，抗拒“欲望审美”、“经验趋同”过程中人们想象力的贫乏，复苏生命中的潜能和力量。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中值得重视的另外一种想象力是个人化想象。但在个人化想象中我们也看到了民间想象原型的力量。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传统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作家不再依照对社会的共同理解来进行创作，而是以个体的生命直面人生，从每个人都不相同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方式出发，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这种个人化的文学想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总体上有两种倾向：1、以韩东、朱文、林白、陈染等人为代表的个人化想象，他们将自己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以“边缘化”的立场抒写自身生活经验与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呈现出了以往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诸多文学经验；2、以张炜、韩少功、李锐等人为代表的个人化想象，这些作家虽然与外部社会仍然保持着深刻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以“个人”的方式实现的，个人化想象主要体现为个人对历史、社会的独特思考和表达方式。这两种个人化想象尽管有所区别，然而呈现出共同的特点：对个性化审美力量的重视。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个性化的，强调个性化的审美力量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也是艺术实现自身价值的基本要求。这种个人化想象在新世纪文学中仍旧有着重要的意义。
林白在19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是个人化想象的重要代表，那个时候由于一直拘泥于自己那种隐秘的内心体验和身边的人事，与外部世界处于紧张的、对峙的关系中，当个人经验不能在变化中更新时，文学写作的资源就会变得匮乏，就容易出现重复、雷同，这也是与她相类似的作家共同存在的问题。她在新世纪出版的《万物花开》却出现了新的气象，个人化想象中呈现出民间想象原型的特点。在《万物花开》中，想象的力量首先表现在人与万物之间的联系，主人公“大头”从房间来到了大地，跟牛、南瓜还有那些洋溢着自然本能的女人厮混在一起，他还借助于头脑中“瘤子”的特有功能，去探询万物生存的秘密，这个“瘤子”成了他触摸世界的神秘器官，也是想象力得以展开的前提，由此作品中出现了那么多飞腾的意象：“大头”和杀猪的人、制造土锍的人、幻想长出翅膀的人、烂货、妖精、蚂蚁、竹子纠缠在一起，世界不再逼仄、幽暗，而是他经历的事万物都经历了，万物就生长在他的身体里，又在身体里飞升，整个世界历历在目。“个人”就是这样与外部的世界融入一起，恣意地撕裂了内心的栅栏，生活就在这样的世界里闪现出了坚硬的质感和沉甸甸的分量。这种“质感”还在于林白想象的触角延伸到了他人的内心世界，发现了自我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状态，外部的人、事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情感共存于想象的世界中，个人经验蕴含着现实变动中所传递出的丰富信息，记忆各色人物的内心秘密，构建了一个开放、灵动、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
民间想象原型在近三十年来的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美学力量证明：真正的艺术想象力是能够带来文学力量的想象力，文学的想象不仅是在心灵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中产生的，而且也是在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联系中产生的，不然也就难以获得对世界的审美把握和内在的深度。
文本细读：《生死疲劳》与民间想象
莫言的《生死疲劳》无疑是近年出现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其重要性就在于体现出高度扩张的想像能力以及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独特叙述方式。想像力的扩张与叙述者是分不开的，叙述者的立场、身份及思考和认识世界的角度直接影响着想像能力的发挥和想像世界的展开。《生死疲劳》的重要叙事者之一——西门闹，作为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的“地主”被枪毙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穿行于阴间与阳世，见证了世道人心、社会变化，打通了人与兽、物与灵之间的界限，灵魂在天涯时空中的漂泊，使小说的艺术世界呈现出浑圆一体的圆融和感觉恣意表达的丰富。这样极具个性特点的艺术想像能力在近年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它复苏了民间传说、故事的想像原型。
在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中是有一种对抗现实功利和物质欲望的激情的。在当下的文学情境中，这种激情尤为重要，它能够把人从消费文化所构建的“物化交往环境”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进而以自主的独立思想去认识和理解历史。莫言在《生死疲劳》的开始就把叙述者西门闹处理成一个满含冤屈的角色，与现实的社会构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叙事者蓝解放，坚持自己“单干”的信仰，与现实社会也构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叙事者这种独立的、不屈服于现实利益的立场，使其不会在利益的诱惑下，把想像物质化，功利化，而是关注与人性、社会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际上，叙事者的这种立场也是莫言的立场，当从这样的基点上来理解《生死疲劳》想像力的时候，我们看到作品飞扬不羁的想像力与理解历史与现实的独立视角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说所有具有理解历史的独特性视角都能带来飞扬的想像力，但飞扬的想像力与独特的史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生死疲劳》中，用一种怎样的独立视点来展开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呢？莫言选择了“坚持单干”的蓝解放和不断轮回转世的西门闹，特别是西门闹在超越时空的灵魂漂泊过程中，与其所纠缠在一起的人与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关系，这种独特的艺术关系恰恰构成了其想像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换句话说正是这种丰富的想像才显示了历史的独特风貌，具体地说这种独特风貌呈现为这样几种想像关系：（1）：人与兽的关系。人与兽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相互依存而存在，但灵魂之间细微之处的交流是有深深的隔膜的，在《生死疲劳》中人兽之间的关系完全被打破，兽有着人的灵魂、感觉和判断，并且其行为方式也有人的逻辑在支配，已有的人兽关系在想像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阳世与阴间的关系虽然在民间信仰、传说中两者是可以沟通的，但在《生死疲劳》中两者之间几乎是没有太多区别的，并且西门闹的转世带有了有目的“去恶”的行动，他成为见证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变化的重要人物之一；（3）：在人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上，除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以及出人意料的情节之外，在《生死疲劳》中，人的感觉能力得到了充分地释放，那奇异的感觉混杂着对于“物”的体验，使世界具有了多侧面的立体感，并通过这种感觉渲染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有氛围。如上几种想像关系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具有独特艺术想像力的世界。那么，在这种独特的艺术想像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对于“历史”与“人性”的深切思考，“历史”与“人性”是一个常常被人言说的话题，但在莫言的小说中常常展现出独异的风貌。莫言在言说1950年代直至今天的历史时，他以人与兽的转世轮回来展现“历史”的进程及人性与兽性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兽”所体现出的“人性”内容以及人所体现出的“兽性”内容相互联系呈现出时代变化中人性的复杂。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年代里，转世为兽的西门闹在对“人事”的体验和理解过程中有时反而有着“人情”的温馨，而所谓的“人”倒有着“兽”的残酷，这虽然是在以往的小说中已经被表达过的主题，但是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中当他以丰富的想像力把“人间”与“阴世”、人与动物联系在一起时，这样的主题就有了具体、生动、可感的内容，并且“兽”所具有的“人性”体验功能更反衬出了人世的混乱，不管西门闹为牛、为狗、为猪还是为猴，他都有着为“人”的那份心肠，即使饱含冤屈，但伦理的情感始终让他与人世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而“人”与“动物”之间也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样一个圆融贯通的想像世界，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莫言的这种想像力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莫言的《生死疲劳》呈现出的是民间想像原型的特点，这种民间想像力的传统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是被部分地遮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在写作时，都认为自己的创作和西方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文学的想像方式是各种各样的，但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家的创作中，他们的想像方式基本上是对于现实生活秩序的重构，他们的想像力是由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所支配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这种特点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精神资源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被政治化，成为大家要遵循的创作原则时，本土原有的民间神话、传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小说创作传统就被部分地忽视了，虽然在政治意识的倡导下，也曾出现过大跃进民歌运动，也曾提倡文学创作向民间学习，但从想像力的角度看，民间想像力的传统在大部分作品中体现得是不充分的，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中却得到了充分地体现，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文学现象呢？我想以周作人对文学与民间文化、文学的看法来进一步地说明这一问题。周作人在1920年代不仅研究了神话研究的学派、神话、童话的起源及特点，而且认为神话、童话、传说、民歌等是民族文学的根基。从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内容中发现民间文化与个人文学创作的关系是周作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过程都不能与民族的、本土的、民间的精神割断联系。他在《神话的趣味》一文中，讲了“天狗吃月”的这类传说，当天狗吃月时，家家击锣打鼓，以为把天狗惊吓跑了，月亮就能复圆，从前的人很相信月亮真被天狗吞了，所以便造出许多的神话来，流传至今成为乡俗。又讲中国小说如《聊斋志异》里面记载鬼狐的故事很多，并且相信人也可以变成狐狸精。在此周作人说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文学现象，传说变为乡俗、文化现象，又体现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独有风格和特点，在《抱犊固的传说》中，他又讲了绍兴城内“躲婆弄”的来历和贺家池的传说，认为这些传说并不是没有意思的东西，实际上《世说新语》和《齐谐记》的根芽都在这里面。莫言小说中呈现出“民间想象原型”的特点，也证明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