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既是全国文化出版业的中心，也是全国佛教文化出版业的中心。当时出版佛教书籍的出版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兼行从事佛教书籍出版，一类是专门从事佛教书籍的出版发行。前者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正书局、医学书局、世界书局、亚东书局、泰东书局、大东书局、光华书局、华通书局、公民书局、开明书店等，都曾出版发行了一定数量的佛教书籍。其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主要出版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佛教书籍，其他书局中则出版了大量普及性佛教书籍。根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以前的统计，其出版物中宗教书籍就占245种，共878分册，而佛教书籍则接近其半数。参见李择彰：《三十五年中国之出版业》一文，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此外，有正书局、医学书局也都很有特色，它们虽不算专门的佛教出版机构，但所出的佛教书籍数量多、质量好，深受读者喜爱。有正书局由上海知名居士狄楚青于1912年创办，到1914年6月，该局就已经出版佛书佛像732种，后来成为佛学书局的一个发行所，发行各种佛书。医学书局由丁福宝于1908年创办，在佛学书局成立以前是上海出版佛教图书最多的书局之一。该局佛学书籍有以下种类：（一）佛学入门书；（二）最易入门的经典；（三）净土宗经典；（四）般若及禅宗经典；（五）大乘经论，共有50余种，大多为丁福宝自撰注释，由浅入深，人人能解；（六）佛学辞典6种，其中丁福宝自己编写的《佛学大辞典》，是该局图书出版的特色，为当时出版界对佛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参见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第111页。除了上述这些兼行佛教图书的书局外，民国上海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的佛教出版机构，如上海佛学书局、大法轮书局、上海大雄书局、上海般若书局、上海道德书局以及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世界佛教居士林佛教流通处、弘化社等等。这些专门的佛教出版流通机构，绝大多数都是由居士佛教组织机构或佛教居士知识分子创办与经营，其出版的佛教书籍种类繁多，除了专门的学术著作外，也有大量佛教普及读物。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当数上海佛学书局，它是由当时上海最大的居士佛教组织——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同仁们于1929年发起创办的，集编辑、印刷、流通为一体的佛教专门出版机构。上海佛学书局在其经营管理方式上采取了股份制与董事制的现代管理模式，从而使其迅速成长起来。上海佛学书局自开业以来，不仅编辑、刊印了大量的佛教书籍与佛教造像，而且还兼为代办国内众多佛教出版机构的佛教图书发行。可以说，当时国内的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典籍以及中国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所著述的佛教通籍，在上海佛学书局都可买到。据《上海佛学书局第九期图书目录》（1937年5月编印）统计，该书局编辑出版发行的佛学典籍和佛教通籍共有3319种，其中大藏辑要2024种，佛教通籍1295种。此外，该局还特别编辑发行《佛学小丛书》，深受初学者的欢迎。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295页。上海佛学书局是我国近代最大的一家佛教专门出版机构，它把编辑、刻印、流通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并通过代办发行将全国的佛教出版物纳入它的流通渠道，且设立了总局、分局、分销三级机构网络，使其流通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其业务的地域分布为：上海本市占10%，各省市自治区占80%，国外占10%。国外业务涉及缅甸、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地。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第113页。
除了佛教图书的出版发行，上海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期刊创办、发行最多的地区。其中有些刊物存在时间不长，难以统计。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上海在近代先后创办的较知名的佛教期刊有30余种，兹列出主要刊物如下：
表20民国期间上海知名佛教期刊一览表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03—310页。
刊物名称创办日期主办机构及主办人发行情况
《佛学丛报》1912年10月主办人狄楚青，编辑濮一乘1913年改为《佛学丛刊》，共出14期，1914年停刊
《佛教月报》1913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会刊，主编太虚共出4期，后停刊
（续表）
刊物名称创办日期主办机构及主办人发行情况
《佛学月刊》1912年上海佛学月报社出版出版4期，1913年停刊
《觉社丛刊》1918年10月觉社社刊，太虚主编1919年第5期后改为《海潮音》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3年3月林刊，太虚、范古农等主编1937年4月停刊，共出43期
《净业月刊》1926年5月净业社社刊，编辑顾显微1928年10月停刊，共出30期
《心灯月刊》1926年上海佛化教育出版社，太虚主编前后共出31期。
《中国佛教会公报》1929年中国佛教会会刊，圆瑛主持，仁山主编1936年11停刊
《威音月刊》1930年1月经理兼总编辑谢畏因1937年9月停刊
《佛学半月刊》1930年10月上海佛学书局办，范古农主编1944年12月停刊，共出313期
《中国佛教杂志》（英文）1931年上海净业社办，黄茂林主编1933年停刊
《佛教特刊》1932年11月上海《市民报》副刊，黄慧泉创办1934年7月停刊
《佛学出版界》1933年余了翁主编，佛学书局代发行不定期，共出9期停刊
《上海慈航画报》1933年7月上海慈航画报社办，刘仁航主编每周一起，停刊日期不详
《佛学研究》1935年2月上海《新夜报》副刊1935年10月停刊，共出35期
《上海慈航周报》1935年3月主办者不详1935年10月停刊，共出31期
《佛教日报》1935年4月上海佛教日报社，范古农主编1937年12月停刊
《佛教新闻报》（三日刊）1936年11月上海佛教新闻三日刊社发行停刊时间不详
《觉有情》1939年10月编辑兼发行人为陈法香1953年停刊，共出146期
（续表）
刊物名称创办日期主办机构及主办人发行情况
《弘化月刊》1941年7月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会刊1958年7月停刊
《妙法轮》1943年1月玉佛寺上海佛学院主办，震华主编1945年11月停刊
《中国佛教季刊》（中英文）1943年秋季主编及发行人为克兰佩（锡兰人）停刊时间不详
《觉群周报》1946年7月上海玉佛寺办，社长太虚，主编福善1948年1月停刊，共出57期
《觉讯月刊》1947年1月上海佛教青年会会刊，发行人方子藩1955年9月停刊
《佛教公论》1947年太虚主编仅出5期停刊
《学僧天地》1948年1月静安寺佛教学院主办，名誉社长持松仅出6期后停刊
上述期刊，不少是由居士组织主办，或者由居士学者参与主编、编辑，其内容涉及佛学经典、佛学论释、佛学义解、佛教故事、佛教资讯、修行体验、学佛心得等等，其文本体裁涉及经训、论说、新闻、传记、随笔、小说、杂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期刊中甚至还出现了英文版期刊，如上海净业社创办、黄茂林主编的《中国佛教杂志》以及锡兰人克兰佩主编的《中国佛教季刊》，英文佛教期刊的创办发行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开风气之先。这些期刊大都只维持了较短的时间，但其在佛教理论启蒙、佛教理念传播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佛教书籍与期刊的出版流通之外，近代上海在佛教汉文大藏经的保存与印刷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对促进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大藏经”，是指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根据所用语言文字的种类不同，大藏经可分为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巴利语大藏经三大体系，这些大藏经后来又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其他文字。此外，不同文字的大藏经根据不同的编纂年代、不同的印刷与编纂方式又可分为不同的版本。我国自北宋开宝四年（971）刊刻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开宝藏》以后，至清代为止，先后刻印过《契丹藏》、《崇宁藏》、《赵城藏》、《碛砂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万历藏》、《嘉兴藏》、《龙藏》（《清藏》）等20余种。这些大藏经经过岁月的清洗，或毁于战火，或毁于政府的废止，或流失于民间，以至到了近代已很少流传了。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界人士有鉴于此，开始积极整理、印刷大藏经，这些印刷的大藏经中主要有：铅印《频伽精舍大藏经》、影印日本《续藏经》、影印《碛砂大藏经》、影印《宋藏遗珍》、刊行《普慧大藏经》、编印《华严经疏钞》、出版《民国增修大藏经》。《频伽精舍大藏经》为沪上资本家哈同夫人罗迦陵出资，聘请名僧宗仰编纂，从1909年至1913年历经数年而成。该藏经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为底本，四号活字铅印，为现在我国常用版本之一。影印日本《续藏经》，是1923年我国学术界、佛教界人士丁传绅、史一如、梁启超、蔡元培、韩德清、范古农、黄炎培、蒋维乔等64人共同发起，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而成，共印500部。影印《碛砂大藏经》，是由朱子桥在陕西西安开元、卧龙两寺发现的南宋《碛砂藏》孤本，经上海居士叶恭绰、狄葆贤、蒋维乔、丁福宝等人发起影印500部，由上海佛学书局发行流通。影印《宋藏遗珍》，是由释范成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及四周农家发现散见的金代刻本《赵城藏》，于是搜集、补遗后，由叶恭绰等选出其中特有的孤本编辑成《宋藏遗珍》发行流通。《普慧大藏经》是由普慧出资，聘请沪上佛教名流兴慈、应慈、圆瑛、叶恭绰、丁福宝、赵朴初等为理事，由持松、芝峰、范古农等编纂。该藏经汇集了南传、北传诸经籍，校勘前代经本之漏误，改订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广搜各藏未载之重要典籍，于抗战后停止编印。编印《华严经疏钞》，是由徐蔚如居士与沪上佛教名流蒋维乔等发起，历经数十年，对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不同版本的谬误进行校订，力图恢复唐代清凉原本面貌。
佛教图书的大量出版，佛教期刊的大量发行以及对佛教大藏经的整理、印刷发行，不仅为上海本地营造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也使上海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其中，大藏经的编纂、影印与印刷以及佛教辞书的出版，系统地保存与整理了古代佛教经典文化，为近代佛教的复兴提供了理论准备。上海佛学书局等一批佛教专门出版机构，由于大都采取了铅字排印，改变了南京内学院等传统木刻印的做法，既加快了出版速度，也做到了价廉物美，便于佛教知识在普通居士中的广泛传播。而众多佛教期刊的发行，也在鼓吹佛教复兴理念、沟通教界信息、联络佛教信徒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佛教文化出版事业的成功发展，为上海居士佛教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启蒙与资讯平台。可以说，这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的佛教复兴态势，而另一方面它又为促进上海乃至全国居士佛教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居士佛教近代转型的社会学意义
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先进或落后的标准在于社会的理性化，他提出衡量理性化程度的两个标准是：宗教祛除巫魅的程度以及宗教与世俗伦理结合的程度。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资本与物质技术的推动之外，基督新教的理性伦理也是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因素。同时，韦伯认为东方宗教伦理（包括佛教）中的非理性恰恰是导致东方社会落后的原因。马克斯·韦伯关于东方宗教伦理的考察参见其《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等著作。通过对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的实证考察，再反观韦伯的上述观点，笔者以为中国居士佛教在近代以来的转型，也是佛教“理性化”的一个实证个案。而这种“理性化”的进程似乎与社会发展之间又呈现出交互影响的关联：其一，近代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了民国居士佛教主体、组织与慈善的结构形态变化，并趋于“理性化”；其二，民国居士佛教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基于这两点的交互影响，笔者有意再将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的实态考察，放置于宗教社会学理论视域下加以审视，并从僧侣与居士的关系变化、居士组织与居士慈善的形态变化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从而进一步透视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深层社会背景以及中国佛教理性化进程的基本特征。
一、僧侣、居士地位的近代变化及其宗教社会学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