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方面，一九二七年八月号至十一月号上连载的般达（Julien Benda）的《知识分子的失节》（La Trahison des Clercs）是这时期中最引起了社会反响的一篇长文。般达是当代思想界中最独特而又独立的一个作家。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纯粹理性主义。在法国或竟整个欧洲的思想界，继柏格森（Bergson）的动力哲学及巴蕾斯（Barrès）与莫拉斯（Maurras）的国家主义以后，可说已找不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第一次大战以后，人们鉴于战争的渊源存在于国家主义，因此作家中如罗曼罗兰，巴比塞等都主张为得到和平，消极方面实有废弃国家主义的必要，积极方面应另谋国际文化的创建。但这理想，用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作个比喻，正像一辆陷在泥淖中载重的车子，它大不乏嗡嗡地替它呐喊的苍蝇，却终竟找不到一个胜任的御者。直至本次大战以前，作为欧洲主体思想的，在政治上仍不外国家主义与阶级斗争两条路，前者实现在德意，后者实现在俄国。但在文学与哲学上，则始终无主体思想可言。在这彷徨歧途的时代，般达的理性至上主义，正像希伯来先知们从旷野上发出的呼声，曾激起了一片错综的回响。哲学家兼论辩家，般达以一夫当关的气势抗拒了时代的狂流。他坚决地企图恢复欧洲人的理性，主张摧毁这残余的躯壳——国家，理性的障碍物。这也就是他所以同情共产倾向与革命精神的出发点。但他并不主张暴力，他的基本精神寄托于理性。继一九二七年的《知识分子的失节》，一九三三年他又发表了《告欧洲国家》（Discours la nation européenne），这两篇长文都曾引起过多方面的反响。般达兼具教士与道学家的固执与热诚。生活中情感的一面对他毫不存在，或至少对他毫无兴趣。他永远是一个严肃的孤独者，自始坚守着他理性的壁垒。他的作品缺乏丰满，人性，与同情，但具有强烈的激动作用。
无疑，法国文坛经历了第一次大战以后达达主义式的扫荡，超现实主义的探险，自我文学的彷徨，以至般达理性至上的呼吁，到一九三〇年代，一种新的转变像已开始在酝酿，一种新的力量像已等待着萌芽。作家们的目光已逐渐从自我分析，从个人的小天地一步步转向广大的人群，转移到寄托着整个人类命运的社会。突然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一齐踏入了文艺的园地。NRF在它最后十年的史的发展中显著地衬拓出两件事实：纪德的思想演进与玛尔洛小说的突然引人注意。
纪德在六十岁以后突然起了思想上的转变，这是三〇年代法国文坛上一件最惹人注目的事情。诚然，这思想可以被追溯到很早的年代，有人在纪德一九〇一年发表的诗剧《刚陀王》（Le Roi Candaule）中已认出它的根苗，而一九二七的《刚果纪行》与一九二八的《从察回来》（Le Retour du Chad）无疑是它更具体的觉醒。一生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对被压迫者寄予同情的纪德最终终于在共产主义中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这原是最自然的演进。他自己曾坦白地表示：“从内心与精神上说，我自始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不消说，作为蒙田（Montaigne）精神的嫡系后裔的纪德却也自始是一个最独立性的个人主义者。他曾说真正个人主义的实践在于弃绝个性，在于趋向平凡，在于自发的牺牲精神。而他在《福音》中最喜欢的两句话是：“凡有想救一己生命的，无不失去生命，凡有奉献一己生命的必然得到生命。”类似的思想因素都是构成纪德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但他最痛恨党派观念，痛恨附和主义。当他最热烈地参加共产运动的时候，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对“革命作家与艺术家协会”（Association des 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的演讲中他依然坦白地表示了他的个人立场：“要我从此按照你们那种‘法典’去写作，”他说，“那就会使我以后所写的东西完全失去了它真正的价值，或不如说从此我只好哑口无言……我今日的读者们，或是说今日能受到我影响的人们（纵然在我是无意的），而我可以使他们有助于你们的工作的，这些人当他们知道了我是受你们的‘吩咐’而思想，而写作，那他们将从此弃我而去。”这段话已很够说明了纪德的态度。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人人都知道。纪德被苏联邀为国宾去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回来后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Retour de IU.R.S.S.）。其中他坦白地指出了苏联值得颂扬的方面，但他也同样坦白地指出了不是这些颂扬所可抵消的方面：“正统主义”，“接受主义”，“恐怖主义”，而尤其使他替共产主义担忧的是那无知而自得的蒲尔乔亚式的工人阶级。总之，苏联所实现的还不是他所憧憬的未来社会的理想。纪德一向为顽固的右倾主义所痛恨，至此他却又开罪了最执迷的左倾青年。但他自己却觉得很自然。他对人类幸福的理想并不因此而幻灭，而他依然忠于他自己的理想。
从崇拜普卢的小说以至最后推荐了玛尔洛的作品，这过程最显著地证明了NRF自身是如何地与时代保持着联系，而由此，对企图以NRF作基点来看法国现代文学演进的笔者也更增加了一重自信。
玛尔洛（A.Malraux）可说是完全由NRF介绍而成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全部在NRF上发表。一九〇一年生于巴黎，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梵文，汉语与考古，承受了尼采、陀斯妥易夫斯基，与纪德的影响，玛尔洛是当今最知名地认为代表了探寻二十世纪政治斗争中人性与哲学意识的一个小说家。
玛尔洛在一九二三年曾参加过安南解放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中尽过不少功绩，当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任上海“十二人委员”委员，一九二七年任两广宣传专员，后于清党时期离开中国。他在NRF上初期发表的三部小说：《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1928），《王道》（La Voie royale，1930），与《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1933）都叙写他所身历的东方革命的故事。后者曾得龚古尔文学奖金（Prix Goncourt），而也是使他第一次获得国际声誉的一本小说。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可鄙的时代》（Le Temps du mépris）描写纳粹恐怖时期一个德国地下工作领袖囚禁与逃亡的故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开始，玛尔洛立即飞往玛德里参加反法朗哥阵线，在空军作战中曾两次受伤。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希望》（LEspoir）即是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加入了坦克兵团，被俘后又潜逃至自由法国区域。他的长篇小说《与天使斗争》（La Iutte avec lAnge）的第一部已于一九四三年在瑞士洛桑出版。
死亡、暴力、革命、战争，与被压迫者为求生存与“尊严”的斗争，构成了玛尔洛小说的主题。而由于他所选择的题材的强度与写作技巧的优美，他的小说有时几乎达到一种悲剧美的境界。本次战后，玛尔洛的作品愈来愈拥有广大的读者，但从文艺立场来看，由蒲尔泽到普卢与纪德是法国小说史中划时代的演进，而玛尔洛的作品在题材上虽充分地代表了这一时代的倾向，在小说本质上却并无特殊演进的迹象，这也是笔者所以提前在NRF史的发展中来叙述的原因。
第二次大战使NRF在它生命史中再度暂告了一个段落。自一九二五年波朗主编NRF以来，它的撰稿人仍不断增加，除前已提及的柯林、纪奥诺，与玛尔洛已早成名外，后进中大不乏优秀的作家。其中如何狄培第（Audiberti）在本次战后已被认为法国诗坛中极有前途的诗人，而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兼批评家的沙尔德（Jean Paul Sartre，1905—）由于他所创导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已成今日法国文坛第一个受人注目的人物。
自一九三〇年代以后，NRF曾刊载了不少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由此它充分地发挥了作为一个文艺杂志应负的与时代取得联系的社会使命；但另一方面它却始终保持着它自身一贯的风格：重视作品的艺术品质。我们一开始就已说明过NRF自身并非是文坛上的一个派别。它除了为谋促进现代文艺的进展并无其他企图。而这进展，NRF也并不求之于标新立异。它在立场上是独立的，但在精神上却是相当折衷的，这才使它在艺术与生活，传统与革新，形式与内容间处处追求着一种适度的平衡。在这一点，NRF也正代表了法国文化本身的特征：藉两种相反精神——南部的拉丁精神与北部的峨德精神——的交流中把握住她的重心。以下我们拟再从横的方面就近三十年来小说，诗歌，戏剧，与文艺批评四大类型的演进藉以窥测NRF对法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三法国现代文学的演进
A小说
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的人物，冒牌的小说家只按他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说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赋可能性以生命。
——谛波岱（A.Thibaudet）
本世纪初年法国小说所逗留的境界，可以举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绿谛（ Pierre Loti，1850—1923），与蒲尔泽（Paul Bourget，1852—1935）的作品作代表。法郎士与绿谛小说的基调是浓重的个人气质。悯怜与讽刺织成了他们作品的经纬。他们所创造的人物都缺乏“生命”的活力与气息。蒲尔泽的小说则显著地走着另一个方向：巴尔扎克与左拉的方向。他小说中的人物都负荷着一个不是智力上即是道德上的问题，但他们都被刻划成那样地合于逻辑，他们缺乏巴尔扎克与左拉小说中人物的自然与深度。法郎士与绿谛的瘫软，蒲尔泽的公式化，这都是当时法国小说所暴露的最大弱点。
里维埃在一九一三年NRF五六月号上所发表的《论冒险小说》一文第一次总合而有系统地阐发了NRF作家们对当前小说的意见。他指出当前小说的简陋与贫乏，原因由于作家们还不曾大胆地去接触真正所谓“生命”这东西，他们的作品过分藉抽象的原则作出发，其中的人物虽很生动，但你一看就可以认出他们的来历，可以猜度他们的动作，可以解释他们所以如此动作的理由。一言以蔽之，这些人物都过分地理性化。里维埃认为在未来的小说中，作者应使他的人物能有更多自由活动的机会，作者不应把全部力量用来去理解或控制他所创造的人物，相反，他应使自己多受他所创造的人物的指引，他们会把他带入到一个事先他所不曾准备的境界。
里维埃认为今日作家们的心灵已有了新的转变。他们心灵起了转变，由于他们已开始认识生命强烈而奔放的乐趣。这乐趣是带引他们深入冒险境界的动力。未来的小说家“应该往生命的方向走去，换言之，他应面向一切尚未成形的事物。与象征主义作家生活在回忆的境界中相反，他，他将生活在冒险境界中。”
所谓“冒险”，即是未曾准备的，即是出于人意料之外的。在“冒险小说”中，其情节的发展往往不一定是连贯的，故事的进行并不是演绎性的，当前的演变并不一定植根于过去。它受着整个未来的摆布。小说家不必一定向他所站脚的地面去汲取材料，他有的是更辽阔而丰富的库藏，那儿无数尚未成形的事物混沌地等待着去接受生命。因此类似的作品，它不能有一个既定的方向，它随它自身的成长而转变。它不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而企图用现在去解释过去。由此，未来的小说必然将是长篇的，它的幅度必然是很广的。全面支配着人性，它将成为探访与采发最完备的工具。它可以叙写整个时代——它的起伏，它全部的错综性；它也可以特殊地衬拓出几个想像的人物，而这些想像的产物，由于着重于个性中特征的刻划，会比实生活中的人物更具生命。这种未来的综合小说不仅是长篇的，而且一定是客观的，或至少它应具有一切伟大作品所有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在过去法国小说中却尚欠完备。
回顾当前小说所逗留的境界时，哥波在一九一〇年的NRF上也曾喟叹说：“试看今日的心理小说，它是多么沈闷而闭塞！它总是限于某一事件的探讨。作者发泄了他所要说的，安排了他人物的动作，一下把这些人物放在我们手上，此后他就只顾说明所以主使这些人物如此动作的情感。几乎当今所有心理小说全部建筑在《弟子》的模型上，换言之，建筑在生活的反方向上。”
《弟子》（Le Disciple，1889）的作者蒲尔泽由于在当时法国小说界的领导地位，尤其成了NRF作家们批判的对象。他们不否认蒲尔泽在心理小说上某种技术上的成功，但他们责备他过分在作品中发展了一个长于分析的批评家的能事，而忽略了一个艺术家应尽的本务。他缺乏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热情，叙述故事的热情。再引哥波对他的批评：“无疑，他长于论辩，他演讲，他有口才，他在多方面具有适当的才具……显然他想使别人吃惊，但我相信他却更因此而毁掉了自己。”
NRF作家们觉得蒲尔泽所创造的人物都不是活人，而是医科教授用来讲解的解剖材料。他们承认这教授对他解剖工作的胜任。他能一一地指明放在我们眼前的这机构的各部分，使我们对每一部分都能有确切的认识。但当必须把各部分凑合起来成为一个活的整体，重新予以生命的呼吸时，则破绽毕露，到那时学者的技术却不能不一降而成为卖艺者的遮眼术。蒲尔泽的小说缺少潜存力。它只藉某一情节来说明某一理论，而迫使读者采取作者预为安排定的一个结论，从而它缺乏生命。
显然NRF的作家们认为这一时代的法国小说由于受了教条主义的羁绊已完全走入了歧途。这使他们的目光不能不追溯到福楼拜，斯当达耳，与巴尔扎克，而在这三位小说家身上寄托了他们的敬慕。另一方面，他们企图从外国小说中去求观摩，而其中他们尤其赞赏英俄两国的小说。他们认为英国小说家中如费尔定（Fielding），如狄更斯，如德福，如斯梯文孙，虽各异其趣，但都具有一种共通的气质：亲切的现实感与高度的冒险热情；至于俄国的陀斯妥易夫斯基，则始终受着NRF作家们一致的赞叹，认为他是最深入到人性中去的一个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