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
秦兆阳（1916～1994），湖北省黄冈县人。当代作家。著有短篇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风尘漫记》，论文集《文学探路集》。
我常常在“假如”中悬空回旋，在现实中实地迈步。我痛惜失去了的年华，羡慕现在的青年，想做的事情很多，而精力非常有限。于是就常常在脑子里产生出一连串的“假如”：假如我现在只有四十岁，假如我壮实得像一头牛，假如我还可以活二十年……我当然也知道这都是一些空泛的无补于实际的想法。于是我回到现实中来：爱惜时间吧！快点做事吧！
但是，困难之多，难以尽述。
于是我又回到“假如”里悬空回旋。……
近年来，一连串震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振奋了我的心情，使我焦急时间的空过，使我连做梦都想到行动计划。然而我没有行动的空间。多病的老伴，教书的女儿，连我一共三口人，住在一间空间不大的屋子里。有时在外地工作的二女儿和儿子回来，就是五口之家同处一室。老伴呻吟于病榻，儿女喧声于耳边；一人说话，大家来听；来一位客人，全家奉陪；冬天还要在屋子中安一个炉子，卧室又兼厨房。于是一家人一百遍计议：假如能在院子里盖一间小屋，那是多好！
是的，假如我自己有一间可以单独作事的小屋，哪怕是只能够搁得下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的小屋，那我就可以不浪费时间，那就等于延长了寿命。
决心下定了：在这样的大城市里，一无所有，白手起家！
那时正是地震以后，到处在拆烂墙，修旧房。不少有劳动力的人家，推着小车拾烂砖头，用公家发的搭防震棚的木头，在院里院外盖起一间间小屋来。我们呢？我和女儿，一老一小，是劳动力。而且女儿只有在星期天才有空。没有小车，用两个小铁桶来挑。可惜啊，并不是所有拆烂墙的地方都让你去捡。完整一些的砖头，工人们要留着砌新墙用。半大的可用的砖头，早被劳力强的人抢光了。好容易捡到了一点，路远担子重，真够呛。
木头呢？需要几条碗口粗、两丈长的檩条，还有一百几十根小椽子。女儿在西郊一个中学里教书，托老师，托学生，寻寻找找。找到了，又托人用三轮车拉到家。几十里路拉来，能不好好招待人家？多病的妻子还得当厨师。
泥土呢？如果是用农村的大车来计算，得用几大车。幸好附近有两处地方在挖防空洞，挖出来的土堆在马路边，可以随便要。拚着老骨头，挑吧！有时女儿也帮着。挑来先堆在大门外，然后再往我们住的后院挑。上台阶，经门洞，下台阶，曲里拐弯，来到后院。挑了几百担！
石灰呢？得用几百斤！又是女儿的功劳：托人买，托人用汽车拉到胡同口，然后一筐筐抬到后院里。怕雨淋，用塑料布盖起来。
小院子里成了泥土的山，石灰的山，烂砖头的山，出来进去，要翻山越岭。祈祷老天爷别下雨，别把院子里变成黄泥岗。
有一天，女儿下班回来时很高兴：在郊区买到了一千五百块砖！
又有一天，女儿下班回来又很高兴：托人找到了大卡车，明天就可以把砖头拉回来！
明天，砖头拉来了。但是胡同小，卡车进不来。搬吧！连好心的汽车司机也帮着搬。哼唷哼唷，整整一个下午。砖头进了院，人却倒上了床，连起来吃饭的力气也没有。
院子里又增加了几座更大的砖头山。
这些事情用了多长时间？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脑子里出现过多少个“假如”！又有多少次被现实拖回到现实！
只有三个“假如”没有落空。一个是：假如我的女儿是个男孩子——她也确实半点也不比男孩子差，累死了她也要干。再一个是：假如我只有二十岁——我也确实是把老命来拚，忘记了年岁。第三个是：假如世界上有许多热心人——也确实是有许多热心人，都是女儿的同事和同事的家属与朋友。特别是有一位外号叫“木匠”的年轻人：剑眉大眼，虎背熊腰，外表英俊，内心火热，许多事情都是他帮的忙。
还要把几百斤石灰都泡制成灰浆子，这又是我的事，因为女儿天天要上班。在院子里清理出一块小空地，挖了一个小坑坑，把石灰一桶一桶泡成浆，倒进去，把沉底的渣滓丢弃掉。足足忙了十来天，是在七月的太阳下，简直是用汗水泡石灰！
到此为止，一切准备工作总算作好了。
但是又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波折。
这就又使我回到一连串的“假如”里去了：假如没有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大不幸，我就不会远谪南方，家里就不会光留下两个不懂事的女孩子，也就不会有空余的房子。假如没有十年的“史无前例”，街道上就不会把本属“私人生活资料”的空余房子都分配给别人居住。假如没有长期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北京市的居民住房问题早就会“一抓就灵”，就不需要对千万间私人房产一抓就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就不抓也灵，政策也就不落也实。还有：假如占住我的房子的这家人家的当家人不是脾气古怪的人，那也就不会发生这个意想不到的大的波折。
这后院是大约三十平方米的一块地方，是个东西方向的长方形。前两年北京市普遍使用煤气炉做饭，居民们都设法在院里院外盖了简易的搁煤气炉子的小厨房，我女儿也费了很大力气在院子的东头盖了个简易的小厨房。不到四平方米大，高个子进去就要碰脑袋。我们这回原是计划把这个厨房拆了，再在原地盖一个扩大将近一倍的小屋。不料，在一个星期天，我女儿叫来了两位年轻的同事帮忙，把小厨房拆了，把地基也挖好了，住在我们对面屋的男主人却走出屋来，把腰一叉，把脖子一硬，发话了：
“喂！你们这样不行！把屋子盖在我们后窗户跟前，挡风挡亮，走遍天下能说得过这个理去吗？”
我的老伴连忙迎上去，赔着笑脸说：
“×大爷，我们不是早就跟×姨商量好了吗？是×姨同意的呀！”
×姨，是他的内当家，是我们平常习惯的称呼。
“跟她商量了不算，她不能当我的家！”接着又是一大堆很难听的话。
我实在气得忍不住，走上去问他：
“你有意见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偏偏等我们把东西堆满一院子，把小厨房也拆了，连做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你才说？你这是什么理？”
“我愿意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你要是不服气，打官司去！”这是他的回答。
我老伴连忙把我拦开了，又向他解释：离他们后窗户有好远，计划盖多高，对他的后窗户影响非常小。但是，总归一句话：不行！
工程停止了。“忍住！忍住！”我对自己说。
夜里，我老伴又去找他赔笑脸，作解释。但是，得到的又是一大堆更加难听的话。
假如不是自己的房子院子而自己反倒受制于人；假如不是我跟女儿千辛万苦准备了一年；假如我老伴不是一个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如今反而在这样的事情上受这样的气；假如那个不讲理的横人说话稍微好听一点……那么，我那可怜的老伴的心脏病就不会犯得这么重。
她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月，吃不下，睡不着，胸口憋得出不来气，连说话力气也没有。
我跟我女儿，由盖房子忙，变成了为病人忙。
我女儿又到那“横人”的女儿的工作单位去，请求那年轻人从中疏通一下。几经往返，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把院子从中间分，在你们那一半盖去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七年深秋了，眼看就要到隆冬上冻的时候了，时候不等人啊！而且，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搁锅碗瓢盆，满院子的砖头、泥土、木头……人，怎么生活！
又是那位好心的“木匠”救了我们（假如真有上帝，我愿意一辈子为他祈求幸福）。他带来两位老泥瓦工师傅，在院子里左衡量，右察看，决定了：在我们这一半，从我们住的南屋接出去，三天以后就动工！
三天以后，好心的“木匠”约好了十来个人，有泥瓦工老师傅，有木工电工，有年轻的小工，从三十里路以外，骑着车子，带着工具，一路飞跑，天刚亮就来了。
一整天紧张的战斗。天黑了，把电灯拉到外面，挑灯夜战。到夜里十点，每个人，包括我和女儿，用了好几盆清水洗净了满头满脸的泥沙，大家围在用两张桌子接在一起的饭桌边，痛饮三杯，庆祝胜利——除了窗户和门没有安上，地没有铺好，墙壁没有抹灰以外，房子基本上竖起来了，连屋顶上也抹了一层泥，只等以后慢慢再加工。
以后又忙了一个多月的收尾工作，门窗也是木匠安的。
冬天来了。买不到玻璃，用两层塑料薄膜钉在窗棂上，安上了炉子，搁上一张单人床，一个两屉桌，两张椅子。老天，我总算有了一个看书和写作的窝儿了！
厨房呢？我已经累得无能为力了。女儿一人干了两天，累得卧床不起了。只得写信让儿子从农村请假回来搭盖，又用了几天时间才盖成。只有两平方米大，只搁得下煤气罐和炉子，外加一个小碗橱；只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转身子。
我有了窝儿，写了东西，第一篇小说是《女儿的信》，歌颂的是老干部，是人民，是真理。……直到现在，已经两年有半了。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有约稿的，看望的，谈写作的，我总是说：“对不起，房子太小……”书籍，没地方摆；杂志，没地方堆；报纸，没地方塞；各种稿子和材料，没地方……。房顶又矮又薄，下大雨就漏。热天，上面烤，窗户当西晒，屋子里像火炉。写论文时要找一本参考书，写小说时要翻翻笔记本，难找哇！还有：在外地工作的儿女都已回来，不但都需要学习用功的地方，而且都要结婚，哪有房子？于是我想：假如……！但是有时我又感到很幸福——特别是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先不忙关灯，瞪着眼看着房顶上裸露着的托梁和檩条，就好像回到了以前的老革命根据地，住在农民家里。
于是我作了一篇《陋室之歌》：
假如假如，现实现实。得来不易，敢不知足？既已知足，岂可不酬之以水酒，歌之以“打油”？乃作歌曰：
呜乎！山岂在高，有树就好。水岂在深，有鱼就好。屋岂在大，能住就好。艰苦缔造，始知块砖掬土之可宝。破陋狭窄，方怜三代同堂之苦恼。况且身居其中，可骋神思，可对稿纸，可绞脑汁，可读来稿。一息尚存兮，怎不思涂地以肝脑！纵有华屋千间，尽庇女婿姨，岂不怕无颜以对江东之父老？
附记：上文写好后之数日，我正坐于陋室中之小折叠靠椅上，入神地阅读一部长篇来稿，忽然轰隆之声乍起，如墙倒屋塌一般，尚未清醒过来，书籍杂志兜头盖脑砸了下来，堆了一身，自己竟被埋进了书籍的坟墓。原来是，靠椅旁边有个惟一的一人多高的书柜，日益增多的书籍杂志，不但把柜子塞得毫无缝隙，连柜顶上也一直堆到屋顶，柜子不胜负荷，压断了柜脚，竟突然倒了下来，几乎真的使我肝脑涂地！……
1979年12月于北京
选自《黄山失魂记》，1987年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