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我更喜欢一个作者写符合其年龄的东西，但是要显出其智慧和天分。这其实并不容易。尽管现代诗也有比较出色的诗人和作品，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诗歌的轴心时代在唐代。从审美的角度来说，现代诗无法同古体诗相比。古体诗也可以表现光怪陆离的东西，比如韩愈和李贺，特别是李贺，号称诗鬼。但再诡异再怪诞也是美的，否则称不上“诗鬼”。我对好诗的理解是，诗人能够通过文字的接引，将读者带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然后自己抽身而去。这就是意境，意境有一大半遗留给读者自己去营构，诗才会韵味无穷。吴旭写的《香魂》就很有味道：“青山鸟飞尽，空林净无尘。天梦秋歌里，香纱泣无声。深幽千古愁，音自谁家君。惊魂梦田中，陌路谁人冢。断碑冢门下，千里一深宫。熊熊红烛里，红冢一香魂。”
虽然诗中也出现了空林、惊魂、断碑、红冢、香魂等意象，出现了飞、泣、愁、惊等表达幽怨情感的词语，但是读起来并不觉得阴冷，也没有那种撕裂感和自我作战的冲突感。为什么同样的意象和词语，所达到的效果却不大相同？我想这与诗歌的形制结构有关系。因为古体诗在形式层面有着严格的限制，包括字数、行数、音韵、平仄等，这些形式由于经过了千百年的审美锤炼，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审美张力，它就像一张过滤网，上面的网眼可以将那些不符合诗境的粗糙的东西挡在外面，而只有符合美的意境的东西才可以透过去，编织成一幅美妙的充满意味的图画。当然，仅仅是选择意象和锤炼字句还不够，还需要诗人有着非常丰富细腻的生活体验，有着真挚浓郁的情感，这些东西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得不发，突然有一天，灵感来临，将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迅速而巧妙地编织进那些神奇的文字里，闪耀着熠熠光华，后世竟无人可以重复和代替。
吴旭是一个不错的文学青年，是一个可以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人，相信这些诗记录了他的思考和体验，随着人生历程的渐次展开，他也会找到更多更好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甚至是，为自己命名。
文化创新：可能性与可行性—评甘安顺《中国文化创新论》
文化维系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而文化的面貌和精神价值也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实力。在全球化的总体情势之中，文化业已成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进行争夺和厮杀的角斗场。正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所认为的，当今的文化不是以彬彬有礼、心平气和的姿态呈现出来，它毋宁说是一个战场，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其中交锋和对抗。可以说，当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经济、政治、军事的竞争，而主要是文化的竞争。如何在这场文化对抗赛中立于不败之地，那就必须依靠文化自身的不断创新发展。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探讨文化创新问题确实是必要的，其意义重大，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甘安顺先生的近著—《中国文化创新论》①就是这样一部富有探索性和现实意义的著作。
什么是文化创新？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整体现实中，创新如何可能？对于这些问题，要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看来，谈论中国的“文化创新”容易陷入下面几个误区：一是无视当今中国的文化实际，凌空蹈虚，从概念到概念，表面上理论性很强，实际上没有触及根本性的问题；二是以主流文化代替文化整体，以意识形态问题遮蔽其他文化形态的问题现状，比如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等，忽视这些文化在文化创新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联，使得主流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是过分关注科技层面（工具理性）的创新发展，而忽视了人文理性价值的重估与刷新，文化的发展失却了精神原动力。
甘安顺先生的《中国文化创新论》充分注意到了上述“文化创新”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该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全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现代文化发展的意义。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本书的写作宗旨是：“根据中国文化创新的理论资源和史实，总结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文化流布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探索当代文化创新的方向和途径，推进国家文化创新体系的建设。”（第279页）该著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化深层的精神价值；二是中国文化的身份问题。（第279页）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缺一不可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思想、制度、信仰、艺术等人文理性层，而不是体现在科技、经济等工具理性层。因此，要想在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自己的踪迹，那就必须明确并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毫无疑问，文化身份的确立必须从文化最深层的精神发源处获取力量与方向。中国文化要在全球文化的多元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深度开掘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总结并提升文化创新的经验。正是本着这样的写作意旨，该著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维度—思想层、制度层和艺术层，深入到文化的腠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轨迹做了一番细致的描绘，并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实际，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文化创见。作者没有流于一般的理论述说，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朴实稳健的观点或结论。更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轨迹作散金碎玉式的印象描绘，而是要绘出一幅中国文化创新的“清明上河图”①，该著“从对个体生命尘世漂泊灵魂的安顿和终极关怀，到思维方式的转换，再到学术争鸣的撞击和流派的争锋，以及各文化构件的蜕变，形成了伦理道德、统治思想、文学艺术、医药保健、教育变革、文化交融等一个完整的体系”①。虽然这个体系尚有可商兑处在，但对于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创新的经验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以下从四个方面具体谈谈对这本著作的感受。
一刷新主体思维，葆有文化原创力
文化创新说到底是人的观念和思想的变革与创新，而观念思想的变革有赖于思维方式的常变常新。中国文化传统五千年来绵延不绝而且至今充满生机，说明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着自我更新的生命机制。这种机制的完善离不开文化思维的自我更新功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求变求新思想。《易经·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在这里，“易”的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变化、创生，可谓生生不息，日新其德。《庄子·大宗师》有言：“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则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庄子从山泽推演到天下，指出创化新变是无可避免的。南齐史学家萧子显也提出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论点，这句话所包含的，是对一切现成性的突破与颠覆，对一切新变创化的承认与吁求。
正是对于传统新变思想与文化创新之间关系的充分体认，该著重点分析了逆向思维对于文化创新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逆向思维是一切新变思想中最具批判性的一种思维。它具有“反传统、反惯例、反常识、反流俗、反从众的特性。它在反叛的基础上，表现为对常规思维的否定和挑战”（第76页）。
作者选取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具批判性的几位思想家作为个案，论述了逆向思维对文化原创的独特贡献以及文化新变发展的独特意义。比如老子、荀子与主导思想相异的反向思考，王充、李贽对于主流文化的批判，王夫之对于中国两千年文化的总结和清算，鲁迅对于传统文化弊端尤其是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等，“都显示了逆向思维具有激浊扬清、创新文化的巨大作用”（第77页）。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于这些批判性思想家的简单胪列上，而是结合当今中国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论述了逆向思维对于文化创新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偏向于情感的意向性思维，这种思维以主体为中心，更多的是表达了主体的需要、态度和价值观，因此，“它所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第78页）。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造假行为，形成了一种不良的文化氛围。比如科研造假、作家写作造假等等。作者呼吁，必须打破传统的意向性思维，倡导一种求真的外向性思维，形成求真的习惯和风气，以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由于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进行空疏的说教，此论让人读来颇有同感，其间的论述细节也多显创见，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与创新思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文化葆有持久的原创力？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文化创新。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自由争鸣，申说自己的理论主张；二是汉代，出现了黄老道家与董仲舒的儒学，影响很大；三是魏晋玄学，“老”、“庄”、“易”这三部思想原典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四是宋明理学，传统儒、道、释得到进一步的融会与糅合，理性思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几次思想文化的高峰来看，文化的创新发展最终取决于这种文化是否具有原创力。所谓文化的原创，它包含着两种情景：一是某一文化成果出自某个国家和民族，该成果显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状况与文化创造力；二是某一文化形态具有永不枯竭的文化创造的活力源泉。从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文化创新来看，中国文化完全具备这种原创力。但是，该著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描述这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而是为当今中国文化再度辉煌摇旗呐喊。在作者看来，中国目前正期待着一次大的文化再创造。那么，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个文化再创造的时期到来呢？他认为，可能的方法和途径是创建一批学派，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学界、文化界形成具有自觉反思意识的学术领军群体。这种自觉的反思意识表现在对自己所处的位置非常清楚，并且能够做出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抉择；同时，它还表现为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确认，以及用中国方式回应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但也应看到，目前创建原创性的学术流派存在一些困难，一是人文理性空间在萎缩；二是同一性话语影响很大；三是语言文字的隔膜。（第22—28页）这样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学派创新的极大信念，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当今中国学术文化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化的崛起需要一批原创的大师和原创的经典出现，而大师和经典的出现又需要良好的文化土壤和人文地基作保障。当今文化学术界的大师，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也不是博而不渊的文化名人，而是学贯古今中西，能自由吐纳一切学术思想并能化解现实困境的文化精英。什么时候人们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不再对传统文化意存隔膜，什么时候学术大师也许就会悄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二文化创新的旨归在于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
以往一些谈文化创新的文章或著述更多的是从国计民生、民族历史、社会现实等大的角度来展开，而少有著作将文化创新问题同个体的生命精神关联起来。一种文化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引起其他文化的关注，不光是看这种文化在整个国家、民族中的表现形态、外在形象和现实功用，还要看这种文化怎样渗透到每一个文化个体的精神生命中，怎样影响到他（她）的生存样态、世界观和价值观，怎样陶铸其人格、安顿其灵魂，使其得以在自由的精神王国里遨游。甘安顺先生的《中国文化创新论》专辟一章探讨这一问题，从思路的取径来看，确有创新之处。甘安顺先生写道：“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创新的目的，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是人。离开对尘世漂泊灵魂的安顿和终极关怀，离开对现实疲惫身心的卫护和关爱，离开对个体生命精神的激发和张扬，文化创新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第29页）诚哉斯言！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怎样去关注个体的精神生命的呢？该著认为，作为原始道家的老庄哲学对个体生命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并且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思想观点。比如，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原则，以及“节欲”、“守静”、“谦德”等完善个体生命的方法。庄子发展了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逍遥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超越生死、是非、名利，与道通为一。
当然，在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谱系中，不光只有老庄关注个体生命，在后世的思想派别中，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个体生命始终是诗人哲学家无法绕开的一个元问题。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等，他们铸伟词、酌新声，其奏响的仍然是个体生命的最强音。但是，如果细细考辨其思想来源和精神养料，恐怕还得追溯到原始道家的老庄哲学。由此，尽管甘先生只分析了老庄哲学中的生命精神，但也不难见出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
三文化创新的实践性品格与当代意义
文化是否创新，创新的意义何在，不是由文化的理论形态本身决定的，还必须经由文化的实践环节的检验，被证明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种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创新。比如我们目前谈得比较多的生态问题，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思想、老子回归自然的思想、后世文人的山林意识和田园情趣等等，都可以看做是生态观念的具体体现。尽管生态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将传统文化中的这项思想资源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有效地嫁接起来，并在实际的解决过程中真正发挥成效。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构成了当代文化创新中的一个瓶颈性难题。因此，在什么向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突破这一瓶颈，是衡量一项文化创新研究成果价值高下的重要指标。通读甘先生的《中国文化创新论》后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创新的实践性和当代性始终是该著正面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说，正是对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深重忧虑，正是要化解这些现实问题的执著和勇毅，直接构成了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