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丽思
记得那是12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要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3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
“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的一边放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利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开升了起来：“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一字一字地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走着。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