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御人之术
无论是在反秦起义中作为一军统帅，还是在楚汉争霸中作为一方政权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刘邦都有着宽广的胸襟和容人之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宽容和爱护的态度对待人才，注重人的正面效应，不拘其过，使各色人才在汉营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聪明才智。
公元前2N年，项羽指挥楚军主力猛烈围攻荥阳，刘邦处境极其困难，急于想方设法削弱项羽的力量，摆脱险境。儒生大谋士郦食其建议他立旧六国之后裔为王，当这一主张的弊端被张良点破之后，刘邦时儒生的偏见又多了一层。可贵的是，刘邦并不因郦食其一次献策出现重大失误而弃之不用，他懂得宽大容人，甚至连当面的一声责备也没有，让郦食其继续在幕僚中担当重任。
郦食其为刘邦的战略谋划出现了一次失误，但接下来他看出了总的军事形势正朝着有利于汉军的方向发展之后，又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给刘邦赢得楚汉战争指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坦途。
当楚军攻破荥阳，汉军退保巩、洛一线时，面对楚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刘邦打算放弃成皋、荥膨等战略要地的争夺与固守，而将主力收缩在巩、洛一带与楚军对峙，以阻止楚军的继续西进。此时，郦食其从战略高度看出了两军相争的发展形势已逐渐发生非常有利于汉军的变化，指出退缩是错误的，正确的策略是顶住压力，积极进攻，当务之急是夺取储粮丰富的敖仓。他说：“臣听说‘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敖仓是秦王朝长期经营、积聚的大粮仓，储存有大量粮秣。项羽虽然攻克了荥阳，却认为他们的粮食供给路线在东方，所以并没有派军队坚守粮仓，而是率主力回到东方的梁国战场上去，只留下军队固守成皋，这无疑是留给大王的一个天赐之机。”
郦食其指出：“如今的形势是楚军表面强大，但不久我们就可将它打败。在这种形势下，大王打算率军西撤，放弃天赐良机，臣以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决定。再者，楚汉相争，双雄不能并存，因而导致百姓骚动不宁，海内摇荡不安。闹得农民耕种误时，妇女不事纺织，天下人心浮动，不能确定政治倾向。如此非常时期，保存粮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此时大王仍应尽心整顿兵力，尽快出兵，收复荥阳，占据敖仓，据守成皋之险，切断太行之道，守住飞孤山口（今山西灵丘东）和黄河上的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将楚军限制于粱楚之地，便可向其他诸侯显示我军已占有绝对优势，这样天下人便知道应向哪方靠拢比较有利。”
郦食其的策略在于显示汉军战略上的优势，以弥补正面战场上的一再失利，这是一个颇具远见的军政良策。
正是由于认清了这一目前局势，号准了楚汉战争发展的脉搏，郦食其断定楚军的气势汹汹与汉军的极度困难都是暂时的，楚汉相争正在走向历史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汉军充分利用楚军的弱点，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夺取并巩固几个战略要地，同时争取齐国的归服，战胜楚军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他要求刘邦趁项羽返回东部战场之机，放弃被动防守思想，转而采取战略进攻的积极态势，夺回成皋、荥阳、敖仓，占据各险要地形，并主动请求去说服齐国。
郦食其说：“如今燕、赵已定，剩下东方齐国还没有归附。齐国占有幅员千里，田向率领着20万大军，驻扎在历下。齐国东临大海，西有黄河、济水为屏障，南与楚相邻。田氏宗族势力如此之大，加上传统上齐人狡诈多变，擅智略，大王即使派遣数万雄师，也难以在短期内征服。因此，与其力争，不如智取，老臣愿奉诏前往游说齐王，让他归顺你，成为大王东部的藩臣。”
这个因给刘邦出了个封六国后裔为诸侯王的搜主意，而被刘邦私下骂为“竖儒”的郦食其，此时提出的积极进攻和联齐抗楚两点建议，却是极有价值、极有作用的。他的分析给刘邦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刘邦立即采纳郦食其提出来的战略构想，一面集中兵力加紧对荥阳和敖仓的争夺；一面派他东去游说齐国归汉，同时从几条战线加强对楚军的攻势。一年之后，不仅天下政治形势，而且整个军事形势也变得明显对汉军有利了。
事实证明，刘邦接受郦食其的两点建议，是非常及时而正确的。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人才的形容有各种赞誉之词，但即使人才有千百种长处，他也同样有短处存在。聪明人决策1000次，也免不了要有一次失误；愚笨的人决策1000次，也会有一次是正确的，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有识人之才、容人之量。古语说，即使是疯子说的话，圣人也会从中选择出他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更何况是那些有着高瞻远瞩能力的政治家，有着波谲云诡天纵之才的纵横家和见解独到的绝学名士。如果刘邦当时只看到郦食其常常讲些儒家信条的迂腐的一面，念念不忘曾给他出过一个“几败我大事”的馊主意，那么他就会将郦食其轻而易举地“逐客”。如此，刘邦很可能有如项羽之逐范增一样落下千秋之憾。
所以说，“无因才朽而弃连抱（之木），无施数尾（小鱼）以失巨鳞”。意即不可因噎废食，因小失大。用人以专，待人以宽，正是刘邦所主张的。
汉武帝刘彻御人之术
在封建社会中，种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束缚着人才的发展，因为出身卑贱，许多人往往怀才不遇。所以龚自珍曾感叹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也有许多人因才适用，不计其出身。西汉时，汉武帝便是这样一个贤明的国君。
霍去病，西汉时河东平阳人，其父霍仲孺、母卫少儿都是平阳公主家里的奴仆。汉武帝建元二年三月，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胞弟汉武帝刘彻。当时，霍去病的姨母卫于夫也是平阳公主家的奴仆。但是由于卫子夫长得十分漂亮，又能歌善舞，刘彻看中了她，这个偶然的机遇，使卫子夫的弟弟卫青，连同她的外甥霍去病也随其来到长安，从而摆脱了奴仆的命运。
汉王朝经过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的努力，变得十分富强，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汊武帝刘彻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即位后，决心改变高祖刘邦和文帝、景帝时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多次对匈奴的入侵进行反击。元朔六年，汉武帝命卫青再次出击匈奴。这时，霍去病年已18岁，他自幼习武，武-艺高强，胆略过人，雄心勃勃，因此，多次要求随军出征。尽管霍去病出身卑贱，汉武帝并未因此而嫌弃，特意吩咐卫膏挑出800名骑兵由他率领，并任命他为骠骑校尉。在战斗中，霍去病不负厚望，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乘夜偷袭敌营，斩杀了匈奴单于的叔祖籍若侯产，活捉了相匡和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匈奴大败，望风而逃。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册封他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配合卫青为夺回“河西走廊”再次出击匈奴，霍去病率军万余人越过焉支山，深入千余里，歼灭敌军8900余人，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用于祭天的金人，迫使匈奴浑邪王带领万令人马投降汉朝。经过此战，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在河西走廊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
元狩四年，霍去病再次奉命出击匈奴。他率兵5万余人，越过离侯山，穿过弓闾河，一直打到瀚海，凯旋而归。这次战斗，歼灭匈奴7万，余人，俘获王、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使匈奴左贤王遭到惨败。霍去病为了悼念为国捐躯的将士，在狼居胥山举行封山仪式，祭告天地，然后班师回朝。
汉王朝反击匈奴的征战制止了匈奴贵族的野蛮掠夺，维护了边郡的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地位。在反击匈奴的战斗中，霍去病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汉武帝不仅加封他食邑5800户，升迁他为大司马，还特意为他修建了一处十分豪华的住宅。但是，霍去病雄心未已，希望为国家再次效命疆场，彻底摧垮匈奴的势力。他对汉武帝表示自己的雄心壮志之后，坚决地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就是说，当今匈奴尚未被彻底消灭，我不能够为自己的家庭私事做打算。这表现了霍去病忠心报国的高尚品质，也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
元狩六年，年仅24岁的霍去病不幸逝世，汉武帝悲痛欲绝，特意在自己的坟墓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规模壮观的坟墓。
汉武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用人上能够不讲门第，不论出身，而且善用人才之长，对于兴国安邦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御人之术
古往今来，英明帝王，莫不善用人才，李世民在青年时代，随父亲起兵太原，后来又征战南北，自然知道人才的重要性。
李世民在知人善任方面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可以说是很突出的，他的用人之道，具有很多特点，具体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广泛吸收人才，包括敌对集团的人才
在李世民征战时，吸收了原属李密、王世充、窦建德集团中的不少杰出人才，吸收了瓦岗军中的徐世勋（后改名为李勋）、秦叔宝、程咬金等，在攻破刘武周大军时吸收了尉迟敬德，在攻破窦建德集团时，吸收了张玄素等，在消灭李建成集团时，吸收了魏征等。
2.吸收隋朝旧臣和李渊集团的人才
从隋朝灭亡到唐朝建立，从李渊到李世民登基，这中间有个过渡，李世民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他使用了隋朝旧臣李纲，萧、封伦等，对李渊集团的人也恰当的安排，予以重用，李世民公布的一个“功臣”名单中，名列榜首的正是李渊的心腹裴寂。
3.用人不避亲仇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理应封予高官，但历来外戚掌权会被众人攻击。因此，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为了避嫌，再三请求只当一个空头官儿，但长孙无忌确有宰相之才，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任命他为宰相。
魏征是李建成手下的谋士，曾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谓李世民的大仇人，但魏征为人耿直，有才干，是个忠臣，李世民不记前仇，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断向李世民提出好的建议，李世民对他十分敬佩，经常将魏征请人居室，询问时政的得失，魏征越来越被重用，先后被李世民提升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他为郑国公。
李世民曾说：“我好比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中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磨洗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征就是我的匠人！”
魏征去世后，李世民说，用铜制成镜子，可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参照了解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就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4.不拘一格，唯才是用
李世民用人，不计较出身和经历，他选用了隋朝显贵旧臣，也提拔了像张玄素、孙伏迦等小县吏为朝中大臣。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李世民令文武百官上书对政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中郎将常何上书，写了20多条，条条有理有据，很有水平。常何是个武夫，素无学问，李世民便询问常何。常何老实供出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一个客人——穷苦潦倒的书生马周写的。李世民立即招来马周，对马周的学问十分赏识，将他一步步提升到中书令（宰相之一）。
5.用人不疑
李世民对下属十分关心，常问寒问暖，属下生病时，他还亲自看望。他让属下处理大事，给予充分信任，从不怀疑，使部下对他十分忠诚。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大将，武德七年他和另一大将寻相投降了李世民，不久寻相叛变，有人怀疑敬德也要叛变，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告诉李世民，要李世民将他杀掉。李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会落在寻相之后吗？”他命人释放了敬德，并安慰敬德说：“大丈夫以义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次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因为别人的闲话而加害良士。”敬德十分感动，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立奇功。
李世民曾说，一旦国君对大臣怀疑，臣下就不敢畅所欲言，下情便不能上达。这样，要求臣僚们尽忠报国，就不可能了。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停留在洛阳，临行命宰相房玄龄留守长安，全权处理国务。有一个官员声称要向皇帝举报，房玄龄问他告谁，那人回答：“正是你！”房玄龄不敢隐瞒，立即派人用驿马送他去洛阳。李世民听说房玄龄有公文告密人，就令武士持大刀站在前面，然后引见来人，问他：“你告谁？”那人答：“房玄龄！”李世民道：果然如此，推出去腰斩厂并指令房玄龄说，你太不自信，以后如有类似情况，自行处理！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有人上书请皇帝除去身边的佞臣。李世民问他：“谁是佞臣呢？”那人回答，“臣居住民间，不能知道谁是佞臣，陛下与大臣谈话，假装发怒来试验他们，那些敢于执理不屈的，就是正直的臣子，那些奉承顺从的就是佞臣。”
李世民说，国君是身躯，臣民是影子，躯干挺直，影子自然不会弯曲；国君是源头，臣民是溪流，源头搞浑了，想要下游的水清是不可能的，君主自身使用诈术，您能要臣下正直吗？我正用至诚来治理天下，见到前世的帝王爱用权术奸诈，阴谋诡计对待下臣，常以为耻。你的办法虽好，但我是不能采用的。
6.善于用人
李世民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他命京官推荐贤才，各官均有荐引，独宰臣之一的封德彝无一所举。一日，太宗问封德彝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人才，我让你们推荐贤才，至今却不见你推荐一人，是何道理？”
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但今日没有奇才。因此不敢妄举。”
李世民说：“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向别的朝代借才吗？只是你自己不识才，怎么说没有人才呢？”
封德彝无言以对。
李世民广泛的吸收人才，并不是他做皇帝以后，在他起兵太原之前就广结豪友。在他做秦王时，他的部属僚佐很多都被迁任调走，为此他十分忧虑。梁国公房玄龄说，其他人或许不值得可惜，惟有杜如晦这个人，聪明贤达，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如果您安心做秦王，他走了并不可惜，如果您做皇帝，这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李世民大为惊讶，从此对杜如晦亲近信任。李世民做皇帝后，杜如晦做了宰相，为李世民治国安邦出了很大的力，杜如晦死后，李世民吃到美味的瓜，总是会悲伤地思念他，于是总是留下半个瓜，让人放在杜如晦的灵座上祭奠他。
多年来，由于唐太宗精于用人之道，唐朝贞观时期，出现了官员精干，社会安稳，政治清明的局面，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而又广泛的影响。
女皇武则天御人之术
“通经史、多权谋、刚强机智”的女皇武则天，执掌朝政近50载。在此期间，唐朝社会经济文化运动的轨迹依旧向前伸展，政局稳定、民生安宁、人口骤升，“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继续得以恢弘。武则天政治上的成功，自然是多维因素的综合效应，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她采用了“广开仁门、尽揽贤才；打破门阀、用人唯才、广听劝谏、爱惜人才；严于考课、奖惩人才”等高超的用人艺术。
1.选才：广开仁门、尽揽贤才
为了广揽人才，武则天大胆改革，通过发展科举、鼓励荐举、提倡自荐、举办“特科”等多种途径选拔人才。
·完善科举，选用人才，
科举制始于隋，盛于唐。武则天统治时期，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取士之制，不仅扩大了每次中举名额，而且创设了“殿试”和“武举”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陈腐的门第观念的束缚，选拔了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吏。
载初元年，为了表示对选官的关心和人才的重视，太后亲自“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通过殿试，皇上当面与应举之人商讨对策而观其才识，武则天以此方式选拔了不少像狄仁杰、姚崇、宋璟一类政绩斐然的相才。
武周长安二年，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武则天决定打破旧的“将门必武家弟子”的“内举”制度，初设“武举”考试“马射”、“马枪”、“习骑”、“负重”多项，“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进行考试，“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才艺及可为统帅者”。运用这种武举之法，武则天得以破格擢拔了大批智勇俱全的军事将才，如程务挺、王方翼、李多诈、黜常之等多至数十人。武举对于军队素质的提高，战斗力的增强及武周政权的巩固无疑有着重要效果。后来，武则天又制定了“诠注法”，旨在注意口试并直接了解和观察举人。
·鼓励荐举，提倡自荐：
武则天“践祚临朝”，深知“为政之本，必先人事”。为此，她“尤务擢拔，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得人荐士，亦许自荐其才”。并屡下《求贤制》、《搜访贤良诏》，明断“上之临下，道莫贵于求贤”，积极鼓励大臣们推荐人才，“令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武德五年，则天诏令“京官五晶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许听自己具陈艺能，当加显攉，授之不次”。
为了更好地招致人才，公元678年，武则天下诏“京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每年各举文武，力能堪任将帅，牧首者一人”。如朱敬则知政时，荐裴怀古、魏知古等，皆被重用，“则天以为知人”。宏道元年，则天令“京官六品以上清望官及诸州岳牧，各以己之职推让三人，并以名闻，随即升攉”。后来狄仁杰推荐张柬之、姚崇、桓彦范等数十人，“率为名臣”。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进一步扩展举人范围，以五品扩及六品、九品，并允许自荐。垂拱元年，徐敬业起兵被镇压后，武则天采取非常措施，“诏内外文武九晶已上官及百姓，咸令自举”，经考察后量才录用。她下令所铸的那个铜匦，东边有一个叫做“延恩”，就是专门接受南赋、颂，请求当官的表疏。天授元年，她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公元691年，好亲自引见，并让这些被举之人一律试做某官。后来，武太后又以吏部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从而杜绝舞弊之门，以求公平选才。
武周天授三年，武后招“引见举人，全部授官，从试风阁舍人至校书郎不等”。故此，大量新推举的人员被升任为政府各级官吏，“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公元邱7年，吏部又设员外官数千人，同正官一样受俸禄。这样，通过“举人”、“自举”武则天选拔培植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据不完全统计，武则天统治之时，进士有千余人，录取的人数比唐太宗时期增加一倍多。从而为武周政权之安定、经济文化之繁盛，积累了较为雄厚的人力资本。
2.用才：打破门阀，唯才是用
在用人方面，武则天主张“用人唯才，无隔士庶”，破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门阀专制，不以等级、门第、资历为限，广开才路，以“务取真才实贤”。比如，狄仁杰才学横溢，时人有“狄公之贤，北斗之南，一人而已”的赞誉。武则天听后，便委以宰相之重职。又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等，边将如娄师德、郭元振等，武则天均委以重任，正是因为武则天任用了这样一批贤臣良将，才使得国家免遭内乱外患，保持了正常的统治秩序。
她在称制后，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更加放手攉拔出身寒微而富于统治能力的出类拔萃之士，培植新官僚集团势力，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土流”：所以大批的官僚被列入土族。很多“才德”兼备的中小地主进入封建统治集团。这对旧土族的残存势力无疑是一次摧毁性打击。武则天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大量出身于庶族、资历浅薄的封建才子得以擢升录用，从而强化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凝聚力，限制了土族门阀的离心势力。可见，武则天这种无士庶、才是举的用人之术，在当时无疑是颇具效用的：
3.惜才：广听劝谏、爱惜人才
武则天不仅有着高超的选才之术和用才之道，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爱才之心和容才之量。早在高宗执政期间，就曾建议要“广言路，杜谗口”。她执政以来，广开言路，大臣们均敢于劝谏。而武则天身体力行，以此倾听臣民之呼声、观察政治之得失、吏治之善恶，正如《旧唐书》所道：“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是由人间善恶多所知悉。”也正因为如此，故武则天在当时已经博得“纳谏之主”之号：
“武后纳谏知人”之事不胜枚举，如：天性韶警、善写文章的上官昭容，“尝忤旨，当诛”，但武后爱惜其才，所以“止黥而不杀”；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为徐敬业写文，骂及武后政治、生活诸方面，“后读，但嘻笑”，然而当她看到“一杯之士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等句后，却盛赞骆宾王的才华，无不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遇乎”，并下令设法找到骆宾王。后来武则天虽未找到骆宾王，却充分反映了她的宽广胸怀和爱才之心。
4.爱才：严于考课、奖惩人才
对于官员的考核，武则天亦是颇为重视的，她坚持“按名贵实”的升迁原则，奖惩分明。她用人讲究实效，主张根据官吏考绩的优劣决定其升迁，派遣巡察使视察各道，“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计，要在品量才行而褒贬之”。早在辅佐高宗之时，她就进言，“百官任事久，材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684年，武后临朝称制，整饬吏治，改革官制，“初置右御史台，祭州县吏善恶，风俗得失”，加强御史台对内外文武官吏和军队的监督，规定州县等地方官“若能肃清所部，人无犯法，田畴垦辟，家有余粮”，邓予以升奖；反之，“反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严加惩罚。官员提升得有才能和实绩，徒有虚名的平庸之辈不可攉拔。这就在客观上迫使为官者不得不尽力从政，做出成绩。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武则天有其高超的用人艺术，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有为的女政治家。虽然她也取用亲属和一些品质恶劣的酷吏，造成了不少冤狱。但从整体上来说，她还是坚持了“任人唯才”、“严于课责”、“知人纳谏”、不拘士庶、破格擢拔的用人路线，当时天下的文臣武将多愿为之所用，“人人怀于利，至死而不思退”，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才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宋太祖赵匡胤御人之术
赵匡胤是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宋祖。作为一代开国帝王，他的成功之处很多，其用人韬略，有其特色。在赵匡胤使用的所有人才之中，赵普是最突出的一位，赵匡胤结识赵普无异于刘备结识了诸葛亮，后来赵普成为辅佐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的核心人物。
赵普，字则平，出生于五代梁晋争雄时期的幽州蓟县。
由于战乱，随族南迁，先到常山，后又到了洛阳，在那里定居下来。后周显德初年，永兴节度使刘词辟他为从事，从此步入政坛。
由于永兴节度使刘词临死前的举荐和后周宰相范质的提名，赵普出任滁州军事判官。当时有一百多人将被作为盗贼全部处死，赵普怀疑其中有冤，亲自审问。结果证明，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无辜的。
赵匡胤与赵普相见，不如刘备三顾茅庐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二人一番长谈，使赵匡胤认识了赵普的才华。随后，赵普在滁州处理狱事，也使赵匡胤很钦佩。
赵匡胤看中了赵普的才华，但他当时的地位还不可能将赵普罗致在身边。而赵普也认准了赵匡胤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尽管当时赵匡胤还只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赵普仍然决定追随他。
在滁州，赵普对病倒在滁州的赵匡胤的父亲赵宏殷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服侍，使赵宏殷深为感动。
8个月后，赵匡胤被任命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转挥使，就立即上表把已经做了渭州军事判官的赵普要到身边做节度使官。
智谋过人的赵普参与策划了一系列的重大活动，“陈桥兵变”“统一南北”、“杯酒释兵权”无一不有赵普的参与。
除了赵普这一重要谋士之外，赵匡胤还与周朝的重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结成义社十兄弟，在军队中形成了很大的势力。这些义兄义弟在赵匡胤陈桥兵变时积极支持赵匡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赵匡胤知人善任，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对部属的意见能倾心听取。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中国仍处于分裂的局面，当时，北有北汉、契丹，西有后蜀，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荆南等小国。
如何统一天下呢？精于战术的赵匡胤现在遇到了一个战略问题。
周世宗的谋臣王朴，在昔日曾向周世宗献策：“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蒸地必望风内附。”可惜王朴已先逝，此事不能再问他，是先南还是先北，赵匡胤举棋不定。建隆二年的一个夜晚，风雪交加，赵匡胤来到赵普家中，赵普开门将他迎到屋内，皇上边走边说：“我已经约了皇弟。”不一会儿，赵匡义也到了。皇上和皇弟的到来，使赵普不敢怠慢，赵国胤问赵普道：“羔美酒，可以消寒，卿家可有预备否？”赵普马上命人备上酒肉，烧旺炭火。赵普唤出妻子林氏亲自行酒。林氏登堂，叩见太祖，半谒光义，太祖对林氏说：“贤嫂！今日多劳你了。”
酒到半酣，赵普问赵匡胤：“夜深天寒，陛下怎么还出来呢？”
赵匡胤面露愁容，回答说：“我睡不着觉啊！一榻之外，都是人家的地方，所以才来见爱卿。”
赵普听后马上明白了皇帝前来的意图，就说：“陛下您别着急，南征北伐现在正是时候。不知陛下您的打算如何？”
赵匡胤说：“我想先攻取太原。”
赵普听后，沉默了很久，才说：“太原当西北二边，假如我们一举攻下它，那么边患就得由我们承受了。为何不留着它，等我们削平诸国后再说呢？”赵匡胤听了赵普的分析后，连连点头。
元世祖忽必烈御人之术
在元朝统一中国以前，还从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像蒙古族那样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领导蒙古族完成这统一大业的元世祖忽必烈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忽必烈从蒙古国大汗而跃升为全国的皇帝，并将元朝的局势逐渐安定下来，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
那么，忽必烈又是凭借什么手段，将原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元王朝治理完善的呢？其中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他善于授权，任用各种人才，让他们各负其责，从而使统治权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忽必烈授权绝不是盲目进行的。在进行授权之前，他会对被授权者进行全面考察，只有觉得其人确有才能，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时，才会充分授权，放心任用。
被誉为元代创基“首功之臣”的刘秉忠，就是先由得到忽必烈非常器重的海云法师的推荐，与忽必烈多次交谈之后才受到赏识的。刘秉忠成为忽必烈的谋士后，尽忠竭虑，诚心辅佐，成为忽必烈的股肱重臣，为元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其中之一便是全权负责营建大都。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居的习惯。早在蒙哥当蒙古大汗时，忽必烈就举荐刘秉忠设计、营建了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初年也以此为统治中心，但是随着元朝疆域不断向南扩展，统治中心也相应要求南移。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决定以中都为首都，改称大都，即今天北京城的前身。
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忽必烈又委任刘秉忠主持新都城的设计和营建工作。刘秉忠召集了许多专家。按照古代都城结构的传统，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路设计出新都城的规划。这一设计很快就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新的都城气势宏伟、整齐划一，打破了汉唐以来的坊市封闭形式，使整个城市显得更加开阔而富有生气，体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气势。因此都城刚一建成，以刘秉忠为首的参与人员都得到了忽必烈的奖赏，刘秉忠也因此更加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信用。
忽必烈虽然以一个游牧少数民族的首领而入主中原，但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元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忽必烈的召见，最终建立了一番功业的。
郭守敬生于一个科学世家，其祖父郭荣就精通算数、水利，郭守敬从小就受到熏陶，成年后在天文、数学、仪器制造和水利工程等方面深有研究。在一次随祖父到磁州紫金山研讨学问时，郭守敬得以结识朝廷重臣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人。
当张文谦升为左丞相后，忽必烈要求他推荐懂得农田水利的专家，张文谦当即就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大喜，很快就召见郭守敬。
郭守敬见过忽必烈，提出了发展华东平原水利工程的六项建议，每条建议都有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连所需要的人工、物资都计算出来了。
忽必烈听了郭守敬有条有理的介绍后，心中大喜，因为他需要的正是郭守敬这样的人才。于是忽必烈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像郭先生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办事的人！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像郭先生这样，国家怎能治理不好？”于是当场委任郭守敬为副河渠使，总管各地的河道水利事务。
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前往西北地区修复河套平原的渠堰。经过三个月的辛苦工作，河渠工程终于完成，不仅航行便利，还能灌溉良田九万余顷。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郭守敬的功绩，还在渠上给他建了座生祠。
从西夏归来后，张文谦再次向忽必烈举荐郭守敬：“陛下，郭守敬的确是一位才能出众的治水专家。现在中原水旱为患，治理河川、兴修水利是当务之急，望陛下能够重用郭守敬。”
忽必烈再次召见郭守敬，询问兴修水利之事。郭守敬面陈十一件水利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修筑通州至大都的运河。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这条运河于1293年建成通航，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据说运河竣工放水这天，忽必烈亲自登上河堤，看着大大小小的运粮船只沿运河鱼贯而行，心中大喜，立即传旨赐郭守敬两千五百贯钱，次年又拜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院事（掌管天文、历法等中央机构的副职官员）。
除了兴修水利之外，郭守敬还与许衡、王恂等学者合作，于1280年修成新的历法——“授时历”。这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采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天文常数值，证实了一年的日期为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6秒，这在世界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比西方通用的格利哥里历早了300年。
除上述之外，郭守敬在天文观测、数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郭守敬成就的背后，我们更应看到忽必烈慧眼识英才，并且善于充分授权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像郭守敬这样的科学家也许会失去良好的研究条件，那么他所能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必将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说，忽必烈的识才与授权又是多么的可贵！
明太祖朱元璋御人之术
自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朱元璋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广揽人才，并恰当地使用人才。
朱元璋总结历代王朝的成败兴亡经验时，曾强调说，“天下之务，非贤不治”。他指出：“忠良者，国之宝，奸邪者，国之蠹，故忠良进，则国日治，奸邪用，则国日乱。观唐太宗用房（玄龄）、杜（如晦），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玄宗用杨（国忠）、李（林甫），则臻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鉴矣。”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的初期，当时他只是一个带兵的总管，官职不大，但他十分重视文武将才的使用和网罗。至正十三年（公元1352年）冬，他把下属的700人交给别的将领统率，自己带着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等24人离开濠州，往南到定远一带发展势力。
这24人都是义军的骨干，而且都是朱元璋的同乡。朱元璋把这些人，视为心腹，倍加重用，以后他们都成了能征善战的大将，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3年）五月，地方武装吴复、冯国用、冯国胜、丁德兴等归附朱元璋。冯国用兄弟两人，自小读书，精通兵法，冯国用更是足智多谋。朱元璋曾向冯国用征询夺取天下的计策，他说：“金陵（今江苏南京）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十分高兴，从此冯国用成为朱元璋的谋士。
定远昌义乡的毛麒，是个有识之士，他投奔朱元璋，成为朱元璋的一名谋士，史书记载，朱元璋常“与其计征讨之事。”
在攻伐滁州的路上，定远人李善长前来求见。李善长年轻时就很有志气，读过书，粗通文墨，善于计谋。
朱元璋问他：“四方战斗，何时定乎？”
李善长答道：“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纳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亡，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任命他为掌书记，嘱咐他说：
“方今群雄并争，非有智者不可与谋议。吾观群雄中持案牍及谋事者，多毁左右将士，将士弗得诳其能，以致于败。其忆翼既去，主者安得独存，故亦相继而亡，汝宜鉴其失，务协诸将以成功。”
朱元璋攻占滁州后，滁州儒士范常投奔了他，骁将邓俞和长智铁面，智力过人的勇将胡大海也投奔了朱元璋。
朱元璋渡过长江，攻占太平后，儒士李习陶安等率地方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的队伍。朱元璋向陶安询问计策，陶安道：
“金陵，古帝王之都，龙盘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监四方，则何向不克！”
陶安的计策与冯国用不谋而合，朱元璋由此对他们“礼遇安甚厚”，留置幕府，充做高级谋士。不久，朱元璋设太平府，任命李习作知府，以李善长为元帅府的都事，陶安为帅府令事。
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儒士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这一计策立即被朱元璋采纳。
攻占应天后，朱元璋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来求见，都被录用。
每逢将帅出征，朱元璋就要求他们寻访，推荐当地的名贤。有时还派专人携带金帛，四处访求贵贤。
朱元璋听说洛阳有个儒士叫秦从龙，字元之，很有学问，曾做过元朝的和林行少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来隐居镇江。徐达出征镇江，朱元璋特地嘱咐他：“镇法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当询访致吾欲见之意。”
徐达攻克镇江后，访得了秦从龙，朱元璋就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白金、文绮前去礼聘，并亲至龙江（在今南京中山门外）迎入，与自己朝夕相处，“访以时政”。
亲征婺州时，胡大海推荐宋濂，朱元璋马上派宣使樊观奉书币，聘请他来做五经师。
胡大海攻下处州，推荐刘基、叶琛、章溢三人，朱元璋立即派樊观去请。叶琛、章溢前来应聘，刘基却不肯来，朱元璋又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去请，刘基回赠一把宝剑，还是不来。孙炎“以为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封还之”，并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厉害，非要他出来不可。陶安和宋濂也分别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强出山。
刘基奉命与宋濂、叶琛、章溢一起来到应天时，朱元璋热情地接待他们，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的西边盖了一座札贤馆，把他们请到那里去住。
朱元璋还说过：“予思英才，有如饥渴。”
朱元璋不但善于网罗人才，而且善于使用人才，能够做到知人善性。他能够了解人才的长处与短处，因材受职，用其所长。他反复告谕中书少：任人之道，大小轻重，各适其宜：若委重于轻，是以拱桷而为栋梁；委大于小，是以种庚而盛斗稍。莫耶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所石则必缺；骐骥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末则必蹶。要之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根据上述原则，朱元璋恰当地安排和合理使用他手下的儒士们。
凡博洽经史，熟于谋略者，如刘基、宋濂、朱升等，皆置幕府，备做顾问，参与谋议。
精通兵法，骁勇善战者，如胡大海等，任为将官，统兵作战，攻城略地。
有智慧，善理政者，如汪广洋、叶琛、章溢等，则振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
在元朝招降朱元璋的时候，有位宁海（境山东牟平）儒士叶兑上书朱元璋，向他建议：
“宜北绝李察罕之招诱，南并张九四之僭据，督方国珍之归颅，取闵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招江、广以自资，进则越两淮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而自守。”
朱元璋认为叶兑的分析有道理，想留用他，但他坚辞而去。
朱元璋采用叶兑的建议，决心拒绝元朝的诱降，下令将元朝的三个使者张昶、马合谋和张琏捆绑起来。
张昶在元朝做过大官，熟知朝章典故，名拨制度，朱元璋爱其才，到狱里将他留下，用一死囚作替，与马合谋、张琏一并押至聚宝门外斩首。
过了几天，朱元璋任命张昶为中书少都事，对刘基、宋濂说：“元朝送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议论。”
从此例可看出朱元璋的爱才之心。
清高宗乾隆御人之术
在经历顺治、康熙和雍正三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之后，清朝统治渐趋稳固，社会经济也有了快速发展。因此到乾隆时，爱新觉罗的天下可以说已经坐稳，乾隆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为“守成之君”。但守业也并不容易，乾隆就认为“创业难而守成亦不易”，要真正守好业，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还要依靠人才，即“惟在人君用贤纳谏，则天下自安，而国家永固”。
在这一重视人才的思想指导下，乾隆登基之后就很注重吏治，对政绩突出者予以奖励，相反则给予惩罚。饱读经书的乾隆通过历史经验教训，深知皇权是否巩固，取决于高层官员的素质以及对他们的控制和驾驭，仅有高素质的官员而皇帝缺乏驾驭之术的话，也难以有效地发挥官僚机构的应有作用。
为了了解各高级官员的才能和政绩，乾隆甚至将各省督抚以及将军、参赞、提督、总兵的姓名写在宫殿墙壁上，经常注意他们的有关动向。因此，乾隆对所有高级官员都很熟悉，和他们见面时，都要谆谆告诫他们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勤政爱民。这使官员们不得不谨言慎行。
乾隆不但对高级官员的选拔和任用非常重视，即使对一般官吏也是不厌其烦地亲自考察。他沿用了雍正的做法，每年都要轮流召见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的各级官吏，每次召见时都要密加记载。
这样，乾隆不仅牢牢地控制了高层官僚队伍，同时也加强了基层文武官吏的联系，使优秀人才得到重用，滥竽充数者被罢斥。
尽管乾隆重视选拔和任用人才，但他更注重驾驭人才之术。在他看来，只有各级官吏服从皇权，由君主一人独裁决断，才是提高办事效率的惟一手段，如果将事情交由大臣讨论，就会出现宋代和明代那样“众论纷纷，迄无定见”的局面。
为了驾驭各级官吏，乾隆还常常施展各种出人意料的手段，或破格提升，或小过重罚，或罚非其罪。让臣属们莫测天威，整天小心谨慎，惟恐哪天出了错误惹来不测之罪。乾隆提拔和重用讷亲、傅恒就堪称其驭臣之术的绝好佐证。
乾隆在铲除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政治集团的同时，擢用新进，以取代雍正朝遗留下来的老臣。最先受到乾隆重用的是讷亲。讷亲早在雍正时就进入军机处，但年轻职微。乾隆对他颇为赏识，称“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二年恢复军机处时，就特意提拔讷亲，使其位居鄂尔泰、张廷玉之后列第三，并将鄂、张两人的职权逐渐削减，交由讷亲负责。
而讷亲对乾隆这种知遇之恩也涌泉相报，不仅勘理政务，还廉洁自持，不授他人以把柄，因而十多年来一直都能得到乾隆的信任。
然而，讷亲的权势逐渐增加之后，乾隆又心生戒备，加上其他大臣的弹劾，于是在乾隆十三年，利用讷亲督师金川失败为借口，将讷亲处死于军营。
讷亲先受重用，又逐渐遭到怀疑，乃至最后被杀死在军中，这种死非其罪的下场，是乾隆玩弄驭臣之术的结果，它也从侧面向其他大臣暗示了一个道理：即使如讷亲这样深受皇恩的权臣，只要办事不力，皇帝也可以随时置其于死地。
在讷亲之后，得到乾隆信任和重用的是傅恒。傅恒是乾隆第一位皇后富察氏的弟弟，于乾隆五年入宫任蓝翎侍卫，七年擢为内务府大臣，十年在军机处行走。当讷亲于乾隆十三年被杀之后，傅恒就被乾隆提升为首席军机大臣，一跃而至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而傅恒此时年仅26岁。
傅恒本人也的确没有让乾隆失望，他不仅通晓军事，平时处理政务也明敏练达，深合乾隆心意，屡次受到乾隆的称赞。傅恒任首席军机大臣共23年，始终都能得到乾隆的信任。当然，这与他的才能是分不开。
乾隆在讷亲之后提拔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小舅子傅恒担任首席军机大臣，而没有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由“年高望重者”任此职，是有其深意的。这一方面显示出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可以乾纲独断，拥有慑服群臣、不受干扰的无限权力；另一方面也向朝野表明，皇帝对于具备杰出才能的人才，即使年轻位卑，也可以得到破格重用，由此，倒是出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这也正是乾隆前期政治较为清明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