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可以说是一种地方性的百科全书。从学科的性质而言，它既不是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它“实际上是界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不过史的性质更强，总的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旁支”。理学思潮勃兴，成为控制全社会精神活动的意识形态，并渗透进各门学科之内，宋元之后更成为统治的思想工具。儒家伦理规范就是传统史学实践活动中万世不移之圭臬，史家亦奉五经为法典，判断是非，褒贬善恶，始终以儒家伦理为依归；就是在地方志的编撰上也表现出强烈的以儒家（尤其是程朱理学）是非为是非的倾向，明弘治《衢州府志》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弘治《衢州府志》无论述当地风俗，道学校设置，载人物诗文均流露出浓烈的以儒家道德论为是非标准的倾向，如其宣称载录衢州风俗的原由道：
尧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唐之风尚俭啬；文王有关雎葛覃麟趾之化，故国皆变其俗……风俗之移人尚矣。衢为浙上游，据广谷大川之间，自古去京师远，风土朴野，民俗醇厚。我国家扫胡元之陋习，弘敷仁义礼乐之化，民俗益归于善，故备载之，使君子知所化之道，小人知所习尚云。
我们知道，理学十分重视“风俗”的作用，在朱熹看来，“风俗”就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自然地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民众的行为，“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理学追求政治伦理化，以血缘伦理精神、心理情感需求来阐释政治原理，建立政治架构，冀图使政治动作与社会充溢着民本气息与人道温情。《衢州府志》称江山之风俗：“自无以来，习俗挠犷，颇尚华靡。国家教养兼至，民务本业，士知向学。”开化：“士夫好学习礼，自国朝以来益务本业，士风日盛，科第迭出。”常山乃宋代理学大师游学讲道之地：“先贤朱考亭、吕东莱、张南轩游此讲道，又赵鼎、范冲、魏矼流寓于此，故士习向学，迨入国朝，士有贤声，民无终讼，昔人谓君子多亢言而励行，易知而难狎，常之俗近之。”总之，一地风俗的善恶，取决于当地的民众是否恪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封建统治秩序，而保证人民群众遵循道德规范和政治秩序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让人民随时随地地自觉地体认与宇宙本体合一的伦理原则，这样，善良的风俗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传统儒家还十分重视“庠序之教”，认为学校不但是培育人才之场所，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人性之责任，《衢州府志》对此深表赞同：
学校之设，所以复民性，明人伦，养老造士，贤才所关，风化攸系者也。自唐虞三代已然……我国家守令奉宣德意，益兖益饰，癳焕广大，远迈前古，人才之盛，风化之徵，谓非本于是乎？
如此，学校之设，其价值是多重的。首先是陶冶民性，变化气质，其次是养贤造士，再次乃具有变化风俗之作用，这多重的价值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契合点，那就是奉儒家伦理为终极旨归。
一地人物甚多，不可能都编入地方志，用何种尺度作为取舍人物入志的标准，是修志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弘治《衢州府志》按照封建政治秩序的要求，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记人载事，表彰忠孝节义，宣扬三纲五常。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衢州府志》所载人物弘扬儒家伦理的气息十分浓重。卷九《人物一》特列“理学”条目，收载衢地古今理学人物七人，极力褒扬，大肆渲染。卷十一《人物三》又列“孝行”条目，以“一节之孝”为“祥瑞”，对那些无条件地绝对地遵守足以戕杀人性的道德规范的“孝子”推崇备至。卷十二《人物四》更列“烈女”条目，认为：“贞节之关于风化也大矣，柏舟之诗咏而节义彰，断臂之传作而乱臣惧，其他割鼻、截耳、剔目、断发至于杀身不受污辱者比比皆是，皆天性之真，气禀之烈然哉。衢之节妇，被旌异传史氏亦多，故大书于策以为失身二姓者愧。”在这里，封建道德尤其是程朱理学所旌扬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残忍性和虚伪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断臂”、“割鼻、截耳、断发至于杀身”何其酷也，反被说成是“天性之真”、“气禀之烈”，所载录的十八位“烈女”就是以理杀人的受害者。另外，“孝行”条之外，卷十二又列“仁孝”一条，收载那些“行于恻隐之间”的仁孝之人。连收录“仙释”的目的都出于弘扬儒家伦理之需要：“儒者于异端之教，皆有所记述者，岂欲狥之哉？盖欲与吾党之士，相与讲明，以止于至善，盖亦不得已也。”与历史上的旧方志一样，弘治《衢州府志》也收载了一部分有关衢地风光山水、风土人情的诗文，但其收载的标准非常明确，“文所以载道也，文不足以左右六经，扶翼人极，系政治、关风俗者，非文也。”基于这种认识，府志载录的诗文，均被认为是能够“明乎道者也”。应该指出：“明代修志，著名学者参与其事者不多，而政府又三令五申，地方官吏为了应付，不得不雇佣一些乡曲之士从事编纂，有的仅是三家村塾师，他们既不善文笔，又不通史法，自然就不能编出可以传之后世的佳志来。”弘治《衢州府志》确非佳作，且因保存不善，漫漶缺字严重，但我们可以从这样一部非常普通的的志书中看到理学思潮对后世历史学编撰的深刻影响。地方志亦不能摆脱封建后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强力制控，撰志者尽管“既不善文笔，又不通史法”，但他们却具有明确的思想意识，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想轨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