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谎言重复一千句，就会成为真理。美国有超群的经济实力，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有强大的“软实力”，克林顿“巧妇”在“无米”或“少米”的情形下又玩起了“巧实力”。因此，美国强权不可一世，他说话，世界都要认真倾听，不需要重复，而强权就是真理，美国发声当然句句是真理。
“美国制造”是优质资产。美国制造的航天飞机、电子对撞机、超大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复杂、精湛，世界一流；F16、阿帕奇、集束炸弹等杀人武器，样式、效率世界一流；美国石油、稀土等资源丰富，品位高、易开采世界一流；美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世界一流；这些都是“美国制造”，但是美国人很少对外推销，奇货可居，想买还不一定卖给你。
相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国际社会兜售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CDO与迷你债券、民主与人权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属于“半垃圾”食品与饮料，在美国常常用来派发给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充饥；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多半在宣扬美国的追求感官效果、内容浅薄、唯我独尊的文化快餐；CDO与迷你债券就是“金融毒品”、“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直接制造出国际金融动荡与世界经济危机；民主与人权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奢侈品”与“兴奋剂”，南亚、拉美与非洲国家因服用导致社会持久动荡，有的甚至被美国贴上“失败国家”的标签。
自由资本主义纯粹属于强买强卖。美国为推销自由主义，通过各类NGO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才，乘发展中国家经济之危通过国际组织或自己的援助，间接或直接要求受援国实施自由主义，更有甚者通过支持目标国发动颜色革命或军事政变（如在智利、巴西、阿根廷与乌拉圭等国）直接输送自由主义。过去，美国以其独有建国方略与理想主义精神在更多的方面造福人类，如今滥觞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类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极面推向了极端，从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坏人类和谐与持续发展。美国经济社会长期为大企业、大资本垄断，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经营早就无影无踪，只是以“概念”形式存在于媒体与书本之中，官僚与学阀的口头之上，但是美国硬是要将它推销给世界，为美国资本于全球扩张铺平道路。然而，此遭金融危机袭击，在火烧眉毛的情势下，美国完全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与遮羞布。“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实质大白天下。
美国是当今世界超一流国家，经济、科技、军事、政治与外交等多种力量使世界诸国难以望其项背，美国所能制造的远远超乎世人的想象，而美国所做的比他所说的要多得多。世人要认清美国这个庞然大物，不能听他所说的，而应当更细致地观察他所做的。
美国制造了诸多大规模恐怖事件。被公认的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的乔姆茨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在美国遭受9·11恐怖攻击后，乔姆茨基在接受采访时分析，在过去数百年中，美国灭绝了数百万计的土著人，征服了半个墨西哥，武力干涉周边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于中美洲发动侵略战争，四个国家遭受蹂躏，留下20万肢体不全的居民），征服了夏威夷与菲律宾。更有甚者，它在过去数百年中将武力扩张到世界多数地区，牺牲者的数字不可胜计。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残暴统治长期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包括1988年用毒气残杀库尔德人。“如今，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
美国政策制造了“9·11事件”。“9·11事件”是美国政策的产物，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滥用武力，肆意欺负巴勒斯坦人；觊觎中东石油财富，长期驻军沙特阿拉伯，这个伊斯兰中最神圣人物的故乡；美国推行的全球化以及美国文化严重冲击伊斯兰社会与文化，造成伊斯兰社会的严重分裂；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长期支持阿拉伯那些腐败的、压迫性政权；侵略伊拉克，滥杀那里的人民（至少有100万平民与50万儿童死亡），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1996年5月11日，美国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国的对外经济制裁在相关国家共造成150万人死亡，其中有50万儿童，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乔姆茨基认为，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就只有在无视这个国家及其盟国的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美国亲手制造了本·拉登以及恐怖组织“魔鬼”。本·拉登这一“魔鬼”，实际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培育出来的。美国当年“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将苏联拖入“阿富汗陷阱”，也就是诱使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选择在沙特阿拉伯招募、武装和训练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然后源源不断地派送到阿富汗与苏联周旋。布热津斯基一直将这个“陷阱”当作自己的得意之作而四处炫耀。当塞尔维亚与美国站在一边时，美国曾经公开谴责科索沃解放军为“恐怖组织”，但是当美国改变塞尔维亚政策后，美国则将科索沃解放军称为“自由战士”。在此，美国的价值观又是错乱的，美国制造了这些“魔鬼”，只要为美国服务，就认为它们是正当的而给予支持，如今不为美国服务，与美国为敌，就施加“魔鬼”的恶名。
美国不断制造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可以是思想与意识形态上，也可以是经济利益上，甚至可以直接是军事上。如此以便美国浑水摸鱼，或从双方对立与冲突中渔翁得利。在当今国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寻求真正的独立，或者在美国和西方之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那么美国就会自动给其贴上“共产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中国的右翼很好地继承这个衣钵，在时下中国凡是伸张国家利益或甚至与新自由主义观点相悖的，都会被贴上“左派”与“保守”或“民族主义”的标签。为动员徘徊犹豫的民众，美国的一贯而成功的做法就是要明确树立一个让民众害怕的“邪恶敌人”。“9·11事件”后，美国打出的赤裸裸的口号就是“或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在制造认同的同时，也在制造对立。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起强势话语权，把美国的这些不人道、霸道的行径粉饰为正义或正当的行为，或编制一套类似“文明冲突”的理论加以模糊。中国国内也有诸多美国的帮腔学者（中国民间喜欢称他们为“美国鹦鹉”）努力替美国说话，强调美国的行为对于维护世界秩序是必需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是必要的，一旦美国放弃“世界警察”，或甚至走向“孤立主义”，那么国际社会将无所适从，这个世界会更加混乱。这种逻辑推理其实并不陌生，现代医学有个奇异的心理疾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2004年美国制作发行了一部电影叫《谍影迷魂》，影片讲述的是美国政客为窃取国家权力、谋取总统大位，与相关财团勾结，将一种芯片植入政治明星等相关人士的身体，通过遥控，一方面对被植入芯片的人士进行洗脑，使其丧失原有的记忆与独立的思维；另一方面可以对被植入芯片的人士发出指令，使其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执行任何任务。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恢复接触尤其是1979年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帮助中国生产了一大批精英，这当中是否有“芯片精英”不敢断然肯定，但是替美国人说话、帮美国人做事的不在少数，而且还越来越多，势头越来越大。
世纪金融大危机是美国经济精英的贪婪一手造成，美国金融机构沉沦与美国经济受挫咎由自取，但是中国等诸多国家也遭受了态势愈发严重的池鱼之殃，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矛盾突出。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在中国竟然掀起一股强大声浪：“救美国等于救中国！”、“我们不救美国，谁救美国？”如此，才有今日被深度套牢，经济遭遇寒冬，外汇资产大幅缩水，而且还将持续被蒸发。如今，等到美国危机渐渐平息，经济趋于稳定，美国纠集西方同盟对华发动一个接一个贸易战，一招比一招狠毒，尽朝中国“要命的地方”踢，而且在发动贸易战的同时，敲打“人民币升值”的大棒又重新抡起。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之间活脱脱演绎了一个“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的童话之现代板，谁之过？
谎言之一
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酝酿许久的暴风骤雨瞬间降临。次级贷款证券化，一个地地道道的由美国本土研究制造，利用现代营销手段向世界推而广之。危机爆发后，诸多持有这类“美国制造”的遍及世界的投资机构，一网打尽，纷纷被拖入金融泥沼。
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无不是经过质量检验合格而投放市场的，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公布的资料，从2001～2007年美国将大约27万美元的金融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研制与检验这些产品的机构都是政府认可的，政府的监管机构对相关次级产品的掺杂使假早就心知肚明，因此是美国政府在变相发放行骗执照，在纵容华尔街银行家骗取世界各国钱财。
但是，与实体经济的“美国制造”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不只是普通商品，也不是一般的“双刃剑”，而是一种金融怪物，一种“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所以，当这一“大规模杀伤武器”被引爆后，不仅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也杀伤了美国，破灭了“美国制造”的“高精尖”的神化。可惜的是，举世皆醒，唯我独醉，中国依旧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在无限吸取美国制造的“优质资产”——美国债券。
“美国制造”了诸多“高精尖”的产品，不仅能制造电脑、互联网与波音飞机，也能制造B52与集束炸弹；不仅制造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制造“国际标准”与国际秩序，同时也制造贴上美国标签的“民主”与“自由”，制造“有毒债券”、“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与国际动荡。过去，美国以其独有建国方略与理想主义精神在更多方面造福人类，如今滥觞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类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极面推向了极端，从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坏人类和谐，以至毁灭人类。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头羊”，是因为美国强而有力的创新，长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科技领先是美国军事实力独步世界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关键。美国每年在研发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76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0年的2650亿美元，2002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投资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总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国的科技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使美国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生产中居于领导地位，直到20世纪末，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一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
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润垄断化与集中化，使得美国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到金融领域。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集中培养两大类人才，早期的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打造为主导，成为牧师、政客或学者的摇篮；后来出现公立的赠地学院，在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近几十年来，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发达，精英教育日趋世俗化、市场化，传统名校集中培养商界和法学精英，不少非但没有成为西方传统社会良心的卫道士和制度设计者，反而成为资本社会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锋，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公司买卖和媒体的最前线，成为资本寻租的得力干将，将资本对社会的侵夺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科技创新到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金融创新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向美国，而且由广大发展中国家逆向流动到美国。这实际就是“向不可能挑战”，因为资本总是向能够提供更高回报的地方流动。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资本充沛而且经济增长率低，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也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经济增长率高，资本回报率也相对较高。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资本应当是从低回报的地方流向高回报的地方，也即从发达国家、从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为了维护美元地位、维护美国金融霸权，美国需要国际资本逆向流动。金融创新就是因应这一“向不可能挑战”的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出大量能提供高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承担金融创新重任同时也是承担美元霸权、美国金融霸权重任的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与一般科技创新的重大区别在于，首先要打破道德底线，模糊创新与欺诈的界限。这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金融领域没有道德”的真谛所在。因此，华尔街的职能演变（从提供金融服务到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其中，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发展应是推动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则又加速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方向发展。而美国金融当局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其实就是纵容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以因应美国霸权的需要。
透过华尔街的演变即可推知美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在过去20年，华尔街起着经济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经济的心脏，供给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资金。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远远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而是努力发展金融工程制造业，设计和制造多种且数额巨大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中多数产品流动性很低，没有市场，无法依靠市场定价，只能按照模型或者管理层来设定价格，因此隐藏巨大金融风险。此外，各类金融衍生品都竞相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由于资源过多流向金融领域，导致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战后的约40%到现在只有15%左右，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战后的约5%升到现在50%左右。国民经济严重虚拟化，导致头重脚轻，失去重心。
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都要经过多次实验或验证，才能正式推广使用。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华尔街，发明难以数计的金融产品，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就直接投入市场，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职，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严重偏离。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