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对男色的喜好，对于明代社会，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造成了很深刻的影响，直接的后果就是纵容和酝酿了明朝中后期的好男之风。这股风由皇宫中刮起，逐渐吹遍明帝国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一时间，“男风”成为社会的流行风气，在士大夫群体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男色成了风流的“翰林风月”，被人津津乐道。男风之盛，极于一时。
1.男风盛行之表现一：小唱
明代社会男风盛行的第一个表现是男妓馆的开设。
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经出现了男妓院——长春院，它与同城的女妓院争夺生意，竞相拉拢嫖客，十分热闹。北京前门外有一条莲子胡同，或称“簾子胡同”“帘子胡同”等，这里是各地戏班歇息、下脚的地方。古代从事戏剧、表演行业的人被称做“伶人”，长相身段漂亮的称做“优伶”，他们往往是男同性恋获取性伴侣的对象。由于这里戏班众多，优伶多才多艺，惹得喜好男色的人经常往返于此，久而久之，这里聚居起许多“小唱”。在明代，“小唱”是一种特殊的人群，并不是简单指那些唱曲的伶人，而是特指那些专以陪酒唱曲、成为男同性恋者的性对象，并以此谋生的人，实质上就是男妓。
明代小说《梼杌闲评》第七回中对北京的男妓行业有过专门的描写：
西边有两条小胡同，唤做新簾子胡同、旧簾子胡同，都是子弟们寓所。只见两边门内都坐着一些小官，一个个打扮得粉妆玉琢，如女子一般，总在那里或谈笑、或歌唱，一街皆是。又到新簾子胡同来，也是如此。
这两个簾子胡同就是当时男妓们的聚集之处，这些男妓的打扮如女子一样，整个场景与妓女艳妆招客的情形并无大的不同，只不过是性别变了而已。明末人史玄在《旧京遗事》里说，莲子胡同里的小唱和娼妓并无不同，其美貌程度甚至还超过了很多妓女，有不少来此寻欢的客人因此流连忘返，甚至做梦还梦见自己待在此处风流快活。小唱的流行，使得帘子胡同名声大振，成为了男色的代名词。万历二十九年（1601），浙江绍兴龙山放灯，有人在靠近城隍庙的地段上租借了几座空楼房，招揽一些俊俏的娈童，开起妓馆，公然做起了男妓的生意，当时人把这种行为叫做“为帘子胡同”。这一方面说明“帘子胡同”已经是男妓的代名词，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男妓的流行与市场需求，以至于有人会趁逢年过节的时候做这笔生意来发财。
明代北京城里的小唱多来自江浙地区，后来蔓延至北方，而北方又多出于山东临清、河北保定。男同性恋之风本就是“盛于江南而渐染至中原”，所以男风也叫“南风”，男妓院有时也称做“南院”。明代江浙男风盛行，尤其是苏杭地区，娈童男妓十分集中。明代小说《宜春香质》里记录了苏州地区是如何从小培养男妓的：那些年仅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只要略有几分姿色，就开始梳头抹发油，挽起发髻，穿上华丽的衣裳，整日搔首弄姿，学着怎样讨人欢喜，卖弄风情。可见，对于男妓的训练，几乎完全是按照娼妓的培养模式进行的。
西方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曾记下了他在北京街头看到的情景：“公共场所充满了可以打扮成娈童模样的少年，一些人买回这些少年，教会他们弹琴、唱曲和舞蹈，然后这些可怜的男孩浓妆靓饰、涂脂抹粉，变得恍若美女，就这样正式开始了可怕的卖淫活动。”根据他的描述，北京男妓的培养方式和苏州的情况差不多，可见，当时社会对男妓的审美尺度其实是比照了娼妓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男妓本质上仍然是充当着娼妓业中女性的角色，仍然是男客的性奴隶和发泄生理欲望的工具。
据时人的看法，来自江浙地区的小唱总体来说更为灵慧柔媚，又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更适合充当同性恋行为的被动角色即女性角色，因而备受官员士人的青睐，而北方小唱在这点上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因此，为了争夺市场，北方小唱在接客时往往冒充南方小唱，引出了不少笑话。据沈德符的记载，万历时北京城中的小唱多是来自山东临清、河北保定等地的男童，但是他们却总是自称浙江人。某日，一个北方小唱在接客时也依旧这样伪称，客人问：“你是哪里人？”小唱回答：“浙江慈溪人。”客人又问：“你是慈溪府的还是慈溪州的？”小唱回答：“慈溪州的。”客人再问：“你要过钱塘江吗？”小唱答道：“那是必经之路。”客人最后问：“坐什么过江的？”小唱回答：“骑牲口过来的。”传为一时笑谈。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前四问，小唱对答如流，偏偏在最后一问上露出了马脚，北方人出行不是走路就是坐牲口，这位小唱习惯性地认为过钱塘江也需要坐牲口，一下子就露馅了。
男妓们的服务与娼妓一样，陪酒、唱曲、卖淫，他们深得士大夫阶层的喜好。官员、士人聚会，经常会找来男妓陪伴。明代艳情小说《绣榻野史》里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是有一个男妓叫余桃，原本是北京旧簾子胡同的小唱，长得十分俊美，东门生贪恋他的美色，最后替他赎了身带回家“炒茹茹”。“炒茹茹”是北方地区关于同性恋行为的暗语。余桃的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娼妓从良，被人赎身纳为妻妾的情形，可见在当时的观念里，男妓与妓女并无本质的差异。由于男妓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官员、士大夫等有权有势的上层人士，他们接触到达官显贵的机会很多，收入自然非常可观。那些有着俊美长相又善于应酬交际的男妓，往往会利用这些机会结交各种权贵，在为权贵提供服务之时，又献财贿赂，最后竟走上捐官的道路。于是，原本只是一个供人娱乐的男妓，转身就变成了明帝国的小小官员，甚至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姿色和手腕博取上司的好感，官运一路亨通。而这，却显然是女性娼妓们所无法效仿的，所以说，由于性别的差异，男妓与女妓在命运和人生选择上依然有着一些差别。
2.男风盛行之表现二：门子、娈童
明代社会男风盛行的第二个表现是私人蓄养的男色大量出现。
小唱可以说是公开的男妓，以卖淫为生；有些男色则是被官府或私人占有，他们往往以仆役的身份出现，被主人蓄养起来，可以随时满足主人或客人的需要，而不能获得报酬，有点类似于家妓。明朝官员和士人中很流行这种方式。官府占有的男色称“门子”，这原本是为官员看门的仆役，后来逐渐变味，成为男色的代称。门子由年轻俊美的娈童充当，各地的官衙、驿站均有设置。官员出京上任或办公事的途中，经常会有门子追随，一则照顾起居生活，二则可以陪伴打发寂寞的旅途，三则可以满足官员的性需求。明人谢肇淛的《五杂组》里就有记载，明朝的官员外任时，一般都设有门子在身边侍候，而门子的“照顾”经常让官员沉迷其中。这种沉迷表明了明代士大夫阶层对于男色的偏好，以至于还闹出笑话。当时，一名地位尊崇的官员在苏州，有人告诉他一个男人怀孕生子的奇闻，这位官员看着自己的门子，很严肃地提醒他们要警惕些，说：“近来男色甚于女，其必至之势也。”言下之意，并不把男人生孩子当做奇闻，他认为在流行男色的时代，这也许会成为一种趋势。
门子的特殊身份和随时陪伴左右的特点，为官员的断袖之癖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晚明小说《龙阳逸史》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个姓范的人一直喜好男色，一年，他在外地做官时正巧遇上了以前的旧相好。相见之后，二人旧情复燃，为了能够长相厮守，他安排旧相好做了自己的门子。另一则故事更加有趣。有个名叫车梁的御史到某地办理公务，当地派人用轿子去迎接。他坐在轿子里，看见随轿而行的男童十分可爱，不由得动心。到了地方，他找个借口要求当地官府给他换一个门子侍候，官员不知该换哪个才好。车御史就点名要那位随轿的小童。官员不肯，认为小童只是搬运东西的杂役，不能服侍车御史。这时，另一个了解情况的官员私下告诉了原委，当地官员这才如梦初醒，赶紧把小童配给车御史作了门子。这两则故事都清楚地表明，门子是官员进行同性恋行为的合法对象，门子的支配权掌握在官府手上，官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更换门子，门子说到底只是明朝官员满足欲望的一种工具而已，是一种变相的男妓罢了。
门子由官府支配，类似于官妓，是为了满足外任官员的不时之需。而明朝的官员、士大夫在家蓄养自己的娈童也是一种时尚。
在明代，尤其是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他们除了妻妾外，还有年少俊美的娈童，这些娈童除伴主人出外宴饮或远游外，往往也是主人的性伴侣。晚明有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叫祁止祥，他有一个娈童名叫阿宝。阿宝长得十分妖冶，赛过女子，那种娇痴的样子常常令祁止祥的朋友惊叹。阿宝又非常聪明，祁止祥精通音律，亲自教授阿宝，阿宝学得很快，能从乐声中摸透主人的意思。清军南下，祁止祥携家眷逃亡，中途遇到强盗，性命堪忧，妻子儿女都离散了，他却始终把阿宝带在身边。稍微稳定之后，又碰上难民抢劫，祁止祥身无分文，几乎走入绝境。这时，阿宝承担起照顾主人的责任，他沿途卖唱挣钱养活主人，直到平安回到家。回家半个多月，又碰上动乱，祁止祥不顾家人，只身带着阿宝逃亡。这是当时流传甚广的事件，祁止祥抛弃妻儿，却视娈童为宝，可见他对娈童的痴迷程度极深。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祁止祥抛妻弃子的行径理应受到谴责，然而为其作传的晚明大散文家张岱却不这样认为。他对祁止祥坎坷而执著的同性恋经历大为赞赏，认为这是危难时刻显现的人的真性情，是十分宝贵的情感。他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张岱之所以这样褒扬祁止祥，是因为他自己也很喜好男色。他在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里就说自己少年时是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等等，公开、坦然地把“好娈童”列为自己平生的若干爱好之一。
娈童既为主人私有，他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是主人愉悦自己及朋友的工具。明代春宫画很流行，描绘的内容除了正常的男女性交场面外，也不乏男同性恋的情景。如晚明十分著名的、印刷精美的春宫画册《花营锦阵》，其中第四幅就描绘了一个成年男人正和一个小厮发生性关系的情形，画面中的两人应该就是主人和娈童的关系，画旁还有题诗《翰林风》云：
座上香盈果满车，谁家少年润无瑕。
为采蔷薇颜色媚，赚来试折后庭花。
半似含羞半推脱，不比寻常浪风月。
回头低唤快些儿，叮咛休与他人说。
整个画面极具文人雅趣，题诗中的“后庭花”正是典型的男同性恋隐语。《万历野获编》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江南有个著名的文人叫周用斋，为人正统保守，对于男色绝不能接受。他在湖州董宗伯家里当私塾老师，日子久了，难以忍受一人孤身在外的寂寞，准备辞职回家。董宗伯觉察到周用斋是因为不堪忍受寂寞才要离职，但又不便强留，于是言语中有意无意间总提到男色，想试探周用斋。可每次说到男色，周用斋总是变得异常激动，认为这是禽兽盗丐才干的事情，自己从来不碰男色。董宗伯一向觉得周用斋憨厚，脑子一根筋，也懒得和他辩解。某日，董宗伯设宴款待，将周用斋灌醉，然后命自己的娈童去伺候他，和他发生了性关系。周用斋酒醉未醒时尚未有多大感觉，待稍微清醒之后，便感觉自己开始领略到了男色的妙处，于是暗地里向娈童打听是怎么回事，娈童告诉他这是董宗伯的主意，周用斋不但不恼怒，还直喊：“龙山真圣人！”一连喊了几十声，而“龙山”就是董宗伯的别号。从此以后，周用斋便迷恋上了男色，甚至不问老幼，长期纵欲致使身体虚弱不堪，在中进士的那年羸惫而死。
周用斋从不屑、痛斥男色到沉溺于男色，这个变化着实令人惊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明代男色之风盛行的程度，原先本无男风之好的人也会被世风潮流所裹挟。同时，对于主人来说，娈童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他会被当做财物送给别人，也可以为了主人的目的而献身，如果换作是女性，比如是主人宠爱的姬妾，如果要这样白白送给别的男人享用，主人估计就没这么慷慨了。因此，社会对于家中蓄养的男色和奴婢的态度其实还是有差异的，虽然都是主人的财产，从理论上讲主人让他们陪伴谁，他们都必须那样做，但男色无所谓，女性就不同了，社会对于男色的“失贞”并不觉得有什么，而女性的“失贞”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了。所以，男色同妓女在本质上虽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在世人的眼光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社会一方面是比照女性来看待男色的性服务角色，另一方面却是以男性的角色来对待男色的“贞节”。
3.男风盛行之表现三：翰林风月
明代社会男风盛行的第三个表现是士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
明代把同性间的性关系称为“外交”，把男子与妻妾的性行为称为“内交”。不少士人之间都有“外交”行为，还起了个很风雅的名称——翰林风月。冯梦龙在《情史·情外类》中引用《耳谈》的记载，说南京国子监有个姓王的官员喜好男色，经常和底下的监生有染。一个新来的监生不知其事，晚上睡觉时梦见有人掏出男性生殖器给他看，醒来之后觉得很奇怪，别人听见他说这个怪梦，就开玩笑说：“想必是国子监中的王学士晚上要来找你了。”看来，王学士声名远扬，他与士人的风流韵事都是公开的事情，以至于在做到与同性恋相关的梦时，别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他了。
《万历野获编》也载有这样的故事。吴兴人臧顾渚少负才华，很年轻就中了进士，很快就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他为人洒脱风流，不拘小节。浙东人项四郎年轻貌美，独自一人来南京国子监游学。臧顾渚一眼就看上了他，两人很快成为了同性恋。项四郎的同乡、南京兵部侍郎吴涌澜也整天和他泡在一起，亲密无间。像这样的记载在明代的典籍里并不少见。明代社会，士人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他们的趣味和倾向往往引领着当时的潮流与时尚。在士人看来，男风同女色不同，不会威胁到既有的男尊女卑的道德秩序，他们也不会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指责，在心安理得地满足生理需要的同时，男风被当种一种风流韵事为时人所津津乐道。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总的说来，明代中晚期，男色之风开始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他们捧狎优伶，蓄养娈童，玩弄男妓，不仅不排斥同性恋，反而将其看做一种追求纵情、洒脱的风流韵事。小说家冯梦龙在他所编著的《情史》里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加以评点。他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相提并论，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反常的区别。明代士人对男同性恋的热衷，还表现在他们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对男风盛行的宽容。在明代戏曲《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中，作者汤显祖以十分轻松活泼的调侃笔调，描写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阴间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这个生前好男色的李猴儿，死后在阴间被阎王爷判去下辈子做蜜蜂儿，原因是可以“屁窟儿里拖着一个针”。这个屁窟儿带针的蜜蜂恰是对男同性恋者之间性交方式的形象比喻，作者将断袖之癖写得轻松幽默，丝毫没有故意加重笔墨与特意对待的痕迹，也没有为好男色的李猴儿设计一个在阴间备受折磨的下场，显示了作者对同性恋者极其宽容的态度，也折射出晚明南风盛行的状况，当时很多人认为狎玩娈童是名士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表现，都不以为怪。
士人阶层对男风趋之若鹜，流风所及，势必影响到社会其他阶层的百姓。《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男色之靡”条，曾概括了种种情形，除了男妓、娈童及士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外，还有其他“不得已”的情形。如久居牢笼的囚犯，天长日久寂寞难耐，自然会找同性之人发泄，甚至可以买通牢房官吏，从监狱外带人进来交欢；还有长期戍卒边疆的士兵，身上无钱嫖妓，只能在军中找合适的同性配对，以解决生理和情感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同地区对于男同性恋者的称呼也是千奇百怪，晚明小说《石点头》里记载：“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喜”，龙游人叫“弄苦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唤作“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各地俚语对男同性恋者的各种称呼其实也能反映出明代男风的流行程度。
普通百姓对男色的喜好没有士人阶层那么多的讲究，既没有强调社会地位的差别，也不在乎容貌气质，有时，他们对于这份感情的坚守着实令人感动。《耳谈》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流浪汉看上了一个当兵的，一天晚上，当兵的在值班，流浪汉冒用一未到者的姓名去值班，两人就趁机偷情欢爱。这个晚上月亮很皎洁明亮，有个长相俊美的男人在赏月，流浪汉对当兵的说：“我去调戏调戏他。”当兵的答应了。赏月的男人是个军官的儿子，他遭到调戏后十分气愤，两人嘴角争斗不止。流浪汉一发狠，居然将他殴打致死，弃尸井中。当兵的得知情况后说：“你是因为我才到这里来的，这份情义我不能忘，就由我来替你抵罪吧。”于是，当兵的被判入狱。入狱后，刚开始的一阵，一日三餐都由流浪汉送来，之后流浪汉就不再送饭来了。当兵的托人带口信出去说想见他，他还是不来。当兵的十分气愤，把真相告诉了官府，他被放出来而流浪汉被抓了进去。第二年，流浪汉被行刑。当兵的看着流浪汉的尸体说：“你虽然辜负了我的情义，但我终究不会让你独自死去的。”说完之后，他撞向了尸体旁的木头，死在了流浪汉的尸体旁。这等殉情之举还是颇有些重情重义的感人之处。
那么，为什么男风在明代会如此兴盛呢？
首先，明代对官员士大夫曾实行过较为严格的禁娼制度。明初法律规定官吏不得嫖妓宿娼，违禁者要遭受惩罚，以致终生不得再为官。谢肇淛就说，北京城里“小唱”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妓被禁之后，缙绅们喝酒没有乐子，不得不找男色来替代的缘故。他还总结了男风盛行的三个原因：一是嫖男人和当时的法律规定没有抵触；二是嫖娼比嫖男人所花的钱要多，一般士人可能承担不起嫖妓的费用；三是男人之间的亲密行为，一般不会招致妻子的妒忌，即便家中有悍妻，往往对丈夫与男性的交往也无权过问，所以也就不会追究和阻止，这样比较容易保障家庭的安定团结。正因为有了这三个好处，男色这股风才会越刮越猛。
其次，明代男风的流行，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有着深刻的关系。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主流思想，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大肆推行这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幻想营造一个规整有序的理想社会。但“存天理，灭人欲”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到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社会财富极大增长，市民阶层兴起，社会上的娱乐风气开始抬头，人们的生活和道德观念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同时，思想界也发生了转变，王守仁倡导心学，促发了明中晚期对程朱理学叛逆思潮的兴起。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高举个性解放的大旗，提倡人欲的合理性。生活在浓厚市民文化氛围中的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很容易就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追求人性的解放成为晚明士人普遍的思想倾向。他们崇尚自然，追求个性的生活，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出渴望和追求种种非常态的富于刺激性的情爱，他们纵欲，不仅沉湎于青楼娼妓的风情，还热衷于同性之间的情欲。另外，明代皇室对男风的爱好也使得士人更加无所顾忌。这些因素联合作用，从而导致了晚明社会纵欲主义、享乐主义的大泛滥，而男风正是这一时期性风尚最为突出的方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