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红秀前几年，国内有学者曾就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产生过争论。有一种主张是，宏观经济学只讨论产出、就业、物价等的短期波动，即经济周期问题。至于长期增长和发展问题，则可归于其他经济学分支来研究。这样，诸如制度、体制、技术、资源等影响一个国家产出和生活水平的长期因素，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否则，把产出、就业、物价、汇率的短期波动与这些长期问题混在一起，将会使一部宏观经济学很难有清晰的边界和明确的主题。这种主张有一定道理，因为实际上，在既定的制度、体制、技术和资源禀赋——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差异条件下，一国经济都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宏观调控也是在制度、体制、技术和资源禀赋等约束条件下寻找应对之策。若能推出某种措施以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与体制改革、新技术的推出和资源环境条件的改变，固然很好，但它们对产出、就业、物价等的短期波动可能作用并不直接，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那里，这些可能只是“容后商量”的事情，甚至超出了宏观调控部门的“业务范围”。这种主张遭遇到较多经济学家的质疑：即使长期因素不变情况下短期波动仍可能周期性出现，但不同条件下波动的成因、幅度和后果不同，因而宏观调控措施也不同，况且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常常交织发生作用，很难让我们截然区分开来。实践中，一些治理短期波动的政策工具往往配以体制改革，或有重大技术应用“事件”发生，才真正解决了问题。所以，人们仍然同意萨缪尔森的话：研究宏观经济学要以两大核心命题为主要线索：一是产出、就业和价格的短期波动，也即商业周期；二是产出和生活水平的长期变动趋势，也即所谓的经济增长。
2008年国内有关方面都在纪念中国改革30年，而“改革”主要是指“体制改革”乃至与之相伴的更深层的“制度变迁”，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宏观调控30年”，不仅仅只讨论中国治理经济短期波动的政策演变，体制、制度、技术、资源、历史文化等问题在这样一个研讨会上交流，似乎都不应算做是离题。
7.宏观调控：在现有体制下有效的政策中国的宏观调控极大地得益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就是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避免经济运行在短期内大起大落。所谓“适当”，首先要求政策工具是政府调控部门短期内独立可用的；其次要求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效而且效果的边界明晰。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和制度，即决定宏观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现代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进入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箱”，都是因为有了一系列体制上的改革，如通过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财政政策如税收、公债、政府开支等政策工具逐渐独立出来，货币政策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开始起作用。
2003年以来的这轮经济快速增长中，连续几年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到底是哪些措施真正发挥了作用？有不少政策工具“立竿见影”，却常常引起争论，例如批评一些行政性措施，甚至有所谓计划经济的“体制复归”的担心。回头来看，在几年来诸多调控政策中，如下的四大措施发挥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
1.土地要素供应的控制
在中国现有土地制度和管理体制下，土地供应控制成为一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发达市场经济中没有，经典理论中也找不到。只要短期内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没有大的改变，土地变量的控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仍将起决定作用。因此，土地供应如今成了宏观调控中需要“严把”的“闸门”，土地普查、土地规划、土地审批、土地违法责任追究等，理所当然地成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2.信贷的规模控制
中国货币政策中市场化的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行计划控制仍起着更大的作用。继2007年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2008年以来，中央银行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频繁进行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第一季度中央银行累计发行约1.7万亿元央行票据，正回购额超过1.8万亿元。尽管如此，经验观察表明，真正导致2008年第一季度贷款增幅明显回落的，仍然是由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所决定的行政命令式的信贷控制。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经济主体在信贷扩张过程中对价格工具不敏感，同时对总量的行政命令也无动于衷，那倒是很可怕的。
3.对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
这也是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也无法从经典经济理论中找到依据。2008年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从项目隶属关系看，中央项目投资1616亿元，同比增长14.0%；地方项目投资16701亿元，增长27.2%。这说明，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仍然扮演了强劲引擎的角色。而既然是政府行为，那么诸如利率、准备金率甚至税率等这些工具的有效性就要打不少折扣。有用的措施仍然是，从土地指标控制上、从政绩考核权重上、从科学发展观的相关要求上来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尤其是主要领导人的决策行为。
4.财政的筹资职能优先于调控职能
目前的财政政策中，减税和增支机制仍然缺乏。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0.6%，税收却增长了33.8%。从理论上说，经济过度扩张时，政府应该加税。问题是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扩张—紧缩—扩张的周期变化，但从财政收入看，只有国债工具有收有放地被使用过，税收总是持续增加。多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长速度2～3倍的水平上。从财政支出看，经济过热的同时，预算依然年年有赤字，即财政一直是扩张性的（只不过扩张程度有别）。也就是说，我们的财政政策缺乏伴随经济周期波动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现行财政税收体制设计，保证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但缺乏调节经济周期波动的伸缩性。财政方面还有很多政策工具有待于开发。
在评价政策得失时，许多决策并不是在“好”和“坏”之间选择，而往往是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毋庸讳言，当前显而易见的政策工具仍是“行政化”调节手段。这种调节的弱点往往是效果“过于明显”，甚至使期盼的“软着陆”变为“硬着陆”。2008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24.6%，扣除投资价格指数8.6%，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为15.9%。这是本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开始以来实际投资增长速度首次低于20%，比2007年同期实际投资增长速度22.5%大幅下降了6.6个百分点。按照历史经验，当投资增长速度低于20%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要明显低于其潜在的增长能力，甚至出现经济下滑。可是若不采取一些行政性措施，在现阶段体制条件下，宏观决策者的政策“工具箱”里市场化的政策工具实在有限，真正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演变为过热的正是眼下采取的这些措施。
通货膨胀需要避免，更需要避免的是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出现经济停滞。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尤其是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说明我们的经济仍然存在因要素使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养老、看病、上学、就业等那么多民生领域普遍地存在短缺问题。一边是物价在上涨；另一边是这种涨价却没有相应地刺激有效供给。这说明，在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体制上的障碍，市场机制还没有顺畅地起作用。未来若干年，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将会进入宏观决策者的“工具箱”。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为熨平经济运行的波动幅度，在宏观调控中采取一些行政性手段是不得已的选择。
（时红秀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