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朋友，难以形成一股做事的“合力”。这就是成功之道。有些人虽然表面上有几个朋友，但大多都为酒肉朋友？酒肉朋友能结交吗？不言自明。曾国藩以志趣和能力作为结交朋友的原则，因为他知道多交一个滥朋友，不如交一个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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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的中兴大业中，始终有几个朋友鼎力相助，他们不为别的，只因对时局有共同的看法，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曾国藩以自己的至诚结下了几个这样的朋友可说是他的万幸。老滑头与真挚情在曾国藩身上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确实让人颇费思量。他在处世为官上可说滑出了水平，在对待朋友上却又是至诚相待。他与刘蓉的交往体现了他交友的最高原则。
（1）与刘蓉同勉共励互
为知己刘蓉为曾国藩同乡，二人不仅交往甚厚，且被曾敬之为良师。曾国藩举兵之初，刘蓉随幕左右，曾颇“赖之”。刘蓉系湘乡人，字孟容，号霞轩，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年三十余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秘密让他的父亲督促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这位乡贤，态度十分友善。道光十九年（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道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怀念之情，跃然纸上。咸丰元年（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因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曾国藩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刘蓉的启发。二十五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刘蓉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俩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
（2）共赴前线为国效力
刘蓉后来与郭嵩焘都到曾国藩幕府，郭、刘二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对管理银钱所的主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可是，郭、刘二人在曾府数年，却没支一钱，这使曾国藩深感不安。咸丰四年（1854年），九江、湖口之战湘军大败，曾国藩欲寻死，被刘蓉与罗泽南及曾的幕友力劝乃止。咸丰五年，曾国藩率湘军进入江西境，刘蓉随幕其中。曾国藩困顿南昌时，罗泽南上书先攻武昌，刘蓉率左军，遂收复崇阳、通城。曾国藩因此上奏朝廷，欲举荐刘蓉，但因有“不求保举”之言在先，曾先将奏疏让刘看，并说：“此亦古人之常。”刘蓉却说：“萧朱、王贡以转相之汲引为贤，盖汉人踵战国余习，非君事相交以道也。士名有志，何以强为？”曾国藩乃止。咸丰五年八月，莆圻激战时，从两千里外赶来看望兄长的刘蓉弟刘蕃也参加了战斗，后中枪而退。战斗结束，刘蓉还营后，见其弟受伤在肚脐旁，气息仅属，于是抚之大哭。弟弟劝慰道：“兄勿哭，这是命也。”25岁的弟弟的死给刘蓉带来了极大的悲痛。此后他回到家乡，无意复出。当时刘蓉只是五品衔，胡林翼密疏荐其才可大用，咸丰帝便下诏令刘蓉的父亲驱其治军。刘蓉的父亲刘振宗，“恢奇有才识”，曾经私下对曾国荃说：“天下之乱已兆，无有能堪此者。其吾涤生（曾国藩）乎？君与湘阴郭君（嵩焘）及吾家阿蓉，皆中兴之资也。”当时天下无事，曾国藩正以翰林官居京师，听了他的话，很多人都颇感惊愕，但其后皆验。不久刘蓉荐擢知府。
（3）即使一方仍然友谊常存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因樊燮案，辞去骆秉章幕僚，不久到曾国藩幕中。行前力荐刘蓉可代他任骆秉章幕僚。刘蓉写信给左宗棠说：“兄佐幕数年，功在桑梓，虽议论繁兴，公论要不可灭。仁兄引退，书荐不孝，惟恐自己才识浅陋，不达时识，连累您的知人之明。如果上书辞退，又怕有乱渎的过失。”对左宗棠的举荐，骆秉章即刻上奏，很快，刘蓉来到湖南充当骆秉章的幕僚。刘蓉到四川后，骆秉章对他信任不移，选将练兵，使军势日张。同时他还向骆举荐曾国藩几次征召而未能如愿的黄淳熙。刘蓉与曾国藩尽管后来天各一方，但书信往来不断，还结成了儿女亲家。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刘蓉曾多次来到荷叶交谈。刘蓉对曾国藩之父及其儿媳贺氏的去世深表同情。他出于对这位老友的情谊与对曾纪泽的厚爱，竟主动将自己的闺女许于其继配儿媳。对此，曾国藩十分满意，两家共请彭玉麟和唐义渠为媒，并于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初六日在湖北军营正式定庚，翌年九月十六日在荷叶黄金堂成婚。这样，与曾国藩订交最早、友谊最笃的刘蓉，又成了曾国藩的亲家。刘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初，继配曾纪泽后虽然几年不生子，但由于其父与曾国藩的交谊，也深为曾家看重。后曾纪泽抚养了胞弟纪鸿第四子广铨为嗣，但后来刘氏却一连生了三子、三女，很让曾家欣喜异常。而刘蓉与曾国藩的情谊也更加增深了。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应刘蓉之请，为其母与弟作了墓志铭。刘蓉革职回籍后，曾国藩闻讯忧喜交加。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日《日记》中写道：“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万幸。”
曾国藩与刘蓉的交往可概以一个“挚”字，有真情，吐真言。曾国藩一生功业尽在镇压太平军，这个过程中一大帮具真才实学的朋友们的鼎力相助功不可没，而这与曾国藩以挚情待友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