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申明一点，冒险不是不讲条件地蛮干，那叫冒进。一个洞穴里有一块闪光的金子，你打算爬进去取出金子，如果这是个狼穴你是冒险，但如果这是个虎穴，那你就是冒进了。我们行走在田野山间，能偶见雄鹰从头上展翅飞过。它是在寻找猎物，一旦发现并觉得有机可乘……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商机也是如此，尽管没有十足的把握，该冒的险还是要冒的。秘诀是学会做一只从高处逡巡搜索的鹰，抓住一切机会并迅速行动。
鹰的猎食之道首先在于它视觉的敏锐，它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从一些蛛丝蚂迹中分辨出哪个方向可能有猎物。经商之道更应讲求拥有从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中感知机会的能力。否则……机会这个大金罐“当啷”一声掉在你面前，你可能会当做一块挡路的石子一脚踢开。
1.浮萍之中可能漂着一根机会之草
公开的信息对多数人来说提供了同样的机会，但只有少数人把信息变成机会。
机会，对一个渴望成功、渴望财富的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把那些商界的骄子们看成机遇特别垂青的幸运儿。其实，如果说幸运的话，是因为他们长了一只嗅觉灵敏的“鼻子”，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捕捉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通过努力把这些信息再变成切实可用、借以发展的机会。机会对大多数人是平等的。平常我们看到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往往不自觉地感叹甚至抱怨：“咦，看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凭什么能发大财、做大生意呢？凭什么我就不行？”也许我们更应该反思，人家在其貌不扬的背后，比一般人多了点什么……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这道多选题中找寻答案的话，第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他出众的视觉，就是他从大众化的信息中找到机会的能力。
一个生意人，在繁杂的市场竞争中，要善于处处做有心人，去细心寻找和提取各种有用的信息。这是信息时代，信息就是机会，机会利用好就能创造出巨额的财富。想做大事者，以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最妙。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造就的第一代富人之一李晓华，从卖冷饮起步，到后来成为千万巨富……上亿身家。而使李晓华真正跨进巨富行列的机遇，是他注意有价值信息带来的。
那年马来西亚筹建一条高速公路，对外公开招标，尽管政策优惠，但无人问津，因为这段路不长，而且车流量也不大，乍看上去，似乎无利可图。
李晓华赴马来西亚考察时得到一个信息：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储量十分丰富，但因为最后的确认工作尚未完成，这条重大新闻没有正式公布。
当时，对那条公路招标不利的信息很多。单就这条信息而言，如果不仔细鉴别，自然难辨真假。但李晓华弄清了这条信息的价值，认为，如果油田正式开采，那该公路的车流量可想而知，这块地皮的价值也将呈直线上升。经过周密筹划，他决定冒一回险。他拿出全部资金，又以房子等财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筹齐了3000万美元拿下了这个项目。
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贷款期限只有半年，到期必须还本付息，如果这期间内公路出不了手，贷款也就还不上，李晓华只有跳楼了。财产抵押后，因为没有钱，他经常吃盒饭或方便面，外面谈判业务往往坐飞机经济舱，不敢打“的士”，坐六毛钱的三轮车。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压力和折磨，他每天看电视看报纸，盼新闻发布盼得两眼欲穿。
五个月过去了，那边还没有动静，李晓华的精神几乎崩溃，甚至开始考虑“后事”。又过16天，当他拿起报纸时发现他梦寐以求的消息终于公布了，他默默地舒了一口气。
在富人们的经商发迹史中，像李晓华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知名企业家中的常青树鲁冠球是怎样依靠一条不起眼的信息让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并走上良性发展之路的。
1979年，由于油料缺乏导致了汽车大量封存，公司产品囤积仓库，生产经营陷入危机状态鲁冠球回想当时的情景说：“我天天四处奔波，借钱发工资，还要忍受职工的抱怨和误解，思考企业的生存之道，精神高度紧张，心情糟糕无比。”当时，好多汽车配件生产厂家纷纷转产，鲁冠球也面临两种选择：转产或者继续坚守阵地。
那么，鲁冠球是如何解答这道难题的呢？
鲁冠球在一次浏览报纸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条有关社会调查的消息：国家在安排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汽车的货运指标要达到5.4亿吨，专家建议通过挖掘公路运输的潜力缓解中国交通紧张的状况。鲁冠球看完这篇报道，当即决定专门生产汽车万向节，同时自找销路。
他立即成立销售小组，很快就有30多名业务骨干，奔赴全国各地，到处打听汽车万向节的销售情况。可是，功夫负了有心人，结果很不理想。
就在这个时候，鲁冠球听说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要在山东省胶县举行，这个消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改变了万向节的命运。听说消息后，鲁冠球当即带着自己的销售人员和部分万向节产品，前往山东胶县。可是，由于当时万向节厂属于乡镇企业，根本没资格进场参加订货会，一般汽车客商连瞧都不瞧它一眼，所以，根本争取不到什么订单。但鲁冠球天生就是这种倔脾气，说好要争取到订单，就一定要争取到的。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倔脾气，才有了他一次又一次的突破逆境，才有了他最终的辉煌成就。
鲁冠球坚定地说：“我们在场外摆地摊。”他还派人到会场里面打听情况。当他得知里面的厂家正在价格上僵持时，便思考着如何降价以争取客户。他和销售人员这么分析说：
“假如我们的产品降价20%也还有薄利，我们可以考虑降价销售！”公司其他人员同意了他的建议，他当即拍板：“好，我们降价！”他这种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颇具领导者风范。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稍微晚点作决定，他们的山东之行就可能无功而返。
他们贴出降价宣传广告后没过多久，就引来了一大批的客户。众商家看其质量不比其他厂家差，而且价格又便宜好多，便纷纷订货。几天下来，他们拿到了210万的订单。这个数目对于他们这么一个小乡镇企业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可以说，这次订货会使他们成功地打开了市场。后来，鲁冠球在谈及这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市场竞争，就是价格、质量、成本的竞争。”
这件事也影响了他后来为公司制定的经营思路和管理策略。30年来，他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价格，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以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原材料涨价时，其他厂家纷纷提高产品出售价格，他却通过采取加强管理、提高工效、减少损耗、降低成本等手段，坚持不提价，坚持薄利多销。奉着这一经营原则，他把万向节产品逐步推向市场，占据了国内外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创造了“万向节奇迹”。
李晓华、鲁冠球早已是闻名全国乃至海外的亿万富豪。凭他们现在手里拥有的各种资源在生意场上可以更轻易地找到各种发展机会，但在当时，他们的机会并不比平常人更多。记住我们的忠告吧：公开的信息对多数人来说提供了同样的机会，但只有少数人把信息变成机会……当你漫步河边时，满眼浮萍中漂着的可能正有一根你梦寐以求的机会之草。
2.从别人的忽略中发现机会
如果人人都能与机会互相拥抱，机会也就不成为机会。
有兄弟俩和妯娌俩筹集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奔向海南往沈阳贩西瓜。当时，沈阳市场西瓜紧缺，经营者都纷纷奔赴海南购买西瓜，都想赚一笔大钱，这是不是机遇呢？照机遇的本身含义来讲，这种时候肯定是一种机遇。
但是，当哥俩把西瓜从海南运到沈阳后，沈阳市场西瓜已堆积如山，喊破了嗓子也卖不动，最后一算账，连本钱都没赚回来。于是那哥俩都绝望地说：“今后死也不干长途贩运了但是妯娌俩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她们筹借了一笔资金，不顾众多人的劝阻，二下海南。这一次当她们把西瓜运回来后，市场上当天只有她们两人的西瓜，一下子就被人抢光了……不仅弥补了上次的亏损，还获利一万多元。当有人问她们赔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去海南贩西瓜时，妯娌俩说：“第一次，市场缺西瓜，我们去贩运的时候，别人也去贩运了，又都是那两天到货，货一多，价格就低了下来。在我们赔钱的时候，别人照样赔钱，就像我们那哥俩一样，害怕再赔钱，都不再搞了。这时候我们把西瓜运进来，市场只有我们一家，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这妯娌俩经商成功之道就是，第一次失败大家都有了一个恐惧心理，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生意肯定赔钱，而没有像她们一样深层地分析失败的原因。而恰恰是这种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本身正在造就着另一次机会，遗憾的是多数人忽略了这一机会，这一忽略则给妯娌俩提供了乘隙而入的机会。
无独有偶，香港人徐展堂发家所倚仗的也正是类似这妯娌俩的思维方式。
1967年，香港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钱人对香港的前途不看好，纷纷举家迁移海外。他们一起抛售在港物业，致使香港楼市一泻千里，跌入深谷。当时太子道东方花园开盘发售时……销售商急于资金回笼，不惜血本，把价钱定得很低，还赠送一辆价值8000元的福士牌汽车……即使如此，楼盘仍然乏人问津。
可是有一个人却坚信“不安之处有黄金”。他顺着港人的思路进行逆向分析：从中英两国领导人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香港是当时中国连接世界不可替代的窗口，中国政府无意立刻收回香港；英国政府也视香港为东方的明珠，不少英商在此有大量的投资，利益所在，也不愿意立刻撤出。香港的法制基础还在，经商环境还在，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从长远的角度看有着非常光明的前途。国外人生地不熟，也不是每个香港人都能够适应；待香港问题明朗时，他们一定会回流香港，那时的地产升值就会成几何级数递增。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后来成为香港富豪新星的徐展堂。他当时就倾尽所有，一口气就买下6个单位，只付了很少的订金；他还把附送的6辆汽车转手卖了，再买进2个单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是对的，不久香港的楼市急剧反弹，令他赚了个盆满钵满。
从别人忽略之处寻找机会，不仅适用于小生意，一些大生意也是这样做成的。
这些年来一直吸引特朗普眼球的，是哈得孙河边的一个荒废了的庞大铁路广场。每次他经过这里时，他就设想能在那儿建什么。但是，在该城处于财政危机时，没有谁还有心思考虑，开发这大约100英亩的庞大地产——那时候，人们认为西岸河滨是个危险去处。尽管如此，特朗普认为，要全面改观并非太难，人们发现它的价值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
1973年，特朗普在报纸上的破产广告一栏中，偶然看到一则启事：说一个叫维克多的人负责出售废弃广场的资产。他于是打电话给维克多，说他想买60号街的广场。
广场的事虽然最终未落实，但维克多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名叫康莫多尔的大饭店由于管理不善，已经破败不堪，多年亏损。特朗普却发现，成千上万的人每天上下班的时候，都要从饭店旁边的地铁站上上下下，绝对是个一流的好位置。
特朗普把买饭店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听说儿子在城中买下了那家破饭店，吃惊不小，因为许多精明的房地产商都认为那是笔赔本的买卖。特朗普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耍了一些高明的手段，他一方面让卖主相信他一定会买，却又迟迟不付订金。他尽量拖延时间，他要说服一个有经验的饭店经营人，一道去寻求贷款。他还要争取市政官员破例给他减免全部税务。
一切妥当后，特朗普终于买下了康莫多尔饭店，他重新装修，并把饭店重新命名为海特大饭店。新装修后的饭店富丽堂皇，楼面是用华丽的褐色大理石铺的，用漂亮的黄铜做柱子和栏杆，楼顶建了一个玻璃宫餐厅。它的门廊很有特色，成了人人都想参观的地方。
海特大饭店于1980年9月开张，开张后顾客盈门，大获其利，总利润一年超过3000万美元……特朗普拥有饭店50%的股权。
特朗普没有就此满足，他的目光又落在曼哈顿繁华路段的一座11层大楼上。从1971年他搬进曼哈顿，并在那儿逛大街起，他就看中了它，那是房地产中一流的位置。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建一座摩天大楼，它将成为纽约城独一无二的最大不动产。
特朗普通过调查，了解到那11层大楼属于邦威特商店，但楼下的地皮属于一个名叫杰克的房地产商。特朗普先去找杰克。杰克是个很精明的人，但他不是纽约人，不知道这块地皮的真正价值，更闹不明白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有人会打它的主意。
特朗普通过几个回合的艰苦谈判，最终以2500万美元买下了11层大楼和下面的地皮。
特朗普决定把旧楼拆除，建一座高68层的大厦，命名为特朗普大厦。他费尽周折，得到了市规划委员会的批准。1980年，曼哈顿银行同意为特朗普建造大厦提供贷款。特朗普把整个工程承包给了HRH施工公司，并委派33岁的高级女助手巴巴拉负责监督施工。巴巴拉在翻修康莫多尔饭店时，也显示出了她杰出的才能。
特朗普大厦矗立起来了！大厦建造得既富丽堂皇，又新颖独特。光是门廊中沿东墙下来的瀑布，就有80英尺高，造价200万美元。从第30层到68层是公寓房间，站在屋里就可以看到北面的中央公园，东面的九特河，南面的自由女神像，西面的哈得孙河。大楼独具特色的锯齿形设计，使所有单元住宅的主要房间至少可以看到两面的景色。
勿庸讳言，特朗普大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每套单元售价从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不等。特朗普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吸引了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人士争相购房。房子还没竣工……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大把大把的钞票流进了特朗普的腰包。
特朗普大厦共有住宅单元263套，他自己留下10多套不卖，自己也住进了最顶层。他们夫妇花了近两年时间把他们的住宅改建好。特朗普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套公寓间可以与之比肩。”
看完这个故事，谁又能否认特朗普的成功是从“别人的忽略”开始的呢？
3.一个怪想法可能就是个好机会
想法超前，机会才能超前。
经商有经商的规律，有成就的经商者既遵循这些规律，又往往超出规律之外。因为有的商机按照一般的商业眼光去看是看不出来的，这时候，能看到这一商机的人其想法在别人眼里显得怪怪的。等到时过境迁、商机尽显，那些想法显得不再怪的时候，机会早就在人家手里变成了钞票。
在世界保险界大名鼎鼎的克莱门提·史东，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富豪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拥有个人资产达4亿美元之巨。他一生都从事推销，推销保险，推销自己的信念和致富的方法。
20岁时，史东独自来到芝加哥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他给公司起名为“联合保险代理公司”。其实，公司成员只有他一个人。
公司开业的第一天，就开张大吉，拉到了50多位客户来投保。
后来，史东又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伊利诺斯州。
随着公司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客户的日渐增多，史东开始感到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他决定招兵买马。通过征聘的形式，他从众多的应聘者中选择了几名推销员。
在那些应聘信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比如有来自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虽然他没有录取这些人，但是他却从中受到了启发——他想，为什么不让这些踊跃应征者在当地为他所代理的保险公司拉生意呢？
他立刻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在那两个州雇佣了一些为业务员，帮助公司开展业务。
此后，他由点到面，四面扩展，陆续在其他州也征聘推销人员。如此由北到南，从东到西……覆盖面愈来愈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的保险推销人员已有上千人了。
再幸运的人，也不可能永远顺利。正当史东的保险代理公司蓬勃发展之际，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倒闭，这对保险事业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这次波折，让史东发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经济上升时期，做什么都容易，对手下的推销人员不必操过多的心；可一旦遇上困难时期，面临真正的考验，许多人就难以承受了，由此可见，提高推销人员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他决定向他们大力灌输自己的那一套积极的精神态度，并第一次在公司里开展推销训练运动。
到30年代末期，史东已经是年轻的百万富翁了。
这时，他开始要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计划了——成立独立的保险公司，自己当老板。
机会降临了，曾经兴旺一时的宾夕法尼亚伤亡保险公司因为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生意萧条停业。拥有这家公司的巴的摩尔商业信用公司愿意以160万美元出售，正苦于找不到买主。
史东不愿放弃这个大好机会，但他手头一时抽不出这么多钱。他找到商业信用公司的老板，对他说：“我想买下你的保险公司。”
对方说：“行。你得拿出160万美元。”
“我暂时还没有这么多钱，但是我可以借。”
“向谁借？”
史东说：“向您借。”
向对方借钱，买对方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但史东却有他的道理：商业信用公司是向外提供贷款的，只要史东有较好的信誉，他没有理由不贷款给他。
终于，买卖成交了！
史东如他所愿买下的这家保险公司，在他日后的精心管理下，迅速发展壮大，业务遍及全美各州，并且延伸到国外。到1970年，公司的保险总额达到2.13亿美元，职工5000多人。
他们个个工作出色，待遇优厚，并且有20多人跨入百万富翁的行列——精兵强将，上下同心，史东的事业蒸蒸日上。
史东的经营思想和冒险精神使他获得了不菲的回报，使他拥有了巨额的财富。
在史东的成功之中是两个“怪”想法帮了他。一个是发展异地保险代理业务员，在今天，这样的商业发展手段再平常不过，但在当时，尤其对他那个小公司而言就是个创举。另一个是向买主借钱，即使在今天看来，能想到并真的做到这一点的商人并不多。正是在别人想也不敢想的怪主意，为史东带来了两次飞跃式的商机。
4.找准市场盲点
一个市场盲点就是一个金矿，你的镐头下去把盲点变成热点，自是财源滚滚。
为什么人们愿意一窝蜂式地拥向一个新开发的行业或一个新开放的市场？很简单，因为这样的地方市场盲点多，商机就多。市场盲点是指人们的市场消费需求已然存在，但因为是潜藏着的，并不那么明显，所以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越是发育成熟的市场环境市场盲点就越少。因此，在如今蓬勃发展着的中国经济中找到市场盲点无疑会给自己的经商之路找到一条捷径。
你是否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的电脑、电器市场价格混乱的情况：一条街上同一种电脑卖80种价格，差价有20%。甭说电脑……就连冰箱这种家用电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款阿里斯顿冰箱的价差居然高达370元。
从经济学上讲，建立一个高效运行的市场，须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没有垄断，再一个就是没有信息阻滞。
这是善于研究市场的郭凡生发现的机遇。
下海伊始的郭凡生决定靠打破这种信息阻滞来创造财富。郭凡生和朋友们凑了14.8万元注册慧聪公司后所做的事情就是：将中关村的电脑价格收集在一起，每周去印一本小册子集中披露，起到一个使价格公开的作用。
开始很多商家都拒绝刊登，那时候的商家做生意都比较“黑”——不愿公开价格。如果机遇可以等待的话，那么郭凡生大可以等商家先有了公开商品信息的意识后，再去做商情资讯这种东西。但郭凡生没有等待，而是先做起来再说。慧聪商情出了几期以后，中关村的大小老板们一面怒骂老郭的商情削薄了自己的利润，一面花钱找他刊登商情——不登就做不了买卖了，因为大家现在都拿着商情的报价去买东西。
很少有人想到，这本当时仅在北京家电市场发行数百本的油印小册子，在中国信息服务业中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关村商情成功推出以后，慧聪的业务模式推向了上海、南京、武汉、青岛、济南、昆明，很快便在中国30多个城市形成了这样一个IT、家电的市场平抑体系。这不但使慧聪完成了200多万元的原始积累，也使它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商情数据库和大量的稳定用户。
当30多个数据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赢利空间——利用企业花钱提供的商情信息进行市场分析、市场监测，更好地帮助企业策划和发布广告，推广市场。同时，在帮助客户做巡展推销时统一发放问卷，这又变成了一种市场调查。就这样，市场调查和广告代理反过来再支持慧聪的商情数据库。实际上就是把信息公司、市场研究公司、广告公司、展览公司有机地融为一体，让它成为一个互相衔接、互相支持的整体。这也就是慧聪的赢利模式。
就这样，慧聪模式的商情服务行业在中国迅速发展，从业人数已超过10万，成为中国资讯服务的主力新军，慧聪则成为行业当然的领航者。目前，在30多个城市里有自己的分支机构的慧聪资讯，每月发行200多种商情广告，覆盖IT、汽车、家电、化工、广电等20多个行业，平均每周发行50多种、20余万册。
2000年，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的“慧网”开通并于2001年更名为慧聪商务网，正式确定“网+刊+综合服务”的崭新商务模式，将自己的业务同互联网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像慧聪的成功一样，香港潘迪生的精品店和台湾严庆龄的汽车制造厂也是从市场盲点中找到商机的。
潘迪生的父亲是香港经营钟表店的富商。他年轻时，就被父亲送到美国去读书，后来又到瑞士日内瓦名贵钟表店CHOPARD当了18个月的学徒。他父亲常教导他“做生意一定要熟行。”
……回到香港后，他先是在父亲手下打工，有空就四处逛逛。他很快就发现香港和欧洲的差距……欧洲的钟表珠宝商店比香港的更注重有消费能力的一族的需求，陈列的商品更加注重品牌和款式。他觉得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为“有钱一族”特定而设的精品店必能在香港有一席之地。
两父子坐下来聊天时，他认真地说：“爸爸，借给我500万元港币开精品店，行吗？”父亲用惊奇的眼光看着稚气未脱的儿子，但仍然和蔼地说：“你可以谈谈你的打算么。”经过一番深度调研的潘迪生早已胸有成竹，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观察与想法讲了出来。父亲觉得儿子的翅膀硬了，经营思想也是超前的，应该在风雨中得到锻炼；考虑再三，他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潘迪生拿着500万元，在香港人气最旺的置地广场开了第一间精品店。店铺请名家设计……豪华装修；货柜里摆设的是从世界精选的名牌货；店员都是挑选过的年轻貌美的小姐，专门进行了礼仪、商品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加上一系列别具匠心的广告和宣传，果然先声夺人……高雅的购物环境，礼貌而周到的服务吸引了有钱一族，世家子弟、名媛淑女纷纷光顾。他们都以到“精品店”买到东西为荣。
第一间精品店生意兴隆，大大地鼓舞了潘迪生；接着的是第二间，第三间……很快，他就成了名牌高档商品营销界的翘楚。
在台湾，如果有人问，谁是最富有的女性？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汽车皇后”吴舜文——她所领导的裕隆企业集团，连年名列台湾十大企业金榜，下属的企业涉及汽车、纺织与建筑三大行业，1991年的营业总收入达664.6亿元新台币，位居台湾100家大企业的第五位。
她在汽车行业的成功，得益于她的丈夫严庆龄很早就找准了台湾汽车业这个市场盲点。
1952年6月，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的时候，她的夫君严庆龄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50年代初期，台湾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台币，一般人根本买不起昂贵的汽车。台湾当局每年限定仅认发50辆的汽车牌照，而按成本计算，汽车生产厂家每年最低限度要超过100辆，才能维持生产。况且汽车业设备昂贵，技术性强……质量要求高，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实现100%的自制率，又无法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更谈不上打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了。
在内无大销路，外无竞争力，当局不支持，设备技术欠缺的严峻形势面前，严庆龄却执意投身于汽车业，无怪乎在“裕隆”建厂之初，就有人嘲笑严庆龄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
……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能够成功。所以，每当丈夫在事业上受挫而郁闷难抑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所获的利润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的裕隆公司的账户上，支持严庆龄度过最困难的创业岁月。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起步，经过两年的研究开发，才于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他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乎完全用手工制造出10辆吉普车。接着，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合作，此时才进入了批量生产吉普车的阶段。后来，它又与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合作，于1959年生产出第一辆卡车，1960年生产出第一辆“青鸟牌”小轿车。
1962年，它与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签约制造摩托车。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上不断地创新、进步，到1965年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使之初具规模。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达到经济生产单位，必须继续增加投资。
但是，公司这时已负债经营多年，早已债台高筑，不少人劝严庆龄就此罢手，转做房地产。只有吴舜文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她再次从台元的赢余中拿出一大笔钱，投资裕隆，才使裕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有付出必有回报。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踞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盛赞它的创办人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一经上市，便行情看好。
然而，就在裕隆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被送进医院。经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他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甚于无法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命运多舛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务不熟，她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五年之后，1981年3月21日，久卧病榻的严庆龄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悲痛欲绝的吴舜文强忍丧偶之痛，勇敢而镇定地接过严庆龄的事业，正式担任了裕隆企业集团的第二任董事长职务。
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两个月后，一期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可达26万辆。
为了尽快实现由台湾人自己独立设计车体的梦想，她又斥巨资20亿台币，在新园创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以开发新型汽车。她广招人才，特邀台湾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34岁的航空工程博士朱信出任中心主任。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年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工程中心”全体员工，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飞羚”新型小轿车。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立即掀起一股热潮，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也令海外的同行为之叹服！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街头巷尾的空气里，都充盈着中国人的骄傲。
1991年，第二代的“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汽车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其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称奇，毫无疑义地成了台湾的“汽车皇后”。
5.机会不仅仅是发现来的，更需要挖掘
聪明的小商人迟早会成为大商人，因为他总是善于挖掘机会。
史亮的事业，是从捡拾垃圾开始的。
从事这种工作是非常需要吃苦精神的，虽然有利可图，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干。一个拾荒者，哪怕只收一个品种，如橡胶、塑料、金属等，一年下来的纯利不会低于1万元。但这是一个脏活、累活，哪怕垃圾堆里有金子，许多人也不屑一顾。因此，想在这一行有建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史亮最初不得不靠捡拾垃圾维持生计这实属无奈之举，但自从半年后靠捡垃圾有了第一笔1000元积蓄后，他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发财机会，并将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垃圾堆上。
捡了一段时间的垃圾后，有心计的史亮想到了众多拾荒者都不曾想到的一个问题：花钱收集起来的这么多垃圾到底有什么用？
从收购者那里一打听，史亮就发现了其中的门道：这些垃圾中的塑料运到河北文安，铁皮罐、骨头运到天津蓟县，玻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有色金属运到霸县，胶皮鞋底运到定州……
灵感来了，史亮想方设法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很快他避开二道贩子，自己成了垃圾头。
捡垃圾不到一年，史亮就干了人们都没想到的事情，捡了许多年垃圾的长者不无感慨地说，史亮有这样的心思，迟早会脱颖而出。事实也正如此，成了垃圾头的史亮，逐渐将捡垃圾的人组织起来，每50人为一个“舵”，分门别类成立小组，凭着一干人马的苦干，他有了自己的废品回收站。废纸、废铁铝罐、玻璃瓶、塑胶器皿、废旧金属等，几乎所有的废弃物品他都收，再经过整理、分类、打包、运送等全部过程，找到末端购买者直销厂家。这样，收入由原来每月的几百元增至到几千元。
熟悉垃圾以后，史亮渐渐发现资源回收这个行业有无穷无尽的潜力，所有的垃圾在他眼中全是宝。收购的废品中，有一部分被当做废铁卖的旧自行车，史亮动起脑子搞起了自行车翻新的业务，这样获利更多。以后，他又搞起了废旧轮胎翻新的业务。
到1986年，他索性在长沙市郊河西厂后街租下了10多间房子，对收购来的可利用物资进行第二次加工，然后在市场上出售，生意十分兴隆。从单纯的收废品到废品加工再利用，史亮在收废品的同时，又走上了一条新路。
1990年，史亮根据市场金属铝热销的行情，果断地投资，成立了振欣铝业有限公司，利用废旧金属提炼铝。上马之初，有眼光的史亮抛弃了一般手工作坊炼铝的方式，购回正规设备，花3个月时间，亲自去辽宁本溪学会过硬的技术，当时市场上的铝能卖到1万元/吨，有了先进的技术作保障，史亮无疑抢占了市场的先机。以后，他又根据已成熟的经验，相继投资了废旧轮胎翻新厂和铝合金加工厂，到1995年时，32岁的史亮已经拥有了自己的3个工厂，资产达数百万元。
谁都想抓住改善命运的机会，只是许多人做不到。正是许多人做不到的，史亮却做到了。跟废旧垃圾打交道的时间越长，史亮对这一行也就关注得越多。
从垃圾中尝到甜头的史亮一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贵资源。长沙市年产垃圾70万吨，如果堆在一起，相当于四分之一座岳麓山，每年得占用20亩土地来填埋垃圾，这是一笔巨大的资源浪费。
以废塑料为例，长沙年产废塑料3万吨，目前主要采取填埋方法处理，而被埋的废塑料200年都不会腐烂，会产生碳纤化合物气体，极易燃烧和发生爆炸。于是，史亮想到了用废塑料炼油项目，如果这个项目成功了，不但可以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还是一件利国利民、造福人类的好事。
1996年，史亮开始了个人项目的调整和论证，整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技术，为此，史亮花了近2年的时间进行市场考察和机器设备的引进。
除了在国内了解此项技术外，他先后去了日本、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考察他们治理垃圾的先进经验，最后，他选择了从日本引进先进经验及先进的技术设备。
经过1年的技术论证，1999年6月，投资1300多万元的环保塑化炼油厂正式成立。从废塑料加催化剂，经过500度高温熔化来回循环、冷却、澄清，到分类出柴油、汽油，整个现代化炼油的工艺流科学合理，杜绝了第二次污染。经过处理，每吨废塑料的出油率可达75%，每吨油的利润在1000元左右。项目投产后，生产的合格产品已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供不应求，史亮的经营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与此同时，史亮又从德国引进了治理被称为“黑色污染”的废旧轮胎制粉技术，成立了环保橡胶制粉厂，生产出的橡胶粉被用于铺设柏油路，不但成本低，还能起到防滑、防冻的作用，产品销售一直看好。
从捡垃圾做到环保工业，史亮将不是机会的机会紧紧地攥在了手里。
从史亮的商迹中我们研究他的商道发现，他的事业每一步的扩张都是他运用手里掌握的资源并结合市场挖掘商机的结果。
如出一辙的成功案例还有香港的“街市大亨”周起鸿。他是依靠父亲遗留下的一个小杂货店起家。但他在接手之初，杂货店的生意已难以维持，他决定靠这个半死不活的杂货店挖掘商机。
周起鸿集中起店里仅有的有限的钱财，增加新品种，首先将眼光对准了人们生活必需品大米。
为好搞好市场调查，他跑遍了香港所有的米店，仔细地琢磨：为什么有的米店顾客盈门，有的米店却门前冷清呢？除了服务态度外，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大米的质量。买米的人都会抓起一把米，在亮处细看，从大米的饱满度、均匀度、晶亮度，到有无砂粒、稗子等，而且往往跑上几家来回比较。
周起鸿心中有了底，也就有了促销的办法。他请来技艺高超的调米师傅，又特意在店中做了一个大米柜，安装了吹米机。
果然，调米师傅用吹米机吹去了大米中的杂物，再慢慢地朝米里滴些生油，在风力的搓动下，生油渐渐附着在大米的表面上，使米粒变得剔透晶莹，润如珠玉。米店开门后，顾客看到这样漂亮的米，都赞叹不已，说：“这米简直就像珍珠了。”
周起鸿灵机一动，接上去大声说：“这正是本店独家经营的珍珠米。”
消息传开，附近几条街的居民都争着前来购买“珍珠米”，这样，又带动了店里其他货物的生意。
周起鸿初获成功，但他没有因此满足，而是时刻注意寻找新的机遇。
有一天，朋友在一家有名的大饭店请客，最后一道菜上来，大家一起欢呼，原来，这是出产在大陆内地阳澄湖的大螃蟹——周起鸿当时就心中一动：“大螃蟹如此受欢迎，我为什么不经营螃蟹生意呢？”
他认真权衡了经营螃蟹的利弊，利润高是不用说的了，最大的困难是运输时间问题，螃蟹离水时间一长就会死，死了就是白送也没有人要。如今的经营者，多半是靠汽车、火车运输，螃蟹的死亡率几乎超过一半，如果采用飞机运输，运费固然贵了，可时间大大缩短，螃蟹的死亡率可以降到5%以下，利润反而可以高得多。
但这只是一方面。运来的螃蟹，只有卖出去才能赚到钱，如何才能尽快地把螃蟹卖出去呢？周起鸿一家一家地去拜访闹市区经营好的大饭店，终于找到一位擅长经营的老板。老板说：“螃蟹当然是好东西，可是太娇嫩，难以保持鲜活。如果一次进得太多，我这小店只怕承受不起。”
周起鸿胸有成竹地对老板说：“这有办法。只要你同意，我派人在你的酒楼里做一个冰柜，费用由我承担，你看行不行？”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老板顿时喜笑颜开地说：“让老弟破费，这真是不好意思了……老实说，大螃蟹只要鲜活，在我这酒楼里，是有多少卖多少。”
与老板签好了供销合同，周起鸿抽出资金赶赴内地进货。第一批货由飞机空运到香港，他就大获其利。
可是，经营螃蟹的季节性很强，怎样才能在短时期内多做点生意呢？周起鸿又有了新主意，他同酒楼老板商定，利用酒楼这个据点，扩大进货量，对小饭店、小吃摊搞螃蟹批发。
那些小店缺少保鲜条件，但能及时批到鲜活螃蟹，他们也是很高兴的。
结果，周起鸿和酒楼老板仅一个秋季，就从螃蟹生意上大赚了一笔。
几年下来，“鸿福南货店”发展就已经很成气候了。可是，周起鸿却越来越感到，这个小店束缚了他的理想和才干，他应该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大展身手。他把南货店卖给了别人，甩开双手去寻找新的发展基点。
正在这时，一个好机会幸运地落到了周起鸿的头上：香港有个名叫罗信的英国商人，为了发展香港大坑渣甸山的购物中心，到处搜罗人材。因为听说周起鸿颇有经营才能，他主动打电话，约请周起鸿在他新开发的地区里“发展发展”。
周起鸿爽快地答应下来。罗信是香港大名鼎鼎的洋经纪人，很多人想高攀还高攀不上。
他当时就筹集资金，在渣甸山上开了一家南货店。
可是，渣甸山是个全新的环境，周起鸿过去的那一套套“生意经”，在这里施展不开。
他一时还摸不准这个市场的特性，不知道在这里应该经营什么商品才最有利。生意场上的事……不是赚就是赔，几个月下来，周起鸿就赔了个稀哩糊涂。
就在这时，罗信鼓励年轻的周起鸿说：“你的失利，是因为套用了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按你们中国人的老话，叫做‘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来到渣甸山上，就得唱渣甸山的‘歌’啦。”
周起鸿是个聪明人，一点就亮。他对这里的商情重新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带不是开小店的地方，商场越大越好办。他断然决定，去承包大商场。罗信也积极支持他的想法。
于是，周起鸿包下了云景道商场，没有多久，生意就做得十分红火。
商场的事情一顺手，周起鸿就想去干更大的事情了。
平时一有空闲，他就在附近的街市上闲逛，研究各家商店的经营状况。他常常想：为什么有的店处于闹市中心，商业位置很好，却搞得形象不佳、生意清淡呢？为什么有的店坐落在街头巷尾，地势并不好，却能顾客盈门呢？为什么有的地段日益繁华，而有的地段总是顾客稀少呢？
周起鸿一时也搞不清楚，就去拜访行家，请教学者，查阅资料，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些问题中包含着大学问。
紧接着，周起鸿做出一个异常的决定：他要承包整条街市！
精明的罗信闻讯拍手叫好。他欣赏周起鸿的才干，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周起鸿承包街市一定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罗信通过自己的关系，设法让周起鸿承包下置富花园街市。
一段时间以后，这条整修一新的大街魔术般地变了模样：白天，楼馆亮丽，广告林立，一派如诗如画；夜晚，彩灯缤纷，霓虹闪烁，不夜天般的如梦如幻……周起鸿的“大手笔。”
赢得了香港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叫好。
后来，置富花园街成了香港数一数二的繁华街市。
周起鸿乘胜追击，又承包下了沙田马鞍台街市、马鞍山恒耀街市、青衣长发村丰佳街市，成了香港家喻户晓的“街市大亨”。
6.学会从机会之外发现机会
寻找机会其实是一门选择与放弃的学问。有的时候，放弃，让你收获更多。
对于显而易见的大机会，所有人都会一拥而上。但是再好的商机，凑热闹的人多了，获利的机会就少了。这个时候是坚持还是退缩？聪明的商人却在此之外找到了第三个答案，也是一个相当正确的答案。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淘金热”。一次是在加州（加利福尼亚）找金矿，一次是在德州（德克萨斯）找石油。在常人看来，寻找金矿，开采石油才是发财的惟一道路，其他之举都是不务正业。但是偏偏有“淘金者”能慧眼识商机，平凡出奇迹。
这位美国青年名叫亚默尔。他带着发财的梦想，随淘金的人群来到了加利福尼亚。面对人山人海正在挥汗如雨地寻找、开采金矿的淘金大军，他并没有马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是东走西看，南巡北察。亚默尔发现矿山气候燥热，水源奇缺，淘金者口渴难忍，常听到人们在抱怨说：“他妈的，要是有人给我一杯水喝，我宁愿给他一个金币。”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热门的带动效应了。一类产品、产业的兴旺，它所能带动的其他产品生产或其他产业的兴旺是间接作用。比如住房消费热，它所能带动的其他产业有建筑、建材、五金、装饰、服务等，无一不从中获益。
亚默尔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他不找金矿而去找水源，找到后，他把水用沙子进行过滤，做成纯净、甘甜的矿泉水，背到矿山去，卖给那些淘金者喝。
水，这个地球上最平凡的东西，在这里却以金币论价。但是，市场是奇妙的，高额收益，很快吸引了很多的人加入到供水行列，供求关系迅速变化。当价格回归到水应有的价值上来时，亚默尔已牢牢地把握住了赚钱机会，带着赚来的许多钱回家乡做生意去了。
日本的吉田忠雄也是首先通过放弃而找到了另一个机会。
1908年9月19日，吉田忠雄出生于日本鱼津市一个鸟贩子家庭。忠雄20岁那年，毅然离开家乡，怀揣哥哥给他的70日元盘缠，独自到东京闯天下，在同乡开的中国陶瓷店里做小工……不久，他升为陶器部主任，总管陶瓷买卖。
由于吉田忠雄拓展业务有功，老板颇为赏识，派他到上海采购陶瓷。30年代的大上海，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吉田忠雄往返于上海、东京之间，虽然在华时间不长，买卖瓷器、食品、海鱼等的小本生意也不是很兴隆，但在上海的阅历使他趋于成熟，满脑子学来的“生意经”是他日后走向成功的基础。
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经济陷入困境，日元大幅度贬值，吉田忠雄被迫由上海返回日本帮助老板拯救濒临破产的陶瓷店。但是，在日元狂跌、税赋日重的浪潮中，陶瓷店最终倒闭了。
老板眼见不可挽回，只好弃店而去。在店里的遗留货物中，有一大批别人托为代销的拉链。这些拉链因制作粗糙，品质低劣，长时间积压店中，不少已经生锈损坏。年仅26岁的吉田忠雄没有放过别人熟视无睹的这个机会——他认为拉链是日常生活用品，市场潜力很大，一定有发展前途。于是，他便请求债权人把店中的拉链存货借给他销售，日后他再筹款还债忠雄由此开始涉足拉链业。1934年1月，他创办了专门销售拉链的三S公司。他自己是老板，员工只有两人，资金是几年来积攒下来的350万日元，而负债却有2070万日元。
这时，拉链刚传到日本不久，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个新鲜的玩艺。善于模仿的日本厂商也就开始研制生产，但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完全靠人工装配，一齿一齿地切合，拉柄、布带更是粗糙得很不经用，动不动就出故障。
吉田忠雄利用到大阪拉链厂订货的机会，去工厂了解拉链的制造过程，以找出日本拉链的缺点。回来后，他开始潜心研究改进的方法。他研制了一些修理小工具，将退货的拉链一条条拿来修理，记下心得，并用图表说明。员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拉链医生”——因为经他修理又卖出的拉链，很少有人再退回来。
这让忠雄的信心大增，他终于找到改进拉链生产的诀窍了！
吉田忠雄的拉链每年的销量都以3倍的速度上升，三S公司也开始生产拉链的部分零件了……公司人员由当初的3人增加到100多人，销售网络也日益壮大。1938年，忠雄还清了全部债务，兴建了一座新工厂。三S公司也改名为吉田工业公司。
放弃一个眼前的机会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亚默尔在淘金热潮中乘兴而来，当他发现传言中的机会在闻风而至的淘金大军面前已经算不上机会时，他既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接着参与这场胜算很小的赌博游戏，也没有扫兴地转身离去，而是在这机会之外找到了另一个机会——一个更大的商机。吉田忠雄的经历虽与亚默尔有差异，但在一般人看来，他所熟悉并已有所成就的陶瓷业无疑对他是最可能存在机会的，但他在一个不期而遇的机会面前，毅然选择了后者。亚默尔和吉思忠雄是睿智的商人，因为放弃有的时候比坚持需要一个更加聪明的大脑。
7.打造几样特色菜招徕机会
机会来源于市场，而特色能创造市场。
世界知名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靠精心打造起来的品牌来卖产品，他们超越平均水平的利润也是从品牌中获得。品牌是什么？就是特色，有了特色就有了市场，有了无限商机。
我们知道，世界上知名的报纸有很多种，说发行量，日本的《读卖新闻》高居首位，讲名气和影响力，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包括中国的《人民日报》等不相上下。但要说在经营、发行量，且又在多方面具有如此争议性的报纸，则首推英国的《太阳报》。太阳报是如此非凡，甚至有一些国内报业的出版者，已经开始对其经营方面的特色进行研究。
《太阳报》的特色之一，在于其总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太阳报》著名的第三版是色情版……这种内容在二十年前默多克购进时就制定的风格，使《太阳报》在世界上与“黄色小报”成了同义词，或者讲是《太阳报》开创了黄色小报之先河。《太阳报》的三版女郎是英国甚至全世界非常关注的热点，而且《太阳报》还屡出奇招：如上届法国世界杯，《太阳报》就请了几个三版女郎在现场大跳脱衣舞蹈。《太阳报》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狗仔队雇主。最经典的是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因逃避狗仔队而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太阳报》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终于可以节约一些经费了。
《太阳报》特色之二，在于其在英国政治上的影响力。每当大选到来之际，英国朝野两党总要忙于获得《太阳报》的支持；而《太阳报》也总是在大选前在其头版登出其支持的政党和理由。最著名的一次是布莱尔第一次大选前《太阳报》在头版上登出“我们支持布莱尔”的标题，最后布莱尔果然当选。当然真实原因是，《太阳报》的老记们已经在社会上做足了民意调查，结合其资深政治记者的阅历，只有等八九不离十时才出头表态。但结果是，《太阳报》每一次所做的选择总是正确的，因此在英国就有其左右政坛的说法。在英国各界所做的影响力调查中，《太阳报》总是领先于任何其他媒体。
《太阳报》特色之三，在于创新的报道及经营方式。如果把《太阳报》第三版方面的“杰出”表现当成其受到英国人民欢迎的主要原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太阳报》的主要读者群为中产及以下阶级。大批中产阶级人士之所以喜欢《太阳报》，是在于其通俗的语言和平民化的观点。特别是在如今社会压力普遍较大的时代，读一份别开生面的《太阳报》，当是一种享受。
比如，《太阳报》的体育报道是世界上最有特色和影响力的报道之一，关于任何一件体育事件的报道《太阳报》的观点都是别开生面。2000年末素以小报而闻名的《太阳报》竟然异想天开，出了一本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册子。当然所有内容都是以《太阳报》的头版形式表达的，也就是说，《太阳报》首先假设他们这张报纸在世界上任何时候都存在，并以当时的语言反映相关故事。比如，讲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太阳报》就登了一张拿破仑沮丧的照片，并配以相关的《太阳报》式的语言。结果，《太阳报》不但因此大赚一笔，而且还使保守的英国历史学家们大跌眼镜。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就讲：看来《太阳报》不仅仅是只会经营第三版。
当然，《太阳报》最神奇的地方却在于其经济上的杰出表现。虽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日本的《读卖新闻》（一千五百万份），但在西方国家的报纸中《太阳报》的四百万份已经是个中翘楚。《太阳报》由于其特殊的吸引力和杰出的经营手段而使其广告收入和利润在世界报纸中成为一个奇迹。具体数字虽然没有透露，但其经营规横相当于国内十个最大的报纸的总和还要多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太阳报》给默多克带来的利润相当于其澳大利亚起家的所有报纸的总和。
《太阳报》依靠其特色来吸引眼球，其成功自然水到渠成。
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也逐渐认识到“特色”的重要。长沙远大空调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把“环保”这一特色冠在其空调产品上，果然产生了影响深远、品牌内涵得以深化的良好效果张跃的创意起源于一件小事。那是1996年，张跃在新加坡搞展览。展览结束后，他想把撤展的一些东西扔掉。一个展览公司的普通员工走过来告诉他，扔东西在新加坡是违法的，因为会影响环境的美观。“当时我有一种震惊，这件事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嘴里说出来的，给我的启发真的很大。”整整六年以后，回忆当年这段经历的时候，张跃仍然有种顿悟感。
1998年，张跃提出：“要下决心对‘远大’的生活环境和全世界的环境进行全力关注。”首先，他对“远大”的产品着力进行改造，从燃油到燃气；
其次，打出分流电能高峰和解决天然气的低谷。他的努力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每年的“环保论坛”也随之在远大总部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客商云集长沙。
2002年初，“远大”走出长沙，将论坛推到国内其他中心城市，其直接目的就是宣传远大燃气空调的环保功能，这样一来，远大集团的企业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环保牌”的确为远大集团增色不少，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WTO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被远大“环保”感召来了。8月31日，龙永图在“远大北京论坛”上演讲了30分钟。环保文化的宣传，也使远大集团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陡增。自1998年张跃上任后，集团的国际市场由美国逐渐扩大到19个国家。
张跃领导的远大集团在企业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努力遵照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的宗旨，充分贯彻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宣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和《21世纪议程》中所提倡的原则和精神。张跃领导远大集团在当前和未来都积极走在国际环保运动的前列。
张跃已经充分认识到当今地球环境存在的威胁：气候暖化、臭氧层破坏、酸雨、海水污染、物种退化及减少，他将竭力运用集团的技术、系统和产品来减轻这些威胁。张跃也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周围环境遭受的破坏：植物减少、空气污染、水质毒化、土壤劣化，他保证远大集团将永不参与这些破坏。张跃在持续提高企业及员工经济收益的同时，努力降低区域环境成本及地球环境成本。
张跃在持续改善企业及员工家居小环境的同时，坚持做到绝不损害周围大环境。张跃信奉人际公平及代际公平的价值观，宁可牺牲自己某些利益也不损害他人利益，宁愿约束当代人的某些要求也不损害后代人的健康和幸福。
张跃视破坏环境为犯罪行为，反对低效率使用能源，禁止材料浪费，尽量循环或多次使用资源，尽量延长产品寿命，并积极使用无公害材料。
总之，张跃把远大空调的各个角落都打上“环保”的印记，一方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在消费者中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正是“环保”这盘特色菜，让远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把握商机的主动权。
8.随时警觉，发展中觅良机
一个机会大多数时候只能决定一个阶段，而不能决定整个商业生涯。像一只鹰那样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吧，在你的发展中机会可能随时现身。
让我们看一看曾经风云世界的电脑界巨子王安在自己商业生涯中是怎样捕捉到一个又一个机会的。
1955年，王安与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公司IBM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把存储器磁芯技术的专利权以50万美元（后来实得40万）卖给了IBM公司。
王安以自己的科研能力和经营能力，一直使公司规模以42%的平均增长率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期，高科技公司发展迅速，各项科研成果“大爆炸”，不少公司的业绩火箭般上升……高科技的股份公司纷纷上市，有些公司甚至还没有投产就公开招股了。
此时的王安已经成为一名目光敏锐的企业家，他认清了当时的形势，感到资本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自己招手。
1967年，王安公司销售了价值425.9万美元的计算机，相当于前一年销售额的8倍。这使得公司不得不增加投资，招聘人员，修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王安认为公开招股的时机成熟了。
同时，王安也明白，眼下的大好形势不会永恒地继续下去，自己必须抓住这个极有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机会。
此时，王安公司作为一家私营高科技公司，已经有16年的历史，在这16年中的增长速度是非凡的，因此王安公司在证券界颇受欢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帮助下，王安公司很快就完成了公开招股及公开上市的一切准备工作。
1967年夏天，王安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股，每股价格12.5美元，共发售股票24万股，一举筹措到300万美元。
1967年8月，王安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股票的开盘价为38美元，当日的收盘价为40.5美元。上市的前一天，王安公司的净资产约为100万美元，而上市的当天，按股票市场折合的公司资产总额，就达到7000万美元！
1971年11月，王安公司推出了他们研制的第一代文字处理机——1200型自动打字机。这种机器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大受欢迎。但锐意进取的王安还是让他的科研人员继续进行技术革新，陆续研制出了2200型和WPS电脑系统、文字处理机。
1976年6月，在纽约举办的世界首次文字处理设备展览会上，王安公司的WPS文字处理机出尽风头，他们的展览台前人声鼎沸，接待间挤满了希望接洽生意的商人，为了控制场面……公司还采取了预发请柬的措施，人们惊异地发现，王安公司在文字处理自动化方面的技术已经超过了IBM公司。
新闻界惊呼：“王安创造了通用电脑的革命！”
王安公司在文字处理设备上的技术优势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1971年王安公司进军文字处理机市场时，IBM公司的资产是王安公司的225倍，占有80%的市场份额；然而，经过7年的经营，在1978年时，王安公司成为这一市场的最大供货商，占据市场主导地位；80年代的王安公司，是一家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为了清楚地了解各分公司的情况，亲自解决问题，王安改变了自己不喜欢旅行的习惯，飞行于世界各地，整顿自己的分公司。
王安设立了一条公司内部热线，每一位员工都能直接与王安通话，提出建议，这样做有利于调动职位不高的员工的积极性。
王安公司大踏步发展的机会又一次来了——美国将在全世界的美军空军基地上安装信息管理电脑系统。在政府的公开招标中，有许多大型电脑公司参加了竞争，其中就有IBM公司……王安公司要在这次招标中，再一次与IBM公司交锋——50年代，王安与IBM公司在买卖存储器磁芯技术专利权的事件上，首次过招。但面对当时是“巨无霸”的IBM，王安始终处于下风，没有还手之力。
70年代，王安与IBM公司再次交手，在文字处理设备方面与IBM一较高低。七年的竞争中……王安成绩颇佳，取得了大部分市场。但是，文字处理器只是IBM的一个小项目，王安只是在局部上获得了胜利。
80年代中期的这次招标争夺战，是王安与IBM公司的首次正面争夺，它标志着这时的王安公司已今非昔比，具有了与IBM公司针锋相对竞争的能力。
1986年1月，王安公司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一举中标，签下了为美国空军基地安装信息管理电脑系统的合同——这项总额4.8亿美元的合同，比王安公司此前所得到金额最大的合同，还要大7倍！
卖存储器磁芯、上市筹资、WPS文字处理机成功上市、中标政府超大项目……王安和王安公司所创造的商业辉煌正是这一个个机会的累加。
如果说王安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在自己熟悉的电脑行业徜徉，不放过在自己面前闪过的诸多机会而逐步成功的话，那么印尼富商林绍良则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赚钱的机会他是绝不放过，这其中林氏对商机的高度敏感让人印象极端深刻。
1938年春天，林绍良千里迢迢来到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找到他的叔父。叔父林财金在镇上开了家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尼，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一场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开始了。
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是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有过几年经商经验、独具慧眼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确信，这场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而自己的事业成败则与这场战争紧密相关于是，他毅然告别了在异国他乡里作为惟一依靠的叔父，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路——
给印尼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林绍良冒着生命危险，自己也在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利润，同时还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些，都成了他日后事业成功的坚实基础。
在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敏锐地发现了另一宗可获大利的买卖——丁香生意。
具有过人胆识的林绍良，根据以往贩运军火的经验，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从产地马鲁古群岛装货后，取道新加坡，再经贩运军火的通道，穿越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将丁香发到各地烟厂。
一天傍晚，林绍良把一批军火押送到印尼军营后，便来到苏哈托的团部，两位挚友见面后十分投机。林绍良趁机把贩卖丁香的想法如实相告，并请求苏哈托团长派兵保护。苏哈托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
由于有了苏哈托的特殊保护，林绍良可谓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他就启程前往马鲁古群岛。不久，一批丁香便平安地运达那些嗷嗷待哺的烟厂主手中。从马鲁古到古突士，林绍良频繁往来，苏哈托言而有信，每次都派兵“保驾”，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滚滚财源尽收腰包……几年之间，林绍良已成了南洋颇有名气的大商人了。
抗荷独立战争终于胜利了。心怀大志的林绍良也决心大展鸿图。古突士镇这个让他发迹的地方，再也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雄心了。
1952年，他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
这时的印尼，在经济上面临着怎样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首要问题。林绍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衣食住行入手，相机而动，再进入其他领域。
从1954年起，他先后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事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
在经营活动中，他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
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现端倪。
这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都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相互依存，共谋发展。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发展高峰。这一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眼光过人的林绍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遇，他利用自己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身手。
1968年，林绍良经营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给的丁香进口专利权。早年，他靠丁香起家，现在丁香又为他赚取更加巨大的利润。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也就在这一年，印尼政府作出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公司的创业资本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
当时，公司第一座面粉加工厂落成时，总统苏哈托亲自为落成典礼剪彩。
经过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一跃而成为印尼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同时，林绍良凭借他的胆识与实力，又进军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尼最大的房地产商。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在林氏企业王国中占有关键地位的是金融业。尽管林氏集团经营的工业、商业、建筑、房地产、旅游业等非金融的资产约有30亿美元，但其金融业的总资产却达40亿美元。
9.坚持，会把风险变成机会
凡是看准了的机会，只有坚持下去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的机会。
在美国当年的淘金热潮中，年轻的达比在叔叔的带领下，前往西部开采金矿，他们买到了一块矿地，没日没夜地用铲子和尖嘴锄去开采。
几个星期后，他们终于从矿地上挖到金子。达比和叔叔高兴极了，但他们需要用机器把金子从地下弄到地上来。
达比的叔叔很镇静地把矿坑掩埋起来，除掉自己的脚印，然后火速赶回马里兰州威廉斯堡的老家，把挖到金矿的消息告诉他的亲戚和几位邻居，大家凑了一笔钱，买来了所需的机器，托人代送。这位叔叔和达比也动身回到矿区工作。
第一车的金矿挖出来，送到一处冶金工厂，结果证明他们已经挖到了科罗拉多州最富的一个矿源。只要再挖出几车金矿，偿还所有的买地欠下的债务后就可以大赚特赚了。
叔叔和达比高高兴兴的下坑工作，带着无限的希望挖矿出坑来。但在这时候，发生了他们料想不到的事，金矿的矿脉竟然不见了。他们已走到彩虹的末端，黄金没有了。
他们继续挖下去，焦急地想要挖出矿脉来，但是，完全没有收获。绝望的叔叔和达比放弃了寻找，将地卖给了别人。
然而，根据一位工程师的计算，只要从达比和他叔叔停止挖掘的地点再往前挖90公分，就能找到金矿。
果然，就在工程师所说的那个地方，矿脉又重新找到了。请工程师的人是一位售货员，他把从矿坑挖出来的金矿出卖，获得了几百万美元。
这件事过了很久之后，达比先生从失败中获得了成功，赚进了超过他损失的金钱的数倍。这是他在从事推销人寿保险以后取得的。
达比记得他曾经在距离金矿一公尺远的地方停下，而损失了一大笔财富，所以现在他吸取这个教训，而对自己说：“我在距离金矿一公尺远的地方停下来，如今，在我向人们推销人寿保险的时候，我绝不因为对方说‘不’就停下来。”
达比后来成为少数每年推销出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寿保险推销员的一员。他把锲而不舍的坚持精神，归功于他在挖矿时轻易放弃的经验。没有坚持，机遇就会在你退缩的一刹那间消失。
杨振华的名声早已蜚声海内外，广为人知，她本人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少有的亿万女富豪。同样，没有到最后绝不放弃的坚持精神，她也不可能在机遇面前挖到创业的第一桶金。
杨振华小时候是个“病秧子”，苦药遍尝，因而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开发出一种好吃的药。
经过数年的摸索，1985年1月，身为福建农学院遗传学教师的杨振华，在实验室里采用生物工程方法对普通的黄豆进行了独特的深加工，开发出含有20种人体必需的生命氨基酸的营养液，这一实践耗费了她数年的心血和努力，终于有了喜人的成果。她难忘这一时刻，便将营养液定名“851”。
刚开发出来的“851”营养虽好，味道却极其难闻，据说像臭鱼烂虾般呛人。结果，这么好的产品却不得不违背初衷，变成了一种卖给养殖场的畜牲吃的“生长液”，一袋袋地搅拌在饲料里喂给猪吃、鸡吃、鱼吃、虾吃，看着它们享受高级的营养品，神奇地猛长特长。
杨振华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她暗地里悄悄地把“851.”
夹在糖里、饼干里送给同事们吃，看他们的反应，结果人人都感到“精神倍增，状态甚好”。
1987年，杨振华毅然辞职下海，自己开发851营养液。可是一个文弱女书生，何曾上过市场、搞过经营，勇气可敬，经验却近乎等于零，因而久久地打不开市场销路。后来逐渐闯出了一点销路，却又经历产品质量挫折，进出法庭，饱受官司之苦。在这一段多灾多难的苦日子里，杨振华每天夜里不知偷偷流过多少辛酸的眼泪，可她也知道，生意场是强人的世界，市场不相信眼泪，除了做个强而又强的女强人，她别无出路。所以，她总是一边流着凄苦的泪，一边默默地祈祷：明天会更好，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次日天一亮，她又肿着眼睛爬起床出去拼、出去闯。
就这样，坚持的结果是她终于获得了机遇的眷顾。1989年，“851”卖到了东南亚，泰国正大集团财务长偶然吃到了，久治不愈的肝病竟然因之神奇地痊愈了，这位财务长喜出望外，迅速找到杨振华，要求与她联合开发、经营。
1990年，正大振华851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气派的公司大楼在福州温泉之路上拔地而起，经营实力非同一般。
10.善待厄运，因为它可能是个机会
厄运能把人击倒，当把它看成一个机会时，它又能使倒下的人站起来。
人的一生中不如意的事总要碰到，谁也不可能凡事顺风顺水，做生意更是这样。当厄运来临的，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选择逃避，还有的人把它看成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一个商业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IBM公司的创办人老托马斯·沃森出身贫寒，早年曾挨家串户推销缝纫机，屡遭磨难与挫折，但最终创下了大业。儿子小托马斯·沃森继承父业，抓住机遇，率先将企业投身于新兴的计算机行业，使IBM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跻身于世界最大企业之林。
1874年，老托马斯·沃森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北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7岁时，沃森便赶着马车替老板到农户家推销缝纫机、风琴和钢琴。他不辞辛苦地奔波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一家一家地上门兜售。开始，他对老板付给他每周12美元的工资还挺满意。后来，他偶然得知，推销员通常拿的是佣金，而不是工资，如果按佣金计算，他每周应得65美元。
次日，他就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然后乘上火车，到大城市布法罗，希望能找到按佣金付酬的销售工作。
当时正赶上经济萧条，城里工作也不好找。两个月过去了，他又进了一家公司，当上了推销缝纫机的推销员。后来，他又推销股票。好不容易积攒一笔钱，开了一家肉铺。可人心难测，他的合伙人在一个早上把他的全部资金席卷一空，逃之夭夭了。
肉铺倒闭，沃森也破产了，他只好重返老本行搞推销，在国民收银机公司当一名推销员……由此，沃森踏出了他时来运转、迈向成功的关键一步。
国民收银机公司的总裁约翰·亨利·帕特森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也是现代销售术的鼻祖。沃森在他手下干了18年，他的经营之道和推销艺术对沃森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收银机公司，沃森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仅用三年时间，沃森就成了公司的明星推销员，其佣金破纪录地达到一星期1225美元。
1899年，沃森被提升为分公司经理。到1910年，他已经成为公司中的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帕特森。但是，在这之后，厄运又一次向他袭来。
帕特森性格专横，总是解雇虽有功绩但可能会对他造成威胁的下属。1913年夏天，帕特森听信谗言，认为沃森拉帮结伙、扶植亲信，便决定辞退他。沃森努力为自己申辩，但毫无结果，无奈于次年4月愤而辞职。
他在走出公司办公大厦时，大声地对一位好友说：“这里的全部大楼都是我协助筹建的……现在我要去另外创一个企业，一定要比帕特森的还要大！”
可是，该怎样重新创业呢？虽然帕特森给了他一笔5万美元的分手费，但沃森失去了工作……丢了饭碗，年龄也快40岁了。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去纽约寻找机会。
两个月后，沃森遇上了IBM前身的奠基者弗林特——号称“信托大王”的弗林特，是当时华尔街最红火的金融家，他早就听说了沃森的才干，马上聘任他为计算制表记录公司的经理。这家弗林特属下的公司，主要生产磅秤、天平、制表机计和时钟等，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边缘。
沃森上任伊始，就借贷5万美元，作为开发研究新产品的经费，使制表机得到极大改进……很快在市场上成了畅销货。沃森运用从帕特森那儿学到的一套方法，在1915年夏末发起了大规模的推销运动，使公司销售额从1914年的420万美元，增至1917年的830万美元，几乎翻了一番。
西安海星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打击。至今，其老板荣海仍为自己在那次令他最为难忘的一次重创后能挺过来而庆幸。而他也正是在那次厄运之后迎来了自己商业生涯的最大一次转机。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海星是大家的，人人都有份。’为此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几乎断送了海星的前程。”荣海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全然没有了当年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他早已能够平静地去重新审视发生过的那一幕，尽管那场巨大的危机曾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痛苦。
1991年，由荣海出资并一手创建的海星公司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企业有了近290万元的资产。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正当荣海兴冲冲地从深圳赶回来规划海星蓝图时，常务班子却发生了哗变。三个合作伙伴以荣海曾讲过的那句话为由，提出了分割企业的要求。本来他们在“海星”成立之初就没有投入过一分钱，荣海完全可以对此加以否决，但那时他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们什么都可以拿走，但必须留下‘海星’这块牌子。”结果，公司的现金被瓜分一空，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了。
荣海回忆道：“记得，那时快要过年了，我带着一批愿意留下来的人出去吃饭。席间，我泪流满面，告诉他们，‘好，你们留下，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来。’后来，再遇到不如意的事时我也曾沮丧过，但都没有那样无奈和悲愤。
危机并没有打垮荣海，却使他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企业管理和持续经营的问题。那次分裂之后不久，“海星”开始实施严格的老板负责制，第一次明确了产权关系，公司也得以从情感管理机制步入到现代管理机制。
一个清醒的企业家，应当时常认识自己并作自我剖析。他在集团的一次会议上作过这样的自我剖析：“一个现代化企业绝不能陶醉在领导者的个人智慧中，一个企业的稳定发展，需要优秀团体的共同理想。永不满足，挑战昨日之我，是海星生存不可更改的理念。要做百年企业，我们必须要准备百年的思考，百年的奋进和努力，包括我自己，也要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学习，努力、再学习。”
11.别认为那与你无关
嗅觉灵敏的商人认为天下没有与自己无关的事——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可能会让你损失或挣到一大笔钱。
战争对人们意味着什么？灾难、死亡、经济的衰退、社会的混乱。是的，这都对，但对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像一只守候在野兔窝外等候机会的狼那样的商人来说，战争又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意味着取之不竭的财富。
经过八年的不断努力，吉列的安全剃须刀终于在美国广大消费者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人们习惯地根据其形状，称其为“T型剃须刀”。正当吉列满怀信心，准备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和拓宽销售市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初期，美国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中立政策，仍然同交战双方做生意，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牟取暴利。1914年，美国商品输出额只是23亿美元，两年以后竟然增至43亿美元。对外贸易的增长，不仅使资本家大发战争财，而且刺激了国内生产水涨船高，吉列的剃须刀事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战争期间，美国的钢铁、武器、汽车等工业部门都得到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吉列生产剃须刀所使用的原材料价格也有所下调。这样，吉列的剃须刀在市场上有了更大的竞争力。
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吉列公司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销售形势如火如荼，吉列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多。1917年，美国放弃“中立”，向德、奥宣战。当美国士兵源源不断向欧洲战场开拔的时候，吉列的剃须刀也随之走进每个士兵的背包之中。
美国派兵对德、奥作战，这是其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向海外派遣军队。为了向世人展示美国军队的整齐与威严，美国政府特别重视士兵的军容和仪表——整理仪表，士兵们就需要剃须刀，而传统的剃须刀需要使用磨刀的皮条和磨刀石，并且放在行囊中也很占位置……还常常让人刮破脸——只有吉列的剃须刀可避免上述麻烦，所以吉列剃须刀很受士兵们的欢迎。
吉列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和政府达成协议，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大批量向政府提供安全剃须刀，通过政府发给每一位士兵。这样一来，新型剃须刀顺利地成为每个美国大兵的必备品吉列的举动不仅成倍地增加了公司产品的销售量，更重要的是固定了特定和潜在的消费群——战争期间，士兵们保持着刮胡须的习惯，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这种习惯带回国内，影响着周围的人，使用新型剃须刀的人越传越多，吉列剃须刀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
像吉列一样，摩托罗拉和可口可乐则是在二战中抓住了商机。
20世纪30年代，战争的乌云笼罩了欧洲。摩托罗拉的创始人高尔文一家人去欧洲旅游了6个星期，先后去了意大利、奥地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回国之后高尔文相信：除非出现意外，否则战争是不可回避的了。在公司经历了1937年到1938年间的萧条时期之后，高尔文敏感地意识到公司必须从事战争时期对国家有益的生产活动才能迅速发展。于是，他开始让他的工程师研制军用收音机。
机会终于来了。1940年的一天，《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编辑打电话告诉高尔文，在威斯康星州麦科伊营地进行军事演习的军队因缺少无线电通讯联络而行动不便。
高尔文立即派他的总工程师唐·米切尔和雷·约翰深入麦科伊营地实地考察。他们看到战士背着笨重的无线电通讯工具，用这种落后的器材去打仗，自然行动受阻。米切尔当即向美陆军通讯部队的斯坦福上校保证，很快可以开发出一种轻型的、便于携带的无线电话机。
接着，高尔文立刻命令米切尔全力研制这种产品。但是研制这种便携式机器存在的技术难题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量，另一个则是在实际战斗中，因天线的反射，敌人可能轻易地发现攻击目标。解决的办法是找出一种黑色的、抗腐蚀的、不反射的镀镍件作为材料。
在米切尔的带领下，难题迎刃而解。样机很快被制造出来了。这是一部手持无线电话机，由一个话筒、头部天线和内装电池构成，重约5磅，能保证1英里内的通话效果，在某些条件下可扩大到3英里。
然而在向军队展示这种样机时，只有个别军官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较高级的军事指挥阶层却怀疑这些小东西在实际战斗中究竟能否发挥效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签订了向部队发送少量机器的合同。只有高尔文坚信，有朝一日它会在战争中大受欢迎。他要求米切尔继续改进它的性能。
在战争中，这种手持无线电话机大显神威。有一次，摩托罗拉收到一个订单，要求它在两天内向转运站发送100台这种话机，以适应“特殊的、最紧急的需要”。高尔文准时将货物发送过去。几个月后，他才获悉订购这批货物的部队，就是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而突击队的将士们在有了这些无线电话机后，如鱼得水，在战场上无往不胜。
由于摩托罗拉在战争期间为军队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曾先后五次授予摩托罗拉三等奖章，而高尔文本人也因此在1946年被陆军部授予了奖状。
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善于从重大事件中寻觅商机的商人来说，需要时刻关注的事情又何止军事？
众所周知，政治形势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力，有时甚至会成为决定经济走向的主宰力量。时刻关注政局走向、分析政策就是对现代生意人素质的基本要求，机遇往往在这里面闪现。
美国著名的黑人化妆品制造公司的经理约翰逊最初决定创办公司的时候，美国黑人化妆品市场几乎是空白的，即使有一些产品，也都是白人黑人通用的，而且美国黑人中懂得化妆品或是有能力使用化妆品的人也寥寥无几，人们认为这一行业市场太小，没有发展前途，都不将资金投入这一冷门行业。
约翰逊通过调查研究和大量资料的分析之后，认为：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必然会高涨，种族歧视将会消除和有所改善，因此，黑人的经济状况不久就会好转，他们的民族自觉意识也会逐渐抬头。凡是白人能够使用和享受的东西，黑人也一定不甘落后，再无过去那种自卑感，黑人化妆品市场的繁荣一定会到……所以他认为，开发经营黑人专用的产品，将会有大的发展，前途是无量的。
至于当时黑人对化妆不感兴趣，约翰逊认为，爱美是人的天性，黑人也自然不例外，只要能唤醒他们爱美的潜在意识，教会他们如何打扮自己，这一行业是有希望的。
约翰逊四处游说，筹集到470美元资金。他花200美元买了一部旧搅拌机，将剩余资金用于采购原料。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伴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他的产品极为畅销，公司迅速壮大为美国最大的黑人化妆品公司。
另一位美国巨富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25年是1931年从俄国回来后开始的。哈默回国时，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逐渐走近白宫总统宝座的时候。罗斯福提出的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新政”，获得了一些人的赞许。但此时，“新政”还没得势，一些人对“新政”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
哈默研究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认为罗斯福肯定会掌握政权，“新政”一定会成功。正是从这点出发，具有商人头脑的哈默找到一条可以发财的新路。他认为，一旦罗斯福新政得势，1920年公布的禁酒令就会被废除，为了解决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酒的需求，那时将需要空前数量的酒桶，特别是需要用经过处理的白橡木制成的酒桶，而当时市场上却没有酒桶。
哈默曾经在前苏联住过了一段时间，他清楚地知道苏联人有制作酒桶用的桶板可供出口，于是，他从前苏联订购了几船桶板，并在纽约码头俄国货轮靠岸的泊位上设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桶板加工厂。由于供不应求，他又在新泽西州的米尔敦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酒桶工厂——哈默造桶厂。当哈默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时候，恰好赶上废除禁酒令，人们对啤酒、威士忌等酒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各酒厂生产量激剧增加，这就需要大量酒桶。于是，哈默的酒桶被那些最大的威士忌酒和啤酒制造厂以高价抢购一空。哈默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