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变迁的界定和内在机制
（一）制度变迁的含义
在历史的长河中，制度是不稳定的，任何制度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新制度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的过程。
具体地说，制度变迁就是一种交易和行为规则的替代、转换过程。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同其他物品一样，其替代、转换与交易的活动也都存在着种种技术的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因此，可以把制度变迁理解为以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的“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
（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任何制度变迁都涉及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制度变迁的效率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1. 制度变迁的主体。任何制度都是由人设计或安排的，总是以不同的规则形式存在的。即使是非正式规则，也是由人加以选择并内化到意识形态之中的。因此，制度变迁总是有主体的。
制度变迁主体并不一定是制度变革运动特别是大规模运动的领导者，也不一定是某种制度的直接设计者或摧毁者。只要是有意识地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制度变迁施加影响者，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主体可以是政府、阶级、企业或别的组织，可以是自愿组成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也可以是个人。
制度变迁只有在制度非均衡或不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制度不均衡或不稳定并不等于制度变迁。尽管决定制度非均衡的因素可能与制度变迁主体无关，但是，能够利用非均衡条件或机遇发动制度变迁的却是人，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主体一旦形成，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就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包括：认识和把握时机、确立变迁目标、选择变迁方式、制定变迁方案、完成和巩固变迁，最后实现新的制度均衡。这一系列的作用或任务往往并不是由一个主体或一个行动集团承担，它需要不同的主体分工共同承担。
2. 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需要动力。制度变迁动力可进一步区分为内动力和外动力。如果把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从理论上抽象掉，单纯考察制度变迁过程本身，可以发现，有一种内在力量在推动着制度变迁，这种力量就是制度变迁的内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这种动力：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源。当现有的制度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制度就必然要发生变迁，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制度变迁的外动力指变迁主体从事变迁的直接动力，也就是制度变迁主体发动制度变迁的动因或动机。制度变迁的外动力来自变迁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制度变迁的内动力和外动力必须共同起作用，任何单独一种力量都不足以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内动力创造了通过变迁获利的机会，外动力则促使主体抓住机会，实施变迁。如果没有内动力所创造的机会，制度变迁主体的利益动机再强，也没有作用点或作用场所；如果没有外动力的作用，单纯的内动力也不会使制度发生变迁，它虽然创造了“获利机会”，但没有人理会。
3. 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对制度变迁进行效率评价，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进行。所谓微观效率评价，就是立足于单个制度变迁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任何一个变迁主体来说，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他所支付的代价越低，而获得的收益越多，效率就越高。而从宏观层次对制度变迁的效率进行评价，除了包括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外，还应包括对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公平度的评价。宏观层次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与微观层次不完全相同。宏观层次上的比较涉及整个社会为制度变迁所支付的总成本和获得的总收益。宏观效率之所以包括公平，这是由制度本身的功能及其与效率的关系所决定的。首先，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具有收入分配的功能。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本身就包含在效率范畴之中。从总体上说，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只有使社会比以前更公平了，才能认为是有效率的。其次，公平与人们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从而影响人们对现存制度的认识、解释和评价。这种认识、解释和评价又反过来影响制度变迁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以及制度变迁中交易成本的大小。而交易成本构成制度变迁成本的主要方面，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效率。因此，从宏观层次上评价制度变迁的效率，就不能像微观层次那样只进行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还必须考虑社会公平。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一）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比如舒尔茨（SCHULTZ）、科斯（R 。 H 。 COASE）、钱德勒（CHANDLER）、阿尔钦（A 。 A 。 ALCHIAN）、德姆塞茨（H 。 DEMSETZ）、威廉姆森（O 。 E 。 WILLIAMSON）、诺思等，都对制度变迁理论有所建树。但相对而言，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最系统、最完备。因此，下面主要分析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体现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等书中。在他与戴维斯（L。 DAVIS）合著的《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他们首先强调了制度变迁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并对“制度”作了具体的区别和定义。他们认为，制度首先指“制度环境”，即“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其次是指制度安排，即“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前者相对稳定，可作为制度创新模型的外生变量，制度变迁则主要指制度安排的变化。在界定了与制度相关的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诺思和戴维斯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的行为假设，即假定制度创新主体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并采用正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制度分析。在制度分析的方法上，诺思还运用了供求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方法以及边际分析方法。他有意识地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去分析制度变迁。诺思曾明确地说：“我的制度理论是由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结合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建立起来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团体和私人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它们都是为了从制度创新中获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诺思把它们统称为“组织及其企业家”。在这里，“组织”既是广义的，包括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又是狭义的，特指“企业性组织”。在诺思看来，政治组织、经济性组织和个人（单细胞组织）都是“企业”，政治家、经理和个人是这三类“企业”的企业家，企业家是制度创新的惟一主体。戴维斯和诺思还将制度变迁主体分为“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它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如果创新成功，他们将获得创新收入，同时承担一定的创新成本。次级行动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而进行制度变迁的团体。但是，它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制度变迁的。这种“两级划分”与“把不同主体归一为企业家”并不矛盾，因为两级主体都是诺思定义的“企业家”。
制度变迁的动力或原因是制度变迁的核心。戴维斯和诺思认为，经济制度之所以发生创新是因为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看来承担这些安排的成本是有利可图的，其目的在于创新者能够获取一些在旧的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润。一项新制度的初始必要条件是贴现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这一条件被满足时我们才希望能试图改变一个社会中既存的制度结构和产权结构。“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同时，诺思认为，相对价格变化是导致制度需求或制度偏好变化，从而创造创新机会的原因。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他论证了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它创造了建立更有效制度的激励，并且认为，一切制度变迁似乎都是有效的。但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中，他否定了这种绝对化的观点，认为制度变迁不一定有效。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修正产权，而这种被修正的产权却不一定能导致经济增长。
诺思等人把制度变迁视为一种制度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制度均衡实际上就是现存的制度结构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之中，在这一状态中，“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但是这种制度均衡未必是永久的。因为一些外在事件能衍生出对现存制度安排的压力，现存的制度结构通过改进和创新就能够实现新的收入。这也就意味着现存的制度结构就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存在向新的帕累托改进的可能。而一旦新的制度被创新并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则新的制度均衡就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完成了。按照诺思的分析，制度变迁的过程还可以具体分为五个阶段：（1）形成“初级行动团体”，即制度创新的首倡者；（2）由“初级行动团体”提出制度变迁方案；（3）确定变迁方案，即菜单选择；（4）形成促动制度变迁的“次级行动团体”；（5）两个团体共同努力，完成变迁。
由于受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状况的局限性，以及受信息成本，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在潜在利润出现和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即制度创新滞后于潜在利润的出现。因此，戴维斯和诺思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滞后供给’模式的一个变形”。
诺思对“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连续性变迁”和“非连续性变迁”进行了明确定义和深入分析。他认为：“渐进的变迁是指，交易的双方（至少是交易双方中的一方）为从交易中获取某些潜在收益而再签约。”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变迁，没有大起大落或中断，是一个演进过程，它是相对于革命式变迁或突进式变迁而言的。对于非连续性变迁，诺思指出：“关于非连续性变迁，我所指的是正规规则的一种根本变迁，它常常是武力征服或革命的结果。”显然，诺思认为，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而革命式变迁是非连续的。不过，诺思同时认为，革命式变迁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或非正式规则在特定社会的制度结构中起作用。即使发生革命性变迁，社会意识形态也不会因为革命而中断联系。非正式规则不可能发生革命式变迁，它总是连续的、演进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意识形态不会因为某次革命而被消灭、中断、取而代之，新意识形态也不会随革命成功而迅速形成。诺思再三强调：“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变迁的进程主要是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更典型的是渐进性的而非间断性的。”“我们对这一变迁形式（指渐进式变迁———引者注）的强调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它是社会和经济已经演化的主要方式。”但是，诺思同时指出，“通过武力征服或革命所发生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也是重要的。”
诺思将交易成本标准应用到对制度变迁效率的评价上。（1）无论是正式规则还是非正式规则，其变迁是否有效，都要看它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即使是评价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是如此。（2）无论是个人创新还是政府创新，都有成本，且成本构成不一样，人们需要进行成本和收益比较。（3）人们在设计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及其组织实施时，也要有交易成本意识，交易成本低的方案和实施办法才是有效的。（4）制度变迁的时序安排也要考虑“交易成本”因素。（5）在制度变迁的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交易成本，要依据交易成本的高低来评价每一阶段的效率。
诺思认为，由于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现象，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用诺思的话来讲：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各种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而导致停滞。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石是：（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型。诺思认为，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只有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有效率的产权应是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因此，必须对产权进行界定、保护、变革或调整。由私人来界定、保护和变革产权需要支付较高的交易费用，所以，界定、保护和变革产权的职能只能由国家来承担。既然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国家又是产权制度的提供者，那么，国家的存在就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因为国家既可以提供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并适时变革产权制度，也可以提供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并维持这种制度，或延缓必要的产权制度变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家同样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国家在界定和变革产权时都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要尽量节约交易成本，获取最大化利益；要通过提供一组公共性的产权制度来换取收入（租金和税收）；而且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时还要受到政治舞台上竞争的约束。但是，交易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也不能解决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搭便车”问题。人们为什么遵守或违背一种产权制度，为什么参与或拒绝某种制度变迁，有时很难用成本—收益方法作出完整的解释。于是，诺思便求助于意识形态理论。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是指导或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非正式规则，虽然它不像正式规则那样具有硬约束，然而其作用却非常重要。假如人们从观念上认可某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就会支持和自觉遵守这种制度，或积极参与制度变革，从而降低制度的运转成本和变革成本。意识形态可以抑制“搭便车”现象。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它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有相应的意识形态来加以维持，需要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果仅有国家的暴力和成本—收益的计算，没有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制度的变迁和稳定都是很困难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制度的变迁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对象，因此，在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时，我们不能不涉及企业理论。
1. 科斯的企业理论。科斯的企业理论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边界是如何决定的？在科斯看来，企业得以出现的前提是市场上的交易并非没有成本；企业的性质在于，通过企业组织生产比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更能节约交易费用，或者说企业在节约交易费用上比市场更有优势。企业之所以会节约交易费用，是因为在企业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权威”（企业家）起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也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当追加交易在企业内进行耗费的交易费用低于在市场上或其他企业进行耗费的交易费用时，企业的规模便扩大，一直要扩大到与这些交易费用达到相等的那一点。科斯将企业视为一种契约，从契约的观点看，企业契约结构代替市场契约结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由于企业作为一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企业契约才会赋予某个契约人以“权威”，使其有权在一定限度内指挥其他人。
2. 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CHEUNG，S.）提出了另一个关于企业性质的解释，从而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他认为，人们运用价格机制来组织经济活动需要很高的代价。降低这种代价的一个办法是使用某种替代办法，这种替代办法不是直接和分别为每种活动定价，而是通过间接度量代表物来对每种要素的贡献定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企业和企业家也就产生了。所以，通过市场来组织经济活动是合约的一种形式，而通过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是合约的另一种形式。市场这种合约形式的特点是对交易对象直接度量和定价，而企业这种合约形式的特点是对交易对象间接度量和定价。故“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不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杨小凯（YANG，X.）和黄有光（NG，Y-K）进一步发展了张五常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把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相联系，同时把企业的均衡组织形式与交易效率相联系。认为一种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能够用以改进交易的效率。管理者对剩余的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
3. 资产专用性理论。威廉姆森等人将企业看成是连续生产过程之间不完全合约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认为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合约不可能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够消除或减少资产专用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问题，从而节约交易费用。问题是，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纵向一体化？当纵向一体化发生时，谁起主导作用？格罗斯曼（GROSSMAN，S.）和哈特（HART，O.）对此作了回答。他们先将企业的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即谁对契约中不完备的地方拥有决策权，谁就是雇主，谁就有权获得企业产生的剩余收入。纵向一体化可以节约市场上机会主义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但由于被“一体化”的一方失去了对原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也就损失了激励，从而带来效率损失。这是一体化所产生的合并费用。纵向一体化能否发生，取决于“一体化”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和它所产生的合并费用的比较，只有当前者大于后者时，纵向“一体化”才会发生。最优的一体化应该能将一体化的主导权让渡给这样的主体：他们的投资决策相对于其他方更为重要。
4. 团队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而团队成员存在偷懒问题（SHIRKING PROBLEM），因而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要让这种监督有效率，监督者必须拥有剩余索取权，并掌握修改合约条款及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利。霍姆斯特姆（HOLMSTROM，B.）和泰若勒（TIROLE，J.）进一步认为，所有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时是重要的。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应当与那些边际贡献最难估价的投入要素相联系。资本之所以雇佣劳动，是因为资本的贡献最难度量。詹森（M 。 JENSEN）和麦克林（W. MECKLING）的观点可以看作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理论的一个“管理者论”的翻版。他们认为，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的管理者通常不是企业资本的完全所有者，这个事实产生了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金支出和企业的剩余损失。让管理者成为完全的剩余权益拥有者，可消除或起码减少代理成本。不过，管理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拥有者的能力又受到他自身财富的限制。因此，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
5. 委托—代理理论。威尔森（WILSON）等人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主要的契约安排（即委托权的安排）完全是外生的：资本家是委托人，劳动者是代理人。在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和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地被委托人观察到的前提下，在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代理人都必须承受部分风险，如果代理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代理人承受完全风险的办法来达到最优结果。
6. 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代表是玛格丽特·M·布莱尔，其关键思想为：与企业相关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不仅包括股东，还包括经理、职工、社区、供应商、销售商等，这些主体的利益与企业绩效休戚相关，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理应给予他们所有权，从而使责、权、利相一致，或者说，使“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称”。
三、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一）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内容
制度变迁，尤其是所有制演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题。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在揭示资本主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及其途径的过程中，阐明了制度变迁的有关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有个人，如工人和资本家；有阶级，如雇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雇佣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谈判或罢工就是推动制度变迁或修正制度的行为。政府或国家的立法和修改法律的行为也被马克思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但是，所有这些主体，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作为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而存在的。国家是阶级的代表，资本家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的，工人也是作为一个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抗争、谈判的。因此，“阶级”是制度变迁的主体，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态的演进，是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局。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来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正是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或者说内动力。当先进阶级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积极推进制度变迁时，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内动力和外动力相统一，共同推动制度变迁。
马克思认为，一种制度是否有效，不能以伦理道德和情感标准来评判，而要看它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制度变迁的效率标准是生产力标准。马克思指出，即使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也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由此创造了人类现代文明社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尽管如此，马克思指出，即使是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断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必然发生矛盾，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发展同样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生产力标准既可以用来评价现存制度，也可以用来评价制度变迁过程和新制度。由于人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力，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类自身的解放，因而马克思在评价一种制度时还经常分析人在该制度下的发展程度，并高度颂扬了共产主义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所以，马克思评价制度变迁的生产力标准中实际上包括了人类发展的标准。
马克思认为，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变迁的方式既有渐进式变迁，也有革命式变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导致所有制变迁，所有制变迁引起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属于根本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量变，是渐进式的。当生产力变化到一定程度引起所有制发生质变时，它就具有革命性变迁的特征。因此，马克思在揭示制度变迁的本质性原因的同时，实际上也指明了制度变迁在方式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发展的，都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都具有自己特殊的运动规律，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根据。因此，马克思绝不抽象地谈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更不以现代私有制的效率同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对比，而是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分析人类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进入公有制的过程。
马克思还认为，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依据与决定因素。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还包括他的企业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研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阐述了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制度（包括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在研究单个资本循环时，分析了企业资本总量既定时的资本结构问题；在研究股份制时，揭示了资本产权的分离、企业产权多元化及其对企业治理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典型意义上的企业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它是分工和生产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企业之所以成为资本的最佳经济组织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能为资本家赚钱。劳动资料本身的技术构成，决定了协作的规模和程度，从而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企业已经历了两个阶段：手工作坊和工场手工业制度，工厂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马克思认为，从手工工场制度到股份公司制度的演变，最根本的变化是企业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从单个资本来说，产权关系和企业制度的改变，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或者说，对利润的追求是企业制度演变的动力；从整个社会看，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推动企业制度演变的动力，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的调整，是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反应。
（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或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1. 二者的区别。
第一，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强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和把握制度的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重视历史分析，但是历史分析法并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诺思以经济学方法解释经济史，实质上是以个体功利为基础寻找经济制度产生、演变及经济增长的动力，其基本方法仍然是个体功利主义的。除基本方法论的差异外，二者的具体研究方法还存在诸多不同。如：马克思进行的制度均衡分析是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一致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供求均衡分析方法是新古典意义上的。
第二，理论基础不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对制度合理与否的评价，对制度变革依据的分析，都是以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为理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则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揭示和把握了社会制度运行费用即制度运行成本问题，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想的世界，建立起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第三，对制度变迁的考察角度或层次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其变迁的分析基本上是微观层次上的，在其理论体系中，只有个人或单个主体，明显缺乏从宏观层面上对制度变迁的认识和把握。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则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结合。在宏观层次上，分析了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与根本性制度变迁的关系；在微观层次上，分析了生产经营活动和人们的利益追求与具体层次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第四，对制度变迁的动力的看法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从单个制度变迁主体的行为动机或追求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把人们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并不否认利益追求这种动力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第五，对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也是制度变迁的内容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迁，其中包括国家的变迁，而不是由国家来主宰经济制度的变迁。
第六，对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关系的认识不同。所谓技术变迁，是指广义的各种技术的变化及由它导致的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和制度的变迁。马克思则认为，生产力决定制度和制度的变迁，而合理的制度和制度变迁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生产力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据此将马克思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并不像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与阿里斯那样只是片面地强调技术进步对制度创新的决定作用，而是辩证地看待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正如罗森伯格（N。 ROSENBERG）指出的：“辩证方法是理解马克思独一无二的方法论基础的最重要的因素。马克思不是提出技术变革的某种单向因果链，而是提出了丰富的分析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把马克思当作技术决定论者等于忽视他关于革命变革本质的辩证分析”。
2. 二者的联系与沟通。尽管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存在上述诸多的不同，但它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在阐述他们的理论时，也确实关注到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他们的评论，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都说明了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对他们的影响。诺思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并且认为马克思所关注的因素也正是他所关注的。归纳起来，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者在分析方法上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均衡与非均衡分析。
第二，二者都重视国家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第三，二者都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多样作了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的区分。的，而且都
第四，二者关于制度变迁的效率标准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才能较大幅度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并不排斥交易成本标准。另一方面，一种有效的制度变迁要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实施这种制度变迁和在新制度下活动所支付的成本必须是最低的。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标准也可以包含在生产力标准中。
第五，二者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也有可沟通之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对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动力，而相对价格的变化说到底是由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的变化以及技术的变革导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动力的观点是可以与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沟通的。
此外，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注重的是宏观性、长期性的制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偏重于微观的、具体的制度分析，就此而言，二者也可以各取所长，优势互补。把二者综合起来，可以丰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总之，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但是，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相比较，我们又不难发现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欠妥当的。正因为如此，本书主要应用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同时吸收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变迁的合理解释，来探讨我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