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 数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两幅帛书地图，即《地形图》和《驻军图》。两图均绘有当时称为里的居民点。《驻军图》上有一个方形的框线，表示防区。防区之内的里下面有注记文字。注文可分为三种：一是“××户，今毋人”；二是“××户，不反”；三是“并×里”。
这个户数表示什么意思呢？假如把它理解为该里的总户数，那末，注文就应该这样来解释：
（一）××户，今毋人：该里原来共有若干户，现在已经无人。
（二）××户，不反：该里原来共有若干户，它去未归。
（三）并×里：该里居民已并入某里。
结果，三种不同的注文表示一个相同的意思，即居民点现无居民。这样一来，军队驻防地便成了一个无人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防区内陯水西岸有一个波里。现以波里为例，可以说明注文中的户数不是每一个里的总户数。在波里的西北邻近处有一个弇里，注明并波里，它的南方邻近处有一个土秀 里，也注明并波里。因此，波里的户数包括三个里，应该较多。另外，可以肯定波里本身是一个较大的村庄，这可以由《地形图》加以证明。《地形图》比例尺小于《驻军图》大约一半，因此，《驻军图》上的很多里只有少数才被绘在《地形图》上。而在相应的位置上，波里却明显地标出来。这就说明波里是个著名的地方。但是，在波里之下注文却是“十七户，今毋人”。《驻军图》上各里所注户数一般是几十户，有的多达百户以上，十几户的极少。如果这个数字表明是各里的总户数，那末波里的户数极少，岂不成了一个很小的村庄？另外，弇里、土秀 里并入波里，波里又标明“今毋人”，这也是一个无法说明的矛盾。
因此，关于户数的注文应该这样解释：
（一）××户，今毋人：该里总户数中共有若干户现在已经无人。
（二）××户，不反：该里总户数中共有若干户它去未归。
（三）并×里：该里居民已并入某里。
其中只有并×里的注文表示居民全部转移，未注明户数，因为转移的户数即是村内居民的总户数。这种情况大概都是指小的村庄并入邻近的大的村庄（如上文的弇里、土秀里并入波里），以图自保。在秦汉战乱之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驻军图》之所以没有标出各里的总户数，只标出“无人”和“不反”的户数，可能因为当时另有户籍。秦朝政府很重视调查户口，齐民编户，《汉书·高帝纪》载吕后语“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可证。汉初，萧何取得秦的“律令图书”，得知“户口多少”，关于各地方的户数有册籍可以寻检，绘图者可能已经掌握了这项统计资料，所以在地图的注文中加以省略，只注出发生改变的新情况。
户数大量削减的现象，有助于推知《驻军图》绘制的具体年代。西汉立国之初，户口锐减。高帝七年，“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1]当时，就连这个残破程度较小的曲逆，户口也减少了六分之五。但到了惠帝和吕后时期，情况已大见好转。“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到文景时，户口大增，“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3]因此，《驻军图》反映的应是高帝时，或惠帝初年时的情况。
二、甲钩、甲英、甲攸
《驻军图》防区西北方向，有两处标“甲钩”，一处标“甲英”，一处标“甲攸”的字样。甲钩应指兵器之类。甲英、甲攸则比较费解。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使用同音假字的现象很普遍，《驻军图》更是如此，如以“封”字代“烽”字，就是明显的例证。甲英的“英”字，甲攸的“攸”字，实际上是笔划较繁的同音字的代字。英和缨同音，甲英就是甲缨。[4]《礼记·曲礼》：“野外军中无挚，以缨、拾、矢可也”。郑注：“非为礼之处，用时物相礼而已。缨，马繁缨也”。孔疏：“缨谓马繁缨，即马鞅也”。所以，甲英应为马具的代称。
甲攸的攸字作“”。《驻军图》东南方向有一河，名條水，上半部和攸字写法完全一样。所以攸字是條字的省写，即“篠”字，或作“筱”。篠是竹箭杆。《尔稚·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郭注：“竹箭，篠也。”《说文·竹部》：“筱，箭属，小竹也。从竹、攸声”。所以，甲攸即甲篠或甲筱，应为射器的代称。
总之，甲钩、甲英、甲攸可能指供应甲胄、兵器、马具、弓驽等的后勤部队。其位置在作战部队之后不远的隐蔽处，正符合军队驻防的部署原则。
三、都 尉 军
《驻军图》防区之内，有“周都尉军”、“徐都尉军”、“司马得军”的标志。有的学者把这几支驻军解释为长沙国或其邻郡的部队[5]，我以为是不对的。在汉代，诸侯国的最高军职先称中尉，后称执金吾，无都尉之称。郡的最高军职先称郡尉，后改称都尉，时在汉景帝中元二年七月，《汉书·景帝纪》和《百官公卿表》都有明确的记载。马王堆三号墓下葬于文帝十二年，在郡尉改称都尉之前的二十年。所以，把《驻军图》上的都尉军解释为郡国的地方军，显然是不妥当的。
因此，周都尉军等必定是汉朝中央派去的军队。都尉本秦官，汉初沿之，刘邦军中广置都尉。仅《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记当过都尉的功臣就不下四十余人。而且，在《驻军图》上，和周都尉、徐都尉一起的还有一个司马得，汉初，刘邦手下确有司马得其人。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这一支部队正是刘邦派去的。
秦汉之际，一个都尉统率士兵的数目，史无明文。《汉书·樊哙传》记樊哙“攻武关，至霸上，斩都尉一人，首十级，捕虏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樊哙全歼了武关至霸上的秦守军，而这里的秦守军很像是一个都尉军的编制。若此，秦都尉大约辖三千人。又，都尉在将军下，在骑将上，统兵当少于将军而多于骑将。骑将有骑千人将之称，[6]意即统兵千人，那末，都尉统兵在三千左右，相去不会很远。
《驻军图》上防区之内共有驻军八处，周都尉军一处，别军一处，徐都尉军三处，别军一处，司马得军二处。如一都尉统军三千，这里的兵员总数当在万人以上。据做过长沙王太傅的贾谊说：长沙立国之初，“乃在二万五千户耳。”[7]派出这么多的军队驻守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这是长沙国办不到的。由兵员的数字，也可以证明只能是汉中央派去的军队。
四、墓主人和《驻军图》的关系
由于马王堆一、二、三号墓的相继发掘，现在已经确知三个墓主的关系。二号墓主为軑侯利仓，一号墓主是利仓之妻，三号墓主是他们的儿子。利仓的儿子利豨于高后三年袭封，[8]可知利仓死于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据出土简牍确知三号墓下葬于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一号墓下葬晚于三号墓数年，当在文帝十五年左右，即公元前165年左右。
有的学者认为，《驻军图》产生在文帝初年，而三号墓主就是《驻军图》上“几支军队的统一指挥官。”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三号墓主在文帝初年时的年龄。他下葬于文帝十二年，据遗骸鉴定为三十岁左右，那末，文帝初年他只有二十岁不足。其生母死于文帝十五年前后，死时五十岁左右，文帝初年不过三十五岁上下，他的儿子不会超过二十岁，二者相合。利仓死后，侯位由三号墓主之兄（可能是异母兄）利豨承袭，长沙丞相一职由醴陵侯越继任。文帝初年，三号墓主是一尚不成熟的青年，亦无特别的权势，是不可能去做这几支军队的统一指挥官的。
另据前文，都尉军不是郡国的军队，而是汉中央的军队，汉朝廷派出的大军，其指挥权根本不可能交给长沙国的一个年轻人。至于说《驻军图》上中心的三角形城堡是“墓主人生前的常驻地”，更是没有依据的推断。总之，墓主人和《驻军图》未必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五、《驻军图》产生的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驻军图》显示的是汉初的一次军事行动。此次军事行动的一方是汉朝中央，另一方是赵佗的南粤国，同时也牵涉到吴氏的长沙国。根据汉初的政治形势，我以为《驻军图》反映的这一军事行动可能和高帝十一年陆贾第一次出使南粤有关。据上文关于户数的分析，《驻军图》描绘的是高帝末年前后的情况，和陆贾初使南粤时间吻合。高后末年文帝初年，虽然有用兵南粤的记载，但和《驻军图》的基本情况不符。
为什么这个时候汉朝派陆贾出使南粤呢？高帝十一年正月诛韩信，三月诛彭越，接着，英布“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9]，积极准备谋反。英布王淮南，地接长沙，他本是长沙王吴芮之婿，两国当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南粤王赵佗素不臣服。这时在南方显然存在着一个反汉的强大势力。在北方，陈豨已反，与韩王信联结匈奴，构成对汉的巨大威胁，刘邦已经穷于应付。这时，阻止在南方再出现一个这样的联盟，成为汉朝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英布谋反将起未起的时候，陆贾到了南粤国。在长沙和南粤的关系上，汉朝一向采用使二者对立的政策。陆贾代表汉朝，极力拉拢南粤，赵佗表示臣服。后来，英布在军事上很快就失败了，长沙力单，反而诱杀英布，向汉朝输忠。这样，由于汉朝在军事上、外交上的成功，南方反汉的联盟就胎死腹中了。
在刘邦派陆贾出使的同时，又秘密派遣这支军队，驻到南粤和长沙的交界处，选择距南粤都城番禺最近、最易出击的地方驻扎，做为陆贾谈判的后盾，以备应变。这可能就是《驻军图》产生的历史背景。
汉初封异姓王出于不得已。诸侯王在国中权势极盛。汉中央只保留派遣丞相的权力。因此，它所派遣的丞相往往成为诸侯王行动的监视人。高帝十一年，长沙国丞相是第一代軑侯利仑，他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当汉朝派出的军队来到长沙境内执行某项军事任务时，利仑势必给以最大限度的协助。《驻军图》出土于軑侯利仓家族的墓中，原因正在于此。
注释：
[1]《汉书·陈平传》卷四十。
[2]《史记·吕太后本纪》卷九。
[3]《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卷十六。
[4]参见詹立波《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载《古地图》附《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5年。詹文即以“缨”注“英”，但未加说明。
[5]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载《古地图》附《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5年。
[6]《汉书·靳歙传》“（靳歙）击秦军开封东，斩骑千人将一人。”
[7]《汉书·贾谊传》卷四八。
[8]参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卷十六。
[9]《汉书·英布传》卷三四。
（原载《考古》197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