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的出现既是南诏政治意识不断膨胀的结果，又是唐朝与吐蕃政治博弈的产物。可以说，唐朝、吐蕃、南诏三者之间此长彼消的政治互动，既伴随着南诏国的诞生，又伴随着南诏国的发展。每一次敌友关系的转化，南诏均化解了危机，并获得发展机会。从这一角度而言，南诏是三角互动关系中最大的赢家。
（一）南诏与吐蕃的矛盾
公元779年，阁罗凤卒。由于子凤伽异早亡，孙异牟寻继承了祖父的事业。史载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具有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和杰出的政治才能。异牟寻继位后，这位年轻的南诏国主对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立即表示出了不安与反感。
吐蕃与南诏的关系由于受时代的、民族的、社会制度诸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是平等的，出于军事均衡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友好关系，也始终伴随着阴影和矛盾。例如，吐蕃虽与南诏结盟，但对南诏始终怀有不信任之心，对南诏采取了种种控制措施。吐蕃通过神川都督府（在今丽江地区）对南诏进行政治上的监视，而且收纳了被南诏攻灭的浪穹、邓赕二诏的贵族孑余利罗式，培养其势力，形成对南诏的政治威胁，“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还“委利罗式甲士六十侍卫”，重赏利罗式。依仗吐蕃的扶持，利罗式甚至公开挑衅南诏，狂妄无礼，“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富当为我有。’”此为南诏难忍之一；吐蕃还向南诏征敛苛重，实施经济压制，“吐蕃役赋南蛮重数”神川都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为南诏难忍之二；吐蕃又在南诏调兵无度，“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南诏的军队还屡屡被吐蕃驱使调动，“蕃人入寇必以南诏为前锋”，吐蕃置南诏军于战争的最前沿，牺牲他人保全自己，为南诏难忍之三。吐蕃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残暴政策，也引起了南诏极大的不安，“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跋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忠志，身亦丧亡”，南诏“每虑一朝亦被此祸”，为难忍之四。更主要的是，吐蕃吞并南诏之心，为南诏最不可忍。樊绰《蛮书》附录赵昌奏状说：“天宝年中，其祖阁罗凤被边将张虔陀谗构，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以赞普年少，信任谗佞，欲并其国。”
然而，在南诏与吐蕃的实力对比中，南诏处于弱势，虽有“难忍”，但“吞声无诉”。天宝之战后，南诏与唐朝之间的矛盾存在，迫使南诏必须保持与吐蕃联盟。公元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寇唐，“一趋茂州，逾文川，扰灌口；一趋扶、文，掠方维、白坝；一侵黎、雅，叩邛郲关”，欲取蜀地为吐蕃之东府。“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峭且十万。”这次战争唐朝取得了胜利，吐蕃和南诏死伤较为惨重，“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战争的失利使吐蕃迁怒于南诏，并把异牟寻改封为“日东王”。从“赞普钟”到“日东王”，南诏由兄弟之国下降为附属之国，南诏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胁，南诏与吐蕃之间的政治裂痕出现。
南诏与吐蕃的矛盾愈埋愈深，南诏内部也出现了反抗吐蕃的意见。《新唐书·南诏传》说，南诏清平官郑回“说异牟寻曰：‘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善之，稍谋内附，然未敢发。”郑回原是唐朝西泸县令，巂州破灭时，为南诏所虏。阁罗凤重其儒学深厚，赐名“蛮利”，为南诏帝师。南诏凤伽异、异牟寻及寻梦凑皆师从郑回。异牟寻对郑回尤为器重，“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郑回从政治家的长远目光出发，以唐朝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对比吐蕃，促使南诏异牟寻产生了回归唐朝的想法。
（二）贞元会盟
在与唐朝对抗中，吐蕃较为主动，南诏则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史籍中少见南诏主动挑起与唐朝战事的记录。而吐蕃政权在与南诏联盟后，势力更盛，频频侵扰唐境，迫使唐朝对吐蕃的防线自西北的甘陇拉长至西川的南部。巂州失陷，更使吐蕃毫无顾忌地在西北进行侵扰，占领了河湟一带，把东部的疆界直向唐朝的“王畿”附近推移，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军队甚至直入长安。公元763年至780年间（广德元年至建中元年），吐蕃又屡寇西川，“饮马岷江”，以“南诏为前锋；操倍寻之戟，且战且进。蜀兵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
面对连年的边境危机，唐朝采纳宰相李泌的建议，调整战略，“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唐德宗从之，唐朝开始转变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并于公元788年以咸安公主和亲回纥。和亲后，回纥与吐蕃决裂，并表示：“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唐朝的西北边境得到了稳定。
公元785年，韦皋为西川节度使，展开了对西南边境少数民的招徕，包括“东蛮”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随即投向了唐朝。“东蛮”指分布在大渡河南金沙江以北的区域之内的乌蛮部落群，其较大者有勿邓、两林、丰琶三个部落。“东蛮”“胜兵常数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地处唐、吐蕃和南诏三大势力之间，受三种势力的影响，政治上摇摆不定。“东蛮”在政治上投向唐朝之后，引起了异牟寻的注意。为探明唐朝的意图，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春，“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唐朝方面因此得知了南诏的归化之意，并认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于是命韦皋有意招抚南诏。
公元787年5月，韦皋写信给东蛮首领苴那时，命其了解南诏的情况。六月，韦皋又致信南诏，“令趣遣使入见”。但异牟寻仍“未敢自遣使”，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宴之于麒麟殿，赐赍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唐朝给予东蛮鬼主较高的政治礼遇，充分表明了唐朝的态度。然而，吐蕃此时仍屯兵神川都督府（在今丽江地区），对南诏还具有较大威胁，异牟寻不敢擅动。
同年十月，“吐蕃发兵十万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然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去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韦皋成功地分化了吐蕃和南诏的军事联动，制造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并联合东蛮，打退了吐蕃的侵扰。一个月之后吐蕃单独用兵，又为韦皋所败。之后，唐朝和吐蕃均加紧了对南诏的争取工作。韦皋以“怀柔”的政治姿态，“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又派南诏旧臣段忠义回乡传达唐朝意图，并斩杀了叛降吐蕃的勿邓鬼主苴梦冲，肃清南诏边境的叛唐势力，保证了西洱河与西川的畅通。
吐蕃方面则采取与唐朝截然相反的方式，“屡遣人诱胁云南”，索取南诏大臣子弟为人质，并加紧扶持南诏夙敌利罗式异牟寻致西川节度府文书云：“今吐蕃委利式甲士六十侍卫，因知怀恶不谬。”，利用磨些对南诏进行监视。吐蕃的做法致使南诏愈加怨恨，并在行动上进行抵触，“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双方关系进而愈加恶化，相互之间甚至开始了实质上的军事防御，《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即载：“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异牟寻终于决心归附唐朝。“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韦皋的苦心经营终于有了结果，南诏三路献表，回归唐朝，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韦皋派西川巡官崔佐时与南诏会盟。异牟寻帅其众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其盟文云：云南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节度使判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即愿牟寻、清平官、大军将等福祚无疆，子孙昌盛不绝，管诸赕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克捷。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全唐文》卷九九九《与中国誓文》。盟誓之后，南诏即遣使随崔佐时入朝。同年，南诏出兵攻取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夺取吐蕃城堡十六座，俘虏其王五人，降其民十余万；同时还俘获了原浪穹诏贵族孑余利罗式，统治了这一带地方的“乌蛮”、“施蛮”、“顺蛮”、“磨些蛮”和部分吐蕃人口，彻底清除了长期以来盘踞于此的政治夙敌。《新唐书·南诏传》说：“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赍赐有加。”贞元十年六月至七月，唐朝派祠部郎中兼御使中丞袁滋为南诏册封史。“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窠，文曰：贞元册南诏印。”
《蛮书》记载，袁滋一行自石门（今云南大关县豆沙关）入云南。南诏对朝廷使臣的欢迎极其隆重。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罗札，以及曹长、同伦判官九人远道迎接，又有子弟羽仪六人沿途视事。当袁滋一行途经安宁城、曲驿（楚雄）、云南（祥云）、白崖城（弥渡红岩）、龙尾城（下关）时皆受到当地官员、百姓、马步军队的夹道欢迎。袁滋入太和城时，异牟寻遣清平官、大军将等以金鋑玉珂之良马六十匹来迎，步军、马军列队二十余里夹道欢迎。异牟寻本人则“衣金甲，披大皮虫，执双铎鞘”，携子寻阁劝亲自出阳苴咩城五里迎接。以大象十二头引道，后随马军、歌舞乐队、手持斧钺的仪仗队，场面盛况空前。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阳苴咩城彩旗飞扬，“南诏，宣慰南诏史东向立，册立南诏史南向立，宣敕书，读册文讫。南诏及清平官以下稽颡再拜，手舞足蹈，册立史袁滋引杯酾酒曰：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继也。异牟寻嘘嘻曰：敢不承命！”真可谓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从分裂到回归，南诏又回到了统一王朝的版图之内，并把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发展的格局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贞元会盟以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变得空前亲密，异牟寻“比年献方物”，与唐朝展开了频繁的交流。白居易《蛮子朝》记载了南诏朝见长安时的一次情景：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蛮子。蛮子导从者谁何？摩挲俗羽双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军将系金嗟。异牟寻男寻阁劝，特敕召对延英殿。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玉座近天颜。冕旒不垂亲劳徕，赐衣赐食移时对。移时对，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羡色。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闻对一刻。这一场景亲密融洽，唐德宗对南诏王子寻阁劝极为看重，甚至赐予珍贵之物以示优遇。
（三）三角政治关系的变化
贞元会盟是南诏政治回归的标志。会盟之后，唐朝减轻了吐蕃对西南边境的压力，恢复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南诏摆脱了吐蕃的羁控，作为唐朝的“西南藩屏”，再次与吐蕃形成对立。吐蕃方面，则在唐朝与南诏的联合下遭到重创，逐渐丧失了在西南地区的主动权。
公元795年，南诏夺取了长期为吐蕃控制的昆明城（今盐源），把金沙江北、雅砻江以西地带的一部分“乌蛮”与“磨些”的部落也收入治下。唐朝则收复了曾为吐蕃占据的巂州城（今西昌），恢复对原巂州北部地区的统治；巂州南部的会同上下及昆明城一带则仍属南诏。之后，南诏和唐朝布置防线，“皋令免按兵巂州，节级镇守，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新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并多次联合打败了吐蕃的军事进攻。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及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吐蕃分别率大军兵分两路对南诏边境和巂州发起进攻，异牟寻与韦皋互为犄角发兵迎战，吐蕃连遭挫败，无功而返。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朝联合回鹘、南诏等对吐蕃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回鹘、太原、分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而“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径神川、纳川，与南诏会”。在唐朝及其联军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打击之下，吐蕃惨遭失败，“振武、灵武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这次战役之中，“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唐德宗还特意派中人尹偕对异牟寻进行慰问。
吐蕃在唐朝与南诏的联合下，军事方面连连失利，连年的征战也疲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公元797年赤松德赞死后，诸子争立，国内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混乱，公元798年赤松德赞继位之后，便开始谋求缓和与唐朝的紧张关系。所以这次战争之后，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在西南战场上开始由攻退到守，对南诏也无力干涉。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剑南西川节度韦皋卒。三年之后（公元808年），南诏异牟寻卒，唐宪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两位历史人物相继谢幕，唐、诏关系的蜜月期也随之结束。之后唐朝剑南西川的政局也开始出现了混乱。韦皋卒后，其副使刘辟拥兵擅政，节度西川。唐宪宗派高崇文讨伐刘辟，西川才又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刘辟叛变，反映出唐朝内部的政治问题已日趋严重。从肃宗时代开始，宦官把持了国政，并与藩镇节度盘根错节、互为利用。唐朝内政腐败，“官乱人贫”，唐朝晚期，藩镇割据之风愈演愈烈，自穆宗即位之后，藩镇增加至六11个，仅山南、剑南、岭南、河西四道为朝廷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对南诏的管理也不再强硬和有力了。
异牟寻的后继者们依然与唐朝保持着政治的臣属关系。公元808年寻阁劝继位之后，唐朝依旧例册封其为南诏王。第二年，寻阁劝卒，子劝龙晟立。公元816年，弄栋节度王嵯巅杀劝龙晟，立其弟劝利为王。这一时期，不管南诏王权出现了怎样的更迭，但始终对唐朝朝贡不绝、保持友好。其间，南诏在唐朝边境上仍“小有钞盗”，但“未敢犯州县”，如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南诏进攻唐朝安南都护府的北部边境；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南诏入寇黔中，后在唐朝的招谕之下退兵。这二次边境摩擦对双方的友好关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公元823年，劝利卒，其弟劝丰佑立。劝丰佑基本上还是继承了贞元会盟以来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他在位的三十七年（公元823～859年）时间里，南诏向唐朝遣使朝贡十六次。但是，就在使臣的频繁往来之间，南诏又主动对唐朝发起了战争。公元829年11月，以西川节度杜元颖克扣士兵衣粮、致使士兵偷盗南诏边境为由，劝丰佑遣王嵯巅率兵攻西川，先后陷巂（州驻今西昌）、戎（州驻今宜宾）、邛（州驻今邛崃）三州，然后兵入成都，在成都西城驻兵十天，安抚百姓，不行劫掠，将还，“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南诏的掠夺行为对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巅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
南诏入寇成都之后，唐朝及时修正了南诏的行为，西川节度李裕德要回了被南诏掠去的工伎、僧道四千人，并加强了对边境的防御措施。自此南诏与唐朝基本上保持了近三十年的友好关系。劝丰佑统治晚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出现异常。新任西川节度杜倧以“军府颇厌于廪给”为由，奏请减少南诏派驻于成都学习的贵族子弟，并荒唐地认为南诏朝贡是为了获取赏赐，要求减少南诏朝贡的人数，由是引致南诏极大的愤怒，南诏召回了子弟，撤回了使者，从此不按时入贡，并不时骚扰唐朝边境。这一时期，尽管南诏不时有侵犯唐境的情况，但唐朝采取了避免冲突扩大的审慎态度，南诏与唐朝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升级，和平与友好仍是发展的主流。
（四）南诏的强盛
异牟寻开启了南诏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贞元会盟后至劝丰佑主政的这一段时期，南诏脱离了吐蕃的压制，进入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阶段。南诏打开国门，积极开展与唐朝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与古中南半岛地区的联系，使南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皮罗阁四十余年的经营基础上，再次获得飞跃，尤其是南诏新经济区的开发，对劳动力人口的掠夺，对外贸易的展开，极大地促进了南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南诏后期能与唐朝进行近二十余年战争的经济基础。相较处于发展颓势的唐朝和吐蕃而言，这一时期南诏国势鼎盛，声威远播，已然成为西南地区最为活跃的政治实体。
1.政治的发展
随着南诏国的发展，南诏的国家意识也日益凸显。公元779年，异牟寻仿效中原帝王“封岳渎”的做法，择境内名山大川封五岳四渎。五岳是：中岳点苍山，东岳乌龙山（今乌蒙山），南岳蒙乐山（今无量山），西岳高黎贡山，北岳玉龙雪山；四渎是：金沙江、澜沧江、黑惠江、怒江。异牟寻封“五岳四渎”，明显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意念，是从国家的角度对南诏领土大致范围的勾画。
为适应南诏的发展，异牟寻还进一步完善了南诏的各项政治制度，例如，改中央行政机构“六曹”为“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馆，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皆清平官、酋望、大军将兼之。在原来六曹职能机构的基础上，另添设厥爽掌工程建设，禾爽掌商业贸易，慈爽掌掌礼乐，还设乞托“主牛”、禄托“主马”，专门管理畜牧经济。异牟寻改制后，使南诏的政治制度从内容到形式更为完备，也更适合南诏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
2.经济的发展
异牟寻致力于南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皮罗阁不同的是，异牟寻把南诏经济发展的重点由滇西洱海地区向滇东滇池地区扩展。南诏筑拓东城坐镇东方之后，随着南诏政治势力的深入，对滇池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开发开始成为南诏重要的经营内容。这一地区自秦汉以来一向为富庶之地，南北朝时为爨氏统治中心，经过爨氏之间的兼并斗争，以及南诏西迁白蛮二十万户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州、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要恢复毁于兵戈的滇池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在攻取吐蕃神川都督之地后，随即就把当地的施蛮、顺蛮、磨些蛮、裳人等民族人口迁移至滇池地区进行经济开发，《蛮书》卷六载南诏“又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征服金齿（傣族）地区之后，同样也迁移了一部分人口到滇池地区，这些被迁移到滇池地区的少数民族，成为了南诏的集体奴隶，为开发滇池地区作出了贡献。至南诏中后期，“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农业生产得到了巨大的进步，成为南诏经济的重要支撑。
3.文化的繁荣
贞元会盟之后，南诏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渠道再次打开。相较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唐文化对南诏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异牟寻视儒学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绝中华，杜绝声教。”南诏回归不久后就恢复了派贵族子弟就学内地的旧例，为南诏文化的发展提供补给。儒学之外，唐代的诗歌、音乐、建筑艺术等也对南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寻阁劝、赵叔达等为代表，开创了南诏诗歌艺术的先河；《南诏奉圣乐》则代表了南诏音乐发展的最高成就；受唐代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南诏境内也开始出现了修建大型佛寺、佛塔之风，著名的崇圣寺、千寻塔等建筑就修建于这一时期。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源自于印度的密宗阿吒力教传入南诏以后，“与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相适应，不断地吸收中原汉地佛教显、密诸宗，儒家学说，道教思想和神祇而形成一个密宗新宗派”。为南诏所尊崇。南诏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4.对外交往的扩大
公元794年，南诏又派兵南下银生地区（今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地区），征服了茫天连（今孟连县）、茫吐薅（今澜沧县一带）、黑齿等十部落（今缅甸南掸邦一带），以及同区域的“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部落并设银生节度进行管辖。以银生节度为依托，南诏军事活动的范围一度到达女王国（今泰国北部的南奔府一带）、陆真腊、水真腊（分别位于今老挝、柬埔寨境内）几个中南半岛古国。南诏“曾领马军到海畔，见苍波汹涌，怅然收军却回”。南诏声威远扬，影响及于整个半岛地区，并且与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为活跃，贞元中，南诏向唐朝进献夷中歌曲，令骠国进乐人。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曾载：“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皆西通之国，交趾、八百、真腊、占城、挝国皆南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棉、毡布、珲琚、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渐有昌也。”
第三章 南诏的衰落与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