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富流失引起的思考
某证券公司董事长称，他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外方股东根据协议对管理公司股份要增持到49%，外方高层预计五年之后可以从中国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股权投资收益每年6亿元人民币以上。不到5千万元的一次性投资未来每年可以持续从中国拿走6亿元的财富，相当于20.44万中国农民为外来资本所在国每年生产3.07亿吨粮食。如果中国设立20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未来每年汇出境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这仅仅是一个基金业的状况。造成国民财富流出的还有合资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深圳发展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商业银行争先恐后地向外资出售或即将出售银行股权，我们廉价地按报表上的价值出售股权和收益权，外资机构得到的是业务网络渠道和存在于报表之外巨大的无形资产。以强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网络支持的工行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廉价地出售给了第一波士顿25%，同样，以交通银行业务网络支持的交行基金管理公司股权廉价地出售给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0%。我们的政府和企业是否统计过，10年之后，这些投资需要从中国拿走多少国民收入？我们能够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制度、技术和就业机会吗？我们合资时候的愿望都是基于一个假设：他们会把我们想要的给我们。可是，自从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出让股权、出让市场、出让国家的经济版图，得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增长能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后果却十分严重。
（二）不能轻视中国的经济版图
以价值形态表现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国家经济循环中的血液，如果长期大量流出体外，势必造成经济崩溃、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从经济循环与周转的角度分析，部分海内外专家学者“看空”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此，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国为什么需要出让这些经济版图？出让这些经济版图想换取什么？能换来我们想要的技术吗？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是否也把他们国内的盈利产业的股权廉价地出让给中国企业了？我们哪个企业可以从西方国家的某个基金管理公司那里按照一股1元人民币的价格取得30%的股权？50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会不会把现在以割让经济版图的“大跃进式对外开放”与1958年砍森林炼钢铁的“大跃进式工业化”视为同样的无知和愚蠢呢？那时我们还能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多少产业升级的空间呢？
国内经济版图是由本土企业在国内各个行业中所拥有股权数量和所占有的市场地位组成的。20多年来，大跃进式的开放已经使我国丢失了大量的经济版图。由于可以进口民航客机，我们葬送了民机产业；由于可以合资生产汽车，我们割让了汽车业的半壁江山。再过40年，中国庞大的汽车市场能否培养出一个年利润100亿美元的中国自己的汽车公司？这已经不可能了。据统计，在中国27个行业中，由外资控制的产业已经占据21个。外资正在加紧占领流通领域的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市场，我们的各级官员也在急不可待地开放这块市场。我们用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对西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跟老牌资本主义的精英们谈资本运作，最终结局只能是“我们付出的很多很多，得到的是一无所有”。我们出让了大量的经济版图，但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技术、技巧与管理经验，却培养和形成了对外资的依赖属性。割让经济版图换不来技术、换不来制度、换不来创新能力、换不来核心竞争力，只能导致国家整体技术创新能力的退化，只能换来对外资毒性的依赖。也许，这将是50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对2005年之前20多年对外开放政策的总结。这种总结所形成的遗憾与痛心恰似1958年对清朝末期“洋务运动”的总结，恰似2005年对1958年毁林炼钢的“工业化模式”的总结。
西方国家的公司理财学通过对各种融资手段进行成本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股权性融资是成本最高的融资手段。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资就是成本最高的股权性融资。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垄断和控制某些行业，那么这类招商引资行为属于成本和代价更高的“控股权性融资”。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本土企业受到巨大的冲击，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无效资产并形成了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这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负担；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并没有在外资企业得到相应的再就业，即使在外资企业就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收入保障，透支未来的低工资“血酬制度”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招牌，类似沃尔玛这样跨国公司可以在中国不设工会却照样营业；外资拿走了利润，甚至拿走了税收。外资企业提出了在中国的经营策略是“给中国留下GDP，带走利润，避开税收。”国际上资本成本大约是年收益率12%，以此推算，只有年收益率大于20%或市盈率小于5倍，才能满足国际资本离开母国进入中国进行“风险投资”的要求。以目前8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计算，每年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利润以及避税收入大约在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的海外投资总收益几乎是零，二者相抵，中国属于国民收入净流出的国家。国民收入净流出是一个国家经济体的“失血现象”。这种“失血现象”能够维持多久，“失血量的极限”是多少，“失血时间和数量”何时可能突破金融的极限、经济的极限、政治的极限和社会的极限，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冷静思考的问题。
（三）新时期的对外开放策略
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离不开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版图。为此，在新的对外开放时期，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对外开放策略。
（1）各级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要有强烈的经济版图意识和经济主权意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经济版图，必须培养国家和本土企业扩张经济版图的能力，必须具有强烈的经济主权意识。各级政府和各类本土企业绝不能因追求政府短期政绩、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以“洋买办意识”来主导和执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
（2）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本土企业需要在全球化环境之下提高三个层次的效率，即企业效率、资本市场效率和政府行政效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把“开放”等同于发展、等同于国民福利的提高。其实，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发展”要区分为属于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还是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要区分为是本国国民福利的增加，还是他国国民福利的增加，要区分为是表面统计数据上的GDP繁荣，还是确实形成了本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外开放能否带来可持续的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取决于三个层次的较量，国内企业的综合效率与国外企业综合效率的较量，国内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与国际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较量，国内政府行政效率与国外政府及国际组织行政效率的较量。如果这三个层次的较量都处于劣势，那么我们在利益上一定付出了大的代价。这种对外开放的代价不应该理解为“购买制度的成本”，因为制度属于公开的“源代码”，不需要购买，即使买来也未必用得上。所以，此类代价和成本没有哪个会计科目可以分摊，只能作为国民财富的流失来处理。因此，在对外开放策略与步骤的设计方面，需要根据效率优先原则进行对外开放度的排序。对于效率比较高的领域，可以提高开放度；对于效率比较低的领域，需要通过限制合资公司和限制股权比例的方式严格控制开放度。
（3）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体系中，国家需要控制住起主导作用的环节，防止遭到外资的控制。
①生产环节
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循环过程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属于生产性环节，可以适度鼓励引进外资，但是对于一部分产业关联度高的行业比如汽车、石化、钢铁等，仍然需要支持和鼓励本土企业占据绝对的控制优势。
②交换环节
交通运输、物流（快递）、商业连锁、商品直销等属于再生产的交换环节，需要谨慎开放、谨慎引资。这意味着被允许的合资企业要进行数量控制、股份比例控制。尽管我国加入了WTO，需要履行相关的开放承诺，同时我们更要学习西方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在WTO框架之下如何保护本国经济版图的各类措施。
③分配环节
分配环节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它属于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环节，直接决定着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控制权，政府需要严格控制对外开放的程度。处于分配环节的产业主要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管理、审计评估、信用评级、资讯、传媒等产业。这些产业并不创造物质财富，但直接影响着物质财富创造的效率，同时直接参与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在国家整体的经济版图上，这里是国家经济版图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地缘政治之父”约翰·麦金德的一句名言：“谁真正控制了核心地带，谁就有可能控制世界。”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分配环节和分配领域就是“经济领域的核心地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以银行业务网络作支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都不应该到海外上市，或让外资参股、控股。否则，十年之后回首今日之所为，一定会产生类似于中国石油海外上市一样的扼腕之痛惜。在西方国家，他们愿意出售的股权往往都是生产领域的企业，比如TCL所购买的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联想购买的IBM的PC业务，很难想象中国的企业能够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按中国人给外资机构的价格（比如每股1元人民币）买到发达国家金融企业30%以上的股权。我们期望着通过引进外资来改造国内的金融企业，但这种期望真的能够实现吗？退一步讲，我们能否长期承受一个金融企业每年30%～50%甚至更多的权益输出作为购买一个企业制度或治理结构的成本？在中国的资源与环境已经无法继续承受制造业之沉重的时期，内资资本急需进行产业升级，我们是否给这些内资资本预留了产业升级的空间？我们不仅要保护本国的经济版图，而且要利用全球化过程对某些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所提供的收购机遇来拓宽我们的经济版图。
（4）政府需要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下建立起全球化的平衡能力。市场竞争导致从局部均衡走向一般均衡，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则是从一个国家经济的局部均衡走向全球经济的一般均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因此，政府（包括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全球化的均衡过程绝不能等同于国内经济的平衡。当中国出口产品普遍面临反倾销，而同时上游进口产品和原料普遍面临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陷于实物形态的失衡；当外国直接投资汇出的利润与本土企业投资海外所汇回的利润出现巨大逆差的时候，其实属于价值形态的失衡。政府需要在宏观经济上给出如下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建立起怎样上游产业链和进口链（比如石油、原材料等）实现与下游产业链和出口链的平衡？我们能够容纳多少外资，能够承受每年汇出多少利润？我国的本土企业能够从海外汇回多少利润？二者之间是顺差还是逆差？汇率和税收其实是调控经济的强有力的政策性工具。制定汇率政策和外资税收政策的出发点不是国外政府的压力和国际舆论，而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实物平衡、价值平衡以及国民收入的平衡。政府需要在汇率政策、外资税收政策以及外汇贷款政策方面建立起实物平衡能力、价值平衡能力和国民收入的平衡能力。
（5）培养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此，需要推行以下三大措施。
第一，为本土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对外资的税收优惠事实上属于承认国内经济和政治环境恶劣而给予国际资本风险贴水的补偿。这种补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已经加入WTO，政治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今天，这种补偿已经没有必要。
第二，建立一个规范、高效的资本市场，支持本土企业发展。在中国进行攻城略地的跨国公司后面是一个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作为其后援支持。中国本土企业缺乏一个高效率的资本市场的支持，这一现状使中国企业在“武器的层面上”与外国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
第三，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通过引进“机构委托资产管理制度”或“机构信托资产管理制度”，在保持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以市场化授权的方式代替行政性授权的方式，将企业的管理权委托给专业化的民营化管理机构进行管理，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保卫中国的经济版图需要本国政府，更需要本土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