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是帮助企业降低外部融资成本，解决企业外部融资过程中所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发展往往伴随着更健全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更好的公司治理，因而可以发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作用。李连发等通过分析33个国家非上市企业的数据，发现了与上述理论一致的经验证据：企业越是依赖外部融资，金融发展对企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这表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下降，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王定祥等基于资本分工视角，讨论了金融资本内生形成过程，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资本的形成是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裂变出来的结果，金融资本适度形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形成不足或过度均会损害经济的稳定增长；只要市场机制健全和制度富有弹性，偏离适度的金融资本会自动恢复到适度状态，进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他们运用1952—2007年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952年以来，外生金融深化与内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实施并没有使中国外生金融资本形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资本的内生形成却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理论上分析了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和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对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基本结论是：城市化的积聚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住房成本对服务竞争力产生了负向效应。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减少城市化成本的过快上升，转变城市化模式，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王泽填等研究了发展中经济体在结构转型中如何削弱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作用。研究表明，以农村人口城市化为特征的结构转型是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构转型抑制了工资水平和不可贸易品价格随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而上涨的幅度，从而削弱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他们用184个经济体1974—200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人口比重越大，实际汇率随相对人均收入提高的幅度越小；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农村人口比重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削弱程度越强。稳健性检验（包括对农村人口比重做内生化处理）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论。
郭文杰等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城市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劳动力流动对于服务业增长产生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服务业的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换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区域差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郑国等认为，人类社会城乡关系经历了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对应于这三个阶段的理论研究和城乡关系治理也体现出合—分—合的特征。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城乡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城乡统筹的对策和政策也应有所差别。对处于城乡融合阶段的区域，重点要破解城乡二元制度，实行城乡合治，以城市社会的治理方式来治理整个区域；对处于城乡分离后期的区域，要给予乡村公平的发展机会，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的一体化发展；对处于城乡分离前期的区域，要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基础上，以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对处于乡育城市后期的区域，要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城乡统筹能力。383冯子标等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但农民的转型却很不彻底，只完成了一半，农民的半转型是快速工业化和缓慢城市化的产物，半转型的农民工成就了我国今日的工业化，也制约着工业化的继续前行，而我国工业化的全面实现，需要农民工完全转型。
（三）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严成樑等在一个具有内生化劳动选择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休闲选择、储蓄—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从而影响经济增长；Barro（1990）关于所得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并不一定总是成立。他们运用1997—2007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可能的原因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的适可范围或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较低。385严成樑等在一个资本积累和创新相互作用的内生增长经济中考察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的结论是：当政府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为生产性公共支出融资时，消费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劳动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公司收入税、资本收入税税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相对于生产性公共支出，政府对资本积累或是研发的补贴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丁从明等基于总供给-总需求（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a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他们根据1952—2007的数据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李真男建立了一个结合两级政府、三种支出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外，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以及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正负作用取决于支出的初始值和支出的相对生产率诸因素。最优的收入分配比例应该与该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转移支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于调整初始税收收入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对这个标准的扭曲。每级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越小越好，以维持政府能正常运转即可，而每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应该与该种支出的相对生产率相对称。
杜雪君等采用1998—2005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是土地财政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并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应正视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率，规范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
（四）扩大消费与经济增长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重点是扩大消费。沈利生通过把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拆分成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利用相应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测算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消费的拉动作用在下降，出口的拉动作用在上升。因此，必须扩大消费的拉动作用，使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390李义平认为，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消费拉动，如果不能把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为此政策设计的着力点应当有利于消费拉动，从制度安排上有利于消费拉动。391赵吉林提出当前保增长的关键是要保持消费增长，保增长的实质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将投资、出口为重转向以消费为重，确立居民消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轴心地位。
扩大消费，一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方福前运用1995—2005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30个省市区城乡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的计量结果发现：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高度相关，且在这11年里中国居民城乡消费函数相对稳定；医疗、教育和住房体制改革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一些流行的观点不能得到计量结果的支持。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1992—2004年中国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解释了1997—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在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占有的份额不断下降。
二是要调整居民收入差距。娄峰等运用1991—2005年中国分省数据，根据Horowitz、Henderson半参数面板模型估计法和Hubler非参数广义矩估计方法构建了动态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刻画出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变化轨迹。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的“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体呈现双峰波形。
三是要扩大农村消费。李伟群等提出挖掘农村地区消费潜力、快速拉动内需，必须积极探索完善城乡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增加土地要素资产性收入、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四是要启动由政府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建设。何孝星等分析了我国当前内需刺激政策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提出为确保经济持续而又稳定增长，我国必须尽快启动由政府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建设，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性住宅供给，这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可以刺激消费需求，是解决我国内需持续扩张的两全之策。
五是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杨继瑞认为，要刺激居民消费，关键在于要树立老百姓的消费信心，从而要着力完善包括医疗、失业、教育、住房等在内的保障体系，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股市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使居民在创造财富的进程中支撑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的提升，从而才能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借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五）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
如何判断我国能源—经济—环境的协调度？赵芳通过建立能源—经济—环境（3E）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隶属度函数对中国3E系统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2000—2007年间，3E系统协调度平均为0.6860，处于弱协调状态；能源与经济处于轻度不协调等级，能源与环境属弱协调等级；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平均为0.4866，呈中度不协调状态。3E系统处在动态调整之中，系统总的协调发展趋势趋向好转，但距离稳定的优质协调发展目标还有较长距离。应通过建立3E协调发展的政策保证体系，完善绿色资本市场、建立国家级新能源基地等进一步改善3E协调状况。398林伯强等从资源、环境和社会三个层面出发，构建并计算了中国各省份可持续人文发展指数（SHDI），以此作为定量评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以收敛性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电力产业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电力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以煤为主的电力结构是导致中国资源和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从社会层面看，人均电力投入在不同地区的边际收益不同，对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的模拟结果表明，通过合理的电力布局，将电源分布向能源送端倾斜有利于保证社会公平与能源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一致性，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399许士春等利用1990—2006年江苏省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江苏省为例研究经济开放对环境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质量改善的Granger原因；而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环境，同时出口增长是环境污染增加的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共同作用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这些研究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江苏省是不成立的，江苏省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由于省内企业大规模出口造成的。
如何推进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应瑞瑶等利用1999—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绿色创新及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揭示了绿色创新的动力和机制：（1）我国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主要源于煤炭的污染性、而非能源的稀缺性，各地区的绿色创新主要面向“减排”、而非“节能”；（2）我国资源充裕地区的绿色创新动力，主要依赖于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与人力资本、采取相对更严的环境政策与措施；（3）绿色创新对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传统创新对资源丰裕地区的相应贡献率，绿色创新对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其对资源贫乏地区的相应贡献率。因此，绿色创新下的资源禀赋并非“资源诅咒”，而是“资源福音”，这不仅是“适者生存”的必要手段，更是破解“资源诅咒”的重要途径。401曹静根据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了基于污染量控制的排污权交易与基于价格变化的碳税机制的优缺点，得出碳税政策更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结论，并对碳税设计中的税基、税率设定与动态调整、中性税收条件下税收返还、减排激励与补贴以及碳税对居民影响及分配公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基于2005年的社会核算矩阵对中国近期实施碳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