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
一九七一年，我才二十岁，这一年的生日，就不重新过了，因为七〇年的时候，他算错我的年纪，帮我提前写好祝词提前过了。算是一箭双雕吧！
他在来儒林村之前，已经发表了许多小说。在儒林村的这段特殊时期，他是浮躁和苦闷的。城里待不下去待在乡下，希望渺渺无期，而内心还是一片赤诚。鲁迅先生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对他的影响，他经常同我说起，所以哪怕是在压抑的日子里，一说起鲁迅先生，他就精神振作起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不是很多，他多用笔谈的方式跟我说他的经历、他的理想。
刘绍棠最喜欢鲁迅先生了。他特别喜欢先生的短篇小说，先生对乡土、对乡亲的热爱，他的文学思想，都是让刘绍棠敬仰的。说来也巧，一九三六年，先生因病去世，刘绍棠在一九三六年出生，所以他们俩仿佛有一种命定的联系。先生的纪念活动，刘绍棠都参加的，或者写诗词文章祭告一番，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七一年，中国发生一件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十月十九日中央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个消息，我们村的人都在讲述林彪与叶群、林立果乘飞机摔死在蒙古沙漠的过程，有几个口才好的，一番添油加醋，就成了戏文传说，充满夸张色彩。我们村委还召开传达会，发布这个消息，高音喇叭大声广播，革命歌曲高声唱，全村上下十分热闹。老百姓不懂政治，但是知道叛国的肯定就是戏台上的大奸臣，奸臣得到了一个不好的下场，自然让老百姓感到解恨，感到高兴。
十月十九日这一天也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当天晚上我们俩一起说话，他的心情相当愉快，说话手舞足蹈，满面春风。他说：我的前途很有希望了，我要写小说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颓唐萎靡，自暴自弃。因为不久的将来，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要摘掉，我将继续按照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创作。我的创作将会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我的小说将会更多地得到老百姓的关注。我望见了地平线上的桅顶。
刘绍棠说话也像写文章，滔滔不绝。我们谈到头遍鸡鸣，刘绍棠趁着激情填了一首词《满江红》，祭告鲁迅先生，说今天鲁迅先生的纪念日是最有意义的，因为一切充满了生机。刘绍棠又在纸上写下“桅顶”两个字，很郑重地对我说：你就是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的人。因为，我感到沉闷和哀愁，但是看到了你，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正当疲惫不堪、脚步沉重的时候，望见了前面一片清凉的柳荫，柳荫深处恬静地开放着的小花，顿时思想晴朗，神清气爽起来。
我也很受振奋，说：你好好写吧，我支持你！
我看书的速度很快，一两天就能看完一本厚书。一有空，我就来找他还书换书。我拿出一本来，这次是《红楼梦》。我随手翻起来，一抬头，看见他正笑眯眯地盯着我看。
我说：看我干什么呀？
他说：我在看你鬈曲的鬓发，豆荚形的俏眼，虽不像杏子眼那么乌黑明亮，但是波动着青春的光采；浅黑色的皮肤，没有那么娇嫩，但有着健康的光泽；娇小的身体，沁发出诱人的紫丁香的气息，有着独特的风采。
我想引开话题：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他说：我把你的名字写进去了。
我说：也叫广芹？
他说：叫飘香。意思就是三秋桂子，十里飘香。
我的小名叫桂香，他爱写藏头诗，爱拆字。
他说：二十三年到二十年前，我在通州的潞河中学读高中，坐在教室里临窗的桌位上，窗外，就有一棵紫丁香树。春末夏初时节，丁香盛开，香气四溢。早晨，它散发着清香；中午，它散发着浓香；夜晚，它散发着幽香。我常常趁着先生讲课不注意，从窗口伸出手去，爱恋地抚摸它。也许，你就是那棵紫丁香变的。你是春天的紫丁香，三十年飘香。
这句话被他写进当天晚上写给我的信里。这是他写的信里，少数几篇不谈思想教育、单纯写感情的情书之一！
而这封信里写到的紫丁香，仿佛也成了我的象征。在我的许多封信里都有。
我要回去了，他站起来说要给我念几段写好的小说听。我重新坐下，他念了几句，停下不念了，我听着没味，就说，不好，丑死了，哪有男人这样做事的。他又挑一段认为好的念给我听，我说，这段好，旱甜瓜儿别有味儿。他就高兴地在我身边打转，又不念了。就这样念一段，说几段，时间就有点长了，我说我真的要走了。
我开始抬步走。他捧着几张稿纸呆呆地看我，我走几步一回头，他还在盯着我看。
他说：我真不愿意你回去，你一回去，我就孤单了，心里空落落的。
我哈哈地笑：酸，你好好写小说吧。
他又说：你真是《红楼梦》里的晴雯，率真可爱！
我们在心灵上越来越接近
那天晚上我们谈心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写了八页，满篇激动的语气，很有激情，很有豪情，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有一首革命歌里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时对于他来说，儒林村的天也是晴朗的天，儒林村的地铺满金色的阳光。他说他的心田就像洒满了金色的阳光，就像散发着野花和泥土的芳香，充满灵感，充满诗意。
他谈他的创作计划。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文章，来表明自己的想法。这篇文章就是《死》，鲁迅先生写于逝世（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前一个月（九月五日），其中有两段是这样：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吧——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预想来。
当然刘绍棠当年的身体非常强壮，没有想到过死，但是毕竟已不年轻，所以也没有多少优势，尤其是那一两年，也在不知不觉中，老跟我说年龄，说老，产生了与鲁迅先生一样“要赶快做”的念头。况且当时的形势看上去比较乐观的。
有一晚，我从他住处回来，跟我妈说工地上的事，刘绍棠又来了。我有些惊诧。他来了也不跟我说话，而是跟我妈聊天。
我妈那天心情也不错，两个人自然而然地聊到“林彪事件”。我妈说，形势不错，你这个落难公子快有救了。我觉得我妈和他的感情是相当默契，犹如姐弟。刘绍棠自然是什么都敢说了，因为没人听他高谈阔论，分析社会形势，就找到我妈来了。我清楚记得他当时一开口说话，就犹如开闸的河，刹不住话头。他说的是党和人民，我妈说的是戏文，不是一个话题，却不影响他们顺利交流。我听着觉得可乐，但也听得津津有味。
刘绍棠说：我是毛主席、党、劳动人民、祖国和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个曾经被给予重大希望的人，尽管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和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仍然待我不薄。
我妈说：《二度梅》里公子梅家遭到奸臣的陷害。但梅公子历尽磨难，梅家得到了平反，梅公子与陈小姐喜结良缘，梅开二度。
刘绍棠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而我们的知识分子，数量并不是很多，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我曾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在正确路线领导下，我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我妈说：姜太公，七十二岁遇文王。薛平贵十八年后回寒窑，两国封王。
刘绍棠说：一个人的胸怀里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信念，他就会永葆其美妙的青春，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头发长，见识短！他说这话，拿眼睛瞟着我，是说给我听的。我知道他又在心里说我“小农思想”。
你说有趣不有趣，一个说的是现实，一个说的是戏文，也能谈得这么投机，我想这主要是他俩都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吧！是啊，一切都会好的，戏文里都是演到落难公子得到了荣华富贵，大团圆结束。刘绍棠回去后，我妈还说一句，老刘家一直待人不薄，他会有出头之日，他会出人头地的。我妈也是从心里希望他好。所以他在后来的散文或小说里，很多地方说起我妈的好。
第二天晚上我找他还书，他又跟我兴致勃勃地说他小说的构思。我故意问他：你写出小说，又没地方发表，怎么办呢？刘绍棠回答：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作的《小杂感》中说，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给一个人看——爱人和朋友，也使人满足。他说：你是我心爱的人、最信任的朋友，因而只要你阅读了《桅顶》，我就没有白白耗费心血。
我说：真的只为我一个人写的吗？我又不是作家，我看了又有什么用呢？
刘绍棠说：我的作品请你来看，就因为只要在运河家乡这片天地间，我们在心灵上比谁都要接近。你那颗芳洁的心，直觉地理解我的好坏和功罪，公道而深情。你这个小小的人儿，对我有着奇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你在本质上比我好，在气质上比我好，你比我可爱；在本质上，你是一块白璧，我不过是一颗彩石；在气质上，你是天然的化身，就像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月色、星光，淡淡的清香，渺渺的鸟影，我则是光怪陆离的造物，风起云涌而乌烟瘴气，色彩绚丽而美丑斑驳。
他的一番滔滔长言，说得我目瞪口呆，我很感动，他把我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但是我心里又忐忑不安，我想既然我对他的写作有那么大的动力，我就一切支持他好了。他要干什么，我就帮他。
他继续说：除了看马列主义，我还要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所以对过去也看得比较分明。人生的道路尚且坎坷不平，社会的发展就更迂回曲折。但是新中国的航船必将冲破迷雾，驶向美好的未来。
我只能不停地点头。
他又说党是中国航船的舵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舵手的罗盘。所以我们要多读和读懂一点马、恩、列的原著，对于我和你的人生的发展都是一个好的方向。
他的这些话里有他的满腔热情，他是一个多么热爱党、热爱国家的人，我就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就是一个反党的人呢？他的激情，同样也感染了我，我忍不住又表态：你好好写吧，我支持你！
于是他开始慢慢构思与酝酿他的小说《桅顶》。在开始构思很不错，但是写的时候，却很不顺利。因为说得多，反而不容易表达，只说，不写下来，脑子被掏空了。有什么想法，就要赶紧写下来。所以他在后来的写作中，先给我写一页信，然后就会很好地写出小说来。你看这两封信就是他在写作时给我写的。他告诉我《桅顶》这个题目来源于《毛泽东选集》中的一篇《新民主主义论》。
他在信中说，他写小说时会先想好一个题目，比如，《桅顶》。之前有一次我们谈话，他说：不管多么疲惫，多么烦恼，只要看见你的可爱的身影，接触你的目光，交谈上片言只语，便会马上振作起来，兴奋起来，乐观起来。
他接着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有力量的人，大有可为的人，前途似锦的人，我望见了地平线上的桅顶。你就是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的人。
他把小说的题目取做《桅顶》。这个《桅顶》的名字，有着双重的含义，一个指的是我，一个是指形势。
《桅顶》这篇小说，里面的故事情节，我还是很喜欢的，很贴近我的生活。飘香的原型就是我，叶菏就是他。我的小名叫做桂香，平时他叫我“三秋桂子，十里飘香”，他把我的名字藏在词里，我读他的这篇小说，就像看见运河滩里发生的故事。比如小说中叶明亮捡来一个孩子叫做叶菏。有一次我跟他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谁家里的兄弟姐妹，都是五六个一大串，小孩子不懂，明明看见妈妈在地里干活，突然说肚子疼，一忽儿就多了一个小婴儿，不明白就问，大人糊弄他们说，是捡来的。小孩子一商量就说，大人都能捡来娃娃，那我们也捡一个，于是四五个小孩子一约，背了一个竹筐，去运河边捡孩子去了。他写叶菏是一个捡来的孩子，这也暗合着他的身世，他从小就过继给他的伯父。他写的飘香，说话动作，都是平时我说的做的，我一看就感到特亲切。
那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动向，他感到迷惘，对于个人的未来前途，也感到茫然，就如站在错综复杂的人生路口，不知向何处去。在当时他希望有一个向导，一座标灯，一支响箭，一声呐喊。他说：这时你出现在我的面前，给我一种鼓励，在精神上是多么振奋！
有一次，也是在写作《桅顶》时，他很动情地对我说：你有一颗高擎丹柯般火炬的心，你是我眺望远方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桅顶。听着有点夸张，但是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年青一代的人，听过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但是没经历没看到过，像他这样的全国有名的批判对象，身上背负的压力是你无法体会的。因此任何一个鼓励与安慰，对于他的精神来说，赋予了多么大的力量！
在他小时候，运河滩上的村子里还有许多说书人，他听了许多说书人留下的故事。大多数故事，都有戏本子，比如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有很多神话故事，如张羽煮海；还有身边发生的故事，如红灯照，就是运河滩上义和团斗争的故事。我们村也有自己的剧团，各家有钱就买戏服，一起演戏，文化生活挺丰富多彩。每个说书人，都会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把身边的事糅在老故事里，味道就更浓，更有味。刘绍棠他也有这个本事，还比说书人更有味儿。比如说，在《桅顶》里，叶明亮讲《水浒传》的时候，按照书上的内容说，扈三娘嫁给王英。到了叶菏说书，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改了，扈三娘没跟王英相配，而是给林冲续弦。我说这个情节不符合原著，刘绍棠说，王英是个矮子，扈三娘配他屈了，与林冲才是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这就是刘绍棠自己的想法。从这个构思上看，刘绍棠也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落难英雄，他也是一个浪漫蒂克的人。
他有一个英雄情结，并有一份才子佳人的浪漫。作家情感丰富，所以小说能写得丰富多彩吧！
他在写《桅顶》时给我写了许多信，我时常被他信中的激情打动，久久难忘。他跟我说：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向长篇小说的高地冲锋。写出了五十万字的《金色的运河》，上海的出版社决定出版十万册（九万五千册平装，五千册精装），并且在《人民日报》中刊登了预告，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消息。后来，由于我犯了错误，印刷厂毁版，十年前，我再次冲向这个高地，写了一百多万字后，发觉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很不满意，失去信心，最后半途而废。将来我的年纪大了，认识高了，生活经历丰富了，文字能力更强了，自信可以在第三次的冲锋中取得成功。我现在的练笔，正是为了将来的战斗。我愿你生活在我的身边，离得我很近，给我以支持，目睹我的胜利。有朝一日，也许是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党和人民对我重新使用；那么，我要在我们运河家乡的土地上，在我出生的这个村庄里，完成我的少年时代就向党和人民许下的一个宏大的誓愿——写作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我将在这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中，写出整个历史时代，和这个时代众多的人物和故事，其中也将写到你，并且作为重要的主角之一来描写来刻画。不过，小说中的你，将更丰富，更放大，更完美，更可爱，更理想。
他要主宰我的思想
在年关将近的时候，我们村两个二十岁的姑娘出嫁了，我的姐姐也有人上门定亲，而且都在考虑定亲结婚的事。有人来跟我提亲。刘绍棠就时时给我打预防针，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任性的人，我很勤劳，手也比较巧。但是从小都是只管干活，家里的事都是我妈掌管，人情世故并不是很懂，所以他老害怕我也听我妈的安排早早地嫁人。我心里觉得他的担心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嫁人的打算。
但是总有许多男孩子围着我转，不管是村里上干活，还是出外工。刘绍棠不管是亲眼看见，还是听见人说有男子追求我，他就很生气，跑来批判我。我有时也很生气，他们要围着我，我也没办法，你说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怎么没有男孩子追求？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就听着，让他说，他发发火，也就过去了。他这把火，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一个霞光满天的下午，我正走在菜园子前，刘绍棠迎面走来，我们就站在菜园子卖菜时我给他捎菜碰头的一个地方，刘绍棠很郑重地对我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你不能走你姐姐们的老路，她们是文盲，你是有知识明事理的人，所以我想建议你出去，不能待在儒林村，你去上学，你去工厂，你要有眼界，有志向，有上进心，有目标，一个人才不会枉活一辈子。
我低头不声，他说的话让我有些发懵，因为我虽然没有想要嫁人，但是也没有想走出儒林村，去工厂。
他看我一言不发，沉默不语，就开始发急。他大声而有些愤恨地说：如果你不想出去，小农思想，目光短浅，只想嫁人，那就不要远走，不要离开我们的村庄，不要离开你的亲人和知己。
我还是没有说话，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些陌生。
路那边走来一个人，我借故走开了。走了一段路，回头来看，刘绍棠还站在菜园子外的篱笆墙边上，呆呆地看我的背影。我一甩大辫子，拿眼瞪他，他也回头走开了。
我当然没有答应别人的托亲，我对我妈说，我还小，早着呢。我妈也不勉强，确实也对，我姐姐刚谈亲，妹妹不用这么急嫁走，再说我还是团支部书记，要领导本村青年思想进步。我思想积极，工作出色，说不定有很好的前途，我妈就替我回绝一些上门提亲的人，说我年纪还小，暂不考虑。
事实上，那段时间我们见面的机会特别少，所以我们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他在心里渴望一盏明灯照引他，在行为上却是特别要主宰别人思想。比如，他没看到我，就心里发慌，情绪不宁，老觉得忐忑不安。与我见面，却绝对是个大男子主义，多么可气可笑。
当时我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主要工作就是学习念文件，念的是报纸，公社传达，写稿，发言，农村里意思要讲明白。我们村里的一个干部包庇儿子犯错误，他的儿子犯的是猥亵幼童罪，开口骂人，满口脏话，村干部却护着儿子。在村会上，别人碍着干部的面子，不敢说话。我特别讨厌玩弄女孩子的流氓，痛恨这样的行为。
我不管干部的面子，犯法就是犯法，该怎样就该怎样！我就站起来发言，揭发与批判他的罪行。一呼百应，有了开头，村干部个个都站起来批判他。到后来，这个流氓得到了处罚。当时在会上，我第一句说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会后我们见面时，他特别郑重认真地对我说：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正确的！他说在帝王时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社会主义时期也是法治社会，咱们国家的法律是不完善的，之前的法律同情妇女儿童的。我就问，你觉得村干部的儿子不应该惩罚他？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那不就结了！他辩论，在理论上不是你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我就不搭理他。这么一个认死理、钻牛角尖的人，我没法跟他讨论了。
我在心里甚至想，这个二十一岁的时候从全国有名的国家重点培养的作家，到被批成“右派”，不完全是这个认死理的性格造成的，但起码有一定的因素。
我那时兼职大队广播员，平时组织青年写稿，反映生产形势、好人好事。大伙儿都很积极地搞这个活动。青年团员们写好稿子给我，我都没时间看，上午和大伙儿一起干活，在每天中午12点钟上广播室播音了。那一次，我读到一篇反映生产场面的稿子，那个青年写劳动的场面是如火如荼，我读到这个“荼”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我不认得这个字，它与“茶”字很像，但是意思就不通了，怎么会如火如茶呢？但是我想反正也没有多少人听这个广播，就稍停顿了一下后，含糊其辞地念成了“如火如茶”。播音结束后我关了广播，出了广播室的门，却看见等在门口的刘绍棠，我一愣，问：你怎么在这儿？他很不高兴地看我一眼，说：做事情要认真一点，不要敷衍了事。你既然负责广播，在广播之前，你先预习一遍，不要拿起来就乱念。我脸红了，低头分辩说：我忙嘛，你们出工，我也出工，你们回家，我就马上广播，都没时间看嘛！他就更严肃了，说：平时让你多看书，要认真看，不要囫囵吞枣，多查字典，不要不懂装懂。你看你今天播的稿子，如火如荼的“荼”字跟“茶”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茶是吃的，荼是茅草的白花，如火如荼的意思是指气氛热闹。我在家里正做饭，我一边听，一边难受，就跑过来要你改正注意。我听着他的话，才难为情呢！因为当时广播室外面全都是人。
我就赶紧走了。他还追在后面继续教训我。你说可气不可气，指出我的缺点我很乐意，但是当着很多人的面，是只有这个人才能做出来的事。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拐弯抹角。
从那次谈话后，我们每次见面的谈话，从写作的一个话题，多了一个让我报名参加高考的计划。他是个学习神童，也曾是北大的学生，说起考试来滔滔不绝。我懵懵懂懂地有了一个念头与目标，那就是：到外面去看看！
他开始鼓励我拿起笔来，多读多写。他说，一个人，最主要的是提高思想认识，要主动工作，努力工作，搞好工作。活一天就要有一天的意义，有一天的价值，不当瞌睡虫，不当糊涂虫，不当冷血动物，不当行尸走肉。
他给我开了一些书单，也给自己开了书单。他让我多写日记，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用心记下，积累素材，然后再看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书。他说看了这些书，会让人站在一定的高度，让我们信仰真理，相信科学，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势所必然，因而看得见未来的光明远景。
我有些崇拜地看着他，听他演讲一样，手舞足蹈地说主义，说规律。
一对相依为命的亲人
那段时间他每天给我写信，最勤的时候，几乎是每天一封，在写小说之前写一页，写不出小说时也要写一页信，所以信的字数比他小说都要多，可惜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有一部分毁了。那时他规划着写长篇小说，在信里大多写他的小说构思与远大理想，如果现在还保存着的话，可用作研究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个资料。八十年代他刚在文坛又重新露面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发表在报纸上，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作一个重要的规划。
他痛惜时间的流逝，很有紧迫感，仿佛是个追逐时间的人，尤其是这儒林十年，仿佛使他历史有了断层似的。他跟我讲过他对时间的这种焦灼感。他说：
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人生里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一岁到七岁，八岁到十四岁，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三十六岁到五十五岁，五十六岁以后就是老年阶段了。那么他已走完三个阶段，开始步入中年了。我的童年时代智力发育过早，少年时代，读书强人一头，后期逐渐成名，青年时期前期一帆风顺，闻名全国，跟着便咎由自取，急转直下，从二十一岁开始，空掷了时光，虚度了年华。流年的水，弹指一挥。如今，中年快要来临，这二十年的岁月，就越发珍贵了。一个人，真的做点事情，中年时代最有能为，因为人生的这一时期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较为深刻生活阅历，较为渊广的学问见识。而且精力集中，体力也旺盛。所以我非常希望这二十年里对于祖国人民，能有所贡献。
我没有给他回信，他也习惯我不给他写信，但好像能明白我心里想的，还是会接下来顺着我的思路继续写信。比如我看了他的上一封信，我觉得他有这个积极向上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时机又在哪里呢？他就会如解答疑问一样自我解释一番：对于我的使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世界观改造得较好，能够自觉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祖国经济文化巨大繁荣；三、党和人民需用。而在目前，这三个条件都还具备，所以我必须自强致远，耐心待命。我估计，十年左右，也许差不多了。
他说他都是顺着历史规律推算的。
我有一次问他：如果十年还不行呢？他很肯定地回答：如果还不行，再等十年，总可以了。作家这一行只要脑力不衰退，意志不消沉，老年也有很大的作为。郭沫若已经八十岁，不是还有新的著作吗？最近出版的《李白与杜甫》，就是他七十八岁的作品。二十年后，我不过五十几岁，也仍然可以为祖国人民报效出力。
我点点头，他的话说得我都充满了信心与活力。
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说，我现在需要警惕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毛主席和党的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使我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了一点，如果只满足于吃吃喝喝，那就失去了上进之心，也就没有了灵魂，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我不想离开我们亲爱的家乡，脱离人民、脱离劳动、脱离生活的覆辙，再也不能重蹈。我愿意住在我们家乡的简朴的房子里，吃着我们家乡的稻菽菜蔬，喝着我们家乡的甘洌的井水，呼吸我们家乡的新鲜空气，写作美好的作品。
我说：行，你好好写吧，我支持你！
他话题一转，却说起我来了。他说：我的事情，可以不忙，但是你的发展，却令我焦急。你不能再等十年，更不能再二十年。两三年内，如果你得不到出去读书的机会或学工的机会，就只有安心农村，因地制宜了。
我一下子被他说到痛处：那我该怎么办呢？说心里话，我非常不愿意像我姐姐她们这样早早嫁人，然后生儿育女，稀里糊涂过一辈子。
他看穿了我的心思，接着说：我要你作一个规划，打一个草稿，画一幅略图。破除农村习惯势力的影响，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经常跟他在一起，看了许多他推荐的书，听了许多他慷慨激昂的话。他惯常说些华美语言，不知不觉使我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粗话少了，不爱打闹了。所以在别人看来，我更稳重更端庄了。
有时候在路上走，有大婶大娘就夸我说：谁家要是娶了杨家三姑娘，那真是好福分！
他大概也听到了别人对我这样的赞美，他也兴奋，他说：我看得见，你在外观上更加优美，也看得见你在内质上可喜的升华。没有谁比我更高兴更欢喜的了。你知道，看到你的每一点进步，听到别人对你的赞美，我心里是多么舒畅，我的脸上是多么的光彩。
我开了一句玩笑，说：好像你是我的家长似的。
他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习惯势力的影响，在你身上仍然潜伏很深，你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存在着保守和宿命论的观点。
我头更低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又有人到我家提亲，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么办？他知道了，又讽刺我的小农思想。也许他说的对，我是不太愿意像姐姐和同龄姐妹们一样很早就嫁了，但是我又没有机会出去闯荡一番。要走的地方，也就是公社广播站。当得最大的官也就是团支部书记。刘绍棠鼓励我，多看书，多写作。我也去通县后南仓参加了写作学习班，结果还不是大伙儿各自回家，该干嘛还是干嘛去！所以有了保守的宿命论的想法，有点苟安现状、听天由命、随波逐流的想法。
他接着说：所以在今后，在七二、七三到七四这两三年，我还要继续为你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把你从狭隘的小农精神领域里拖出来，那不但实现了你的理想，也同时了却了我的苦心。
我抬起头来，有些崇拜地看着他。我说，行，这一方面，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我突然想，我们有点像相依为命的亲人，我鼓励你，你鼓励我。你主宰我，我又主宰你。从那一刻起，我们将彼此支撑，彼此成就。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缘分吧！
深秋，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一起去小豆各庄，参加水利工程建设。冬天，沟里没水，好干活，冬天队里有空闲。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冬天土被冻得硬邦邦的，老百姓把这种冻得板结的土叫做“僵泥狗”。一锄头下去，只见火星，不见土块，只听见当啷当啷响。
那次上工地，我们大概要干一个月左右。很多人晚上回去。我因为我的父亲、我的大弟都在工地住，我也就没回家住，刘绍棠也没回去。我住的房子，东边是房东家，西边住的是我。刘绍棠过来看我。一进来，我就看见他大衣下摆拉开了一个口子，棉花都露出来了，我就跟房东借了针线，替他缝上。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他不能脱下大衣让我缝，他坐在凳子上，我在边上半弯着腰给他缝。他看着我有些动情地说：《红楼梦》里晴雯雪夜为宝玉补裘，也像今天我们这个样子。我说：行了，别说话，别动，我好缝快一点，我手冻。
补好他的大衣，我们坐在炕沿上又说了一会儿话。夜已经很深了，我还在听他说话，他要是一说话，你就只管听，甭想插话，一说起话来，云山雾罩，手舞足蹈。临走时，他一直问我，你想跟我说什么呀？我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你怎么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见一个面，说一些话。我说你走吧，明天还要上工呢。他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