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年前，我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文化旅思》，那是我第一次读到任蒙的文化散文。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湖北有个作家正在从事文化散文创作，并且记住了这位作家名叫任蒙。
今年夏天几位文友到洪湖采风，使我意外与任蒙相逢，并有幸与先生同居一室。承蒙先生厚爱，赠我一册《任蒙散文选》，看那扉页上的两行郑重题字，可谓字好文好人更好。任蒙先生澹定从容，反应敏锐，说话一字一顿，言谈之间充满睿智。
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史》的有关章节中，佘树森等人将“文化散文”的突破性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致力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蜕变新生和主体人格重建、凸现‘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超越性主题、艺术风格上的理性精神和英雄主义的理想高扬。”这既是对文化散文总体成就的估价，也是对文化散文概念的一种界定。
对于任蒙散文的艺术成就，我比较认同文学博士刘保昌的评价：“任蒙的山水散文往往将景物、人文、风情、历史、主体情感有机结合起来，引人入胜。任蒙的散文可能在审美性上比余氏‘稍逊风骚’，但在思想性上绝对超越了余秋雨，带有鲜明的‘任氏’标志。”
任蒙的散文，无论是山水日记、文化感怀，抑或是乡情散文、音乐抒怀，都呈现出浓郁的诗性氛围与思辨色彩，在这些充满灵性的文字中，寄托着任蒙对祖国山河、父老乡亲以及底层百姓的一腔赤子之情。任蒙审视历史，始终保持着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醒头脑，许多思想观点力求客观公正，在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与诘问中，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尽管如此，任蒙的散文在情绪上并不张扬，语言也看似平和，却总能站在一个思想者的角度去抒发情感与展开思考，体现出锐利的眼光与独到的视角，往往显得大气磅礴，凝练厚重，耐人寻味，给读者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一、清新灵动的诗性氛围
《任蒙散文选》中有些篇章，简直就是如歌的行板，字里行间总能给人一种诗性韵味和思想感悟。譬如第一辑《徜徉山水间》中的《峡江两赋》、《宇宙力的奥秘》、《再行秘境》等篇，都是颇具诗意的短制，其中《千山夕照的旅程》更像一组沉郁顿挫的散文诗章。
因此，诗化语言在任蒙的散文中俯拾皆是。比如，在《古老的栈道》中他这样写道：“栈道背着沉重的负荷不知走过了多少日月……栈道沉睡在荒凉之中，像千年的岁月躺在线装的史册里。”写着写着，作家笔锋突然一转，发出颇富哲理意味的感叹：“心灵摇晃着走出栈道，比那负重的跋涉更为艰难。”在《云中三日》一文里，他这样让我们随他一起去体味上了庐山却见不到风景的感觉，他说：“想象，比现实的接触更美，每个憧憬过爱情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飞越台湾海峡》一文，是作者访台归来的文学收获。那次环绕宝岛的旅行，让任蒙把大海看了个够。他形容道：“海洋的呼吸有多深，它的浪就有多高。”我不曾见过有谁这般形象地描绘过大海，这样生动的拟人化描写，不但表现出了海洋的特征和恢宏的气势，而且提升了整篇散文的诗化程度。
《秘境之旅》是一组受到过不少评论家称道的散文。任蒙曾向我聊起过他去滇西的经历，说这组短章曾经在《云南日报》、《芳草》以及《新安晚报》等报刊发表，并入选当年的《中国散文诗精选》。在任蒙的笔下，深山的河流变得灵性十足：“我们终于见到了少年的河流，它在涧底奔流，跳跃，欢歌，弄起一堆堆晶莹的浪珠。”还说“河流是大山的声音，河流是高原的使者。它们曲回幽深，清亮中透出几分神秘。”他这样描绘高原的白云，说“蓝天上的云朵是一种壮美，更是一种闲适。”又形容“白色的流云像鱼群闲游在大洋的海沟里，又像鹤群在巨大的天笼中来回漫游。”他这样描绘那里的峡谷，说“高原峡谷，一座天造的迷宫。走不出的深山，下不来的云层。”这种新颖、灵动的诗艺比譬以及诗的意象，显然来自作者的诗歌手法。
高原永远是圣洁的净土，在任蒙看来，那里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那里的景色才是值得他纵情礼赞的地方：“泉池周边点缀着鲜艳的野菊，星星秋蝶舞弄其间。天上不可能有这般空旷宁静的园林，人间不可能有这般天然秀丽的山野。”
如前所述，作为诗家出身的任蒙，其散文中也不时体现出诗的思维，浸染着诗歌的色彩。例如，在《向往深山》等篇目中，他写到的奇峰怪岩、墨绿海子、七彩霓虹、悬空飞泉，以及那如林如塔的石笋和“浓荫蔽日，风声似箫”的神秘山谷，都为散文增添了空灵的韵致。这些富于质感的文字，闪烁着诗一般晶莹的光泽，也为任蒙的散文平添了一道瑰丽的亮色。
二、深邃睿智的文化思辨
任蒙的文化散文，多半以我们的历史文化遗迹为题材，通过抒发自己的文化情怀，通过深邃睿智的思辨，来表达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敬畏，对我们民族古老文明的敬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这种情感抒发中，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历史识见和文化识见，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散文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鲜明思想个性。
作者第一次游历三峡，那里神奇的山水和神秘的文化遗迹曾给他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神秘的悬棺》中，他写道：“笨重的悬棺在万丈绝壁上经受了千年风雨。先民们是如何征服这高险空间的？他们不肯留下痕迹，但他们却给后代们留下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精神。”进而，作者又生发了这样的感悟：“文明孕育着无尽的力量，而蒙昧却同样产生着不凡的智慧和超时空的力量。”
任蒙把三峡高深的峡谷比作“大自然的敦煌”。过去千百年间，“古人面对它的壮丽，想象出许多神话，去解释它们的惊奇。我们若仍去津津乐道那些神话，则是对山河的亵渎。一个民族从神话中醒来的日子，才是它开始有希望的日子。”任蒙认为，壮美的三峡是大自然雕凿出来的，今天的人们如果还去沉迷于那些古老的神话，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过去多少年中，报刊舆论说到马王堆的考古发现，大多着墨于科技探究，并极力去“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任蒙的散文《放映马王堆》，作家的立足点却是力求通过墓主生前身后的“奢靡与腐朽”，去考辨当时劳动人民为此而承受的沉重负担。
面对一个小小列侯夫人的惊人厚葬，作者感叹道：“一只杯盘需用百人之力，一扇屏风竟需万人之工……为了维持他们一家的贵族生活，那饱经战乱刚刚过上安宁日子的七百户人家，要付出多少艰辛？仅仅一件薄如蝉翼、轻如鸿毛的素纱衣，凝聚了其侯国庶民的多少血汗？今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推测那位贵妇人的思想深处，对百姓的艰辛是否有过丝毫的怜悯。然而，残酷的史实却一丝不变地陈展在我们面前，利仓妻身后享用的地下‘宫殿’丰厚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有了这种新颖的着眼点和独到的考证，才有后来“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这样精辟的思辨语言。
《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这篇文章，作家也没有像以往许多文艺作品那样，去讴歌王昭君等人远嫁的历史功绩，而旨在突出宫女的情感悲哀：“尤其是普通宫女，不过是一群高档的奴隶，一群高贵的牢囚，一群生不如死的妙龄女人。随时准备做帝王的性伙伴，是她们全部生命的唯一价值……作为女人，她们是最尊贵的，也是最下贱的。世上的女人中，最荣幸的是她们，最悲哀的也是她们。”经过这种情与理的层层铺垫，昭君自请出塞的思想动机不但比过去可信得多，作者笔下的昭君故事也比过去生动得多。最后，作家指出匈汉休战、和睦相处的实质：“事实上，在匈汉和睦中起根本作用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公主外嫁……主要是几代单于能够从匈奴自身利益的大局考虑，审时度势，明智地处理匈汉关系的结果。”因此，任蒙又提醒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历史，不要无限夸大和亲女主角的作用。”
在《悲壮的九宫山》中，针对许多历史学家因李自成没有成功地推翻腐朽王朝而扼腕叹息的现象，作者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拨正。他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历史学界为什么津津乐道于农民起义的失败者？或许是有感于他们勇敢地向旧有的腐朽政权发起进攻，客观上却没有实现个人夺取天下的目的，而对他们的壮举加以讴歌。”在该文的末尾，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李自成没有成功，倒在这偏寂的深山。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深深为他痛惜。这就是荒谬的封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任蒙散文的哲思深度。
任蒙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一个历史散文作家的起码要求；而要做到客观公正地表达自己文化观点，必须首先做到准确公正而不失偏颇地陈述史实。在《泸定桥遐思》一文中，作家饱蘸激情地歌赞了红军将士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同时也客观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上这次壮举的原初目的和本来意义：“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其实是一次悲壮的全军大转移，是一次空前的军事退却。”又如在《飞越台湾海峡》中，作者也比较客观地追忆了两岸过去长期敌对的某种情形，他这样写道：“在漫长的两岸敌对时期，我们只能通过单一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去了解台湾。在我们这代人开始懂事起，‘反攻大陆’的喊叫声还余音未绝。接下来，间谍特务、敌台广播、水深火热的血腥统治以及节假日我们停止炮击等特殊概念，一直引导着我们对台湾的遥远想象。”任蒙就是这样，总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任蒙的散文集中，即便是一些自我情感色彩比较浓厚的作品，作家亦不忘表述自己的思想主张。如《第一次漂流》就是一篇以表现个人情感为主的游记，对于当地旅游业界为了吸引人们前来旅游，人为设置惊险而具有刺激性的漂流项目，作家也表达了自己的惋惜：“如此峡谷，青苍如幻；如此溪流，泼珠撒玉。本是一处诱人的美景，但旅游开发者却利用这里的流水落差发展漂流，使其景观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三、积极人文观照的艺术使命感
我说任蒙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不仅是因为他对历史文化的倾情探研与见地独到，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作品无处不体现出对人文的观照。主张文学关注文化现象，是任蒙先生一贯的立场。不但在他一些历史题材的散文中渗透着作者对种种反文明、反民族行为的批判精神，而且在他的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更能体现出作者的这种立场。任蒙这种高度关注现实的创作态度，主要源于作家强烈的艺术使命感，源于作家对中华民族和大众阶层的深切关注。这也是任蒙散文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
任蒙有篇短章题为《走进藏区》，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走进高原之后，始终留意着高原主人的命运，一直在这片渐渐开放的土地上寻找人迹。在渺无人烟的深山野岭，他终于看到远处有“两个背着重负的”妇女，就是那两个很快消失的背影，也使作者看到了“一幅生生不息的高原图景”，看到了高原人依然闭塞、依然艰辛的生命现状。
还以他的那组关于滇西高原的游记散文为例，当他看到那里的旅游开发者将走婚、掐新娘等不可理喻的旧习重新搬出来，以示风俗的新奇，又引发出作家的感慨：“我总感到，欣赏和赞美落后多少有些残忍，至少有些不道义。然而，必须利用这种心态发展旅游业，推动进步。还有一个很美的说法，叫做弘扬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任蒙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人文关照意识。
这部散文集第四辑《梦里乡关》的几篇作品，是作者的乡村纪事。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里，作者写到了他18岁那年告别故乡时的情景：“已穿上军装即将离开黄土地的我们，被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他们的那种眼神是很少出现的，似乎我们都永远不再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了。我突然生发出一种负罪感。”这里，作家所表达的不仅是对故乡的留恋，不仅是对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而是在更深层面的情感上，流露出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得到某种改变的同时，没有忘记那些在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家乡父老，流露出他对乡村贫困现状的担忧和无奈，流露出他对故土和乡亲的深深牵挂。
电视连续剧《我爱我家》实质上只是一个肥皂剧，消遣娱乐的成分很重，它旨在博取观众的笑声，基本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任蒙在《一个永远的情结》这篇散文中，对于剧中一家人无端凌辱小保姆的情节，给予了凌厉的抨击：“这本是一个闹剧。它以小保姆的人格作笑料……显然是一种故意的滑稽和夸张，但这种缺德的创作，却可能唤醒一些人的人格意识。”这里，作者的文化良知跃然纸上。
在西方的某些国度，从事农业的人员往往是非常优秀的人物。而在我们中国，农民不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半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社会群体。写到这里，任蒙吐露出自己的悲愤情怀：“我们这里，农民的身份本是命中注定的，而在某些人眼里，他们却是屈辱的象征。”接着，他列举了反映农村现状的一则数据：“农村长久的贫困导致了文化教育的落后，全国数以亿计的文盲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全国青壮年中竟有近一亿是文盲或半文盲。”最后他不禁有些痛心疾首地发出自己的呼吁：“明天谁当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国农业的未来，决定中国的未来。这是有识之士的提醒。面对未来，我们更需要善待农民！”这种带着某种激愤的感概，就不是靠一个“草根意识”所能解释的情怀了。
任蒙先生的这部20多万字的散文集，我前后花了半个多月才读完。写这篇文章前，我先后与任蒙进行了两次面谈、三次电话交流，希望自己尽量了解作者的散文创作观，以便更好地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诚如他在《任蒙散文选》后记中所谈到的那样：“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都能够决定一篇散文的成败。真正的好散文大多数肯定是用心写出来的，往往是作者宵衣旰食的结果。”不难看出，任蒙散文这朵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奇葩，的确是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任蒙曾对我说过，很多篇目从酝酿到动笔，他在写作前着实是经过了一番思量的。任蒙先生在其散文创作中，许多闪耀着思想智慧的东西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是他深入思考的结果，更是他长期的学识积累和思想沉淀的结晶。
品读任蒙先生的作品，那种蕴涵诗性的思辨色彩，那种积极而敏锐的人文观照，那种对民族、对劳苦大众的拳拳赤子之心，那种犀利而深刻的思想穿透力，不但能够使读者沉醉于一种诗意的享受中，还往往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无论理论界怎样看待当今文化散文的发展态势，如何评价文化散文的艺术贡献，都不应该忽视与忽略任蒙散文的艺术价值以及其在散文界的独特地位。我认为，像任蒙散文这样具有相当境界的作品，必须出自大手笔。否则，它就不可能在我们心中产生如此深切的震撼。
（原载《文学教育》下半月刊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