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是欧洲思想家自古以来呼唤的权利主张，萌芽于古希腊时期“人民统治”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经过人文精神的启蒙，契约论丰富了它的理论基础，宪政实践给予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文艺复兴冲破神权和封建特权对人们的精神束缚和政治压迫，主权问题作为重大的现实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国家主权说、君主主权说、人民主权说先后登台。人民主权说成为资产阶级占领政治舞台的理论武器，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成为近代历史的主角。人民主权说成为国外公民学说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是资产阶级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对欧洲乃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人”的苏醒和“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运动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运动中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义”。但是，“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者也并非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团体，不同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理论气质上有明显的差异。文艺复兴对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及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发展，为人民主权注入了新的精神素养，为人民主权学说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人文精神的复兴
虽然人文精神因文艺复兴而广为传播，但人文精神有着更为古老的源头。在古希腊，波斯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希腊民族在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获得蓬勃发展，人们的兴趣从宇宙论转向了人类学，希腊科学由此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哲人的沉思表现出对人类自身内在世界的关怀，他们关注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他们思考习俗、法律、利益、幸福、快乐、善等主题，并取得一定理论成果。古希腊人已经认识到，审慎和理性虽然是文明的主要特征，但是理性过程并不能推行到极端，审慎容易造成生命中某些最美好事物的丧失。这种人文指向是以后西方人文精神之源。西方人文精神发轫于古希腊，但是到中世纪，宗教神学代替希腊传统哲学而成为人们生活信仰的主流。人类将本属于自己本质力量象征的理性抽象化，使之成为高高在上的、支配人类生活世界的人格神——上帝，而人类则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工具，人类是为了赎罪才活在世上的。盲目信仰和禁欲主义成为至上的美德和追求，非理性成为“原罪”而遭到无情的贬斥，人类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生活。
文艺复兴改变了这一状况。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并向资本主义过渡，标志着资产阶级文化的诞生。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目光从天上转入人间，从彼岸转入此岸，将人的现实生活的价值、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人的丰富个性挖掘出来，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伟大。“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彰显，是一场伟大的反封建和反基督神学统治的斗争。当时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科学家疾呼以“人”为世界的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主张以“人性”取代“神性”，以科学知识取代愚昧无知，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取代消极悲观和避世的人生哲学。这一时期的思想广阔而多样化，其中人文主义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核心，即强调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强调个人主义，肯定现世生活，尊重理性，强调个性自由。这种新思想在当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反映了当时西欧社会的发展趋势。文艺复兴对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为公民学走出封建神学的阴影提供了契机，没有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历史底蕴，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就会失去思想基础和号召力量。
二、人文主义的内容
人文主义赞美人的伟大和崇高，讴歌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文主义者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宰，至高无上的不是虚幻的神灵而是人类。提倡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大胆地歌颂人的价值和尊严。但丁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他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它的本分工作是不断行使其智力发展的全部能力”。他自信人类有能力在一切科学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他否定教权高于君权的理论，主张具有智力的强者生而治人，并以人的智能划分人的社会地位。在《神曲》中，古代哲人名士被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死后升入宁静和谐的天堂，而教皇之流则被安排在地狱里。他还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只是凡人，并不想成为上帝，只追求凡人的幸福和属于人的光荣。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对人的个性尊严也作了有力褒扬，认为真正的高贵是自为的，而不是天生的。他强调，宇宙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上帝为了人类的世俗生活而造就的。莎士比亚更是把人誉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到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更加活跃，他们不仅通过文学、戏剧形式对世俗生活进行刻画，还从绘画艺术、雕刻艺术来反映人们的生活、理想和美的追求。文艺复兴“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用他们的笔和刀表达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发现，他们具有鲜活生命的作品向世俗世界展开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人生画卷。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已经日益重视自身的价值，并以“人”为中心看待世界。
人文主义提倡个性自由和平等，反对神权和专制主义。但丁首先提出人类是自由的，认为“人类一旦获得充分的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当时在西欧文坛颇负盛名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在他的小说《巨人传》中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在人的行为中的支配作用，否定教会对人自由意志的束缚。另外还有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等，都表现出对自由意志和自由个性的坚定向往和追求。
人文主义倡导积极的人生，努力追求现世幸福生活和世俗享乐，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现实生活充满了希望，世俗生活是真实而美好的，爱情与婚姻是真挚而幸福的，人应该享受尘世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对人的天性和自然要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与禁欲赎罪、追求来世天堂的说教背道而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着作《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人生最大的本色就是享受尘世生活的幸福，人所具有的这种思想完全符合理性和自然界的规律。他认为人的享受应是最高尚的享乐，人的一切行动都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理想的人应该尤其重视精神的快乐，这是人生的主要部分。莫尔鼓励人们冲破禁欲主义的枷锁，提倡合理健康的饮食，不要用节食的方法折磨自己的身体，损害自己的健康。人们要享受自然所赋予的种种温存，否则，人就是完全丧失了理性，不仅对自己是极端的残忍，而且对自然界也是十分的不恭敬。人文主义者不仅否定禁欲主义，而且也揭露和反对教会的虚伪和贪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薄伽丘通过小说《十日谈》揭露了天主教教士的道德败坏、道貌岸然，教会的神职人员过着放纵淫荡的生活，教会却冠冕堂皇地要人们追求来世天堂的幸福和未来世界的享乐。薄伽丘严厉斥责教会的伪善，教会的欺骗宣传对人来讲是不公平的，并提出人们要起来公开反对教会，同时又指出人的尘世生活是大自然赋予的，不应过着脱离现实的天堂生活。在小说里他赞扬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英勇机智，鲜明地表露了市民阶级的特性和爱好。
三、新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又称“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与政治，投身社会，激发爱国激情，扞卫祖国独立自由。与彼得拉克为代表的14世纪人文主义者相比，15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者更注重通过自己的着作和行为呼唤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爱国的公民精神和城邦国家的国民意识，而不是通过自己作品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和大自然美的如实描写来表达自己对人及其潜力的信念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
萨留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领袖。萨氏早年学习法律，1375年起任佛罗伦萨首相，直至1406年逝世。萨氏发扬光大了彼得拉克创立的古老人文主义传统，他说服佛罗伦萨人，聘用希腊学者赫里索洛拉斯在佛罗伦萨城传授希腊文学、古代哲学和艺术知识。在米兰侵犯佛罗伦萨的关键时刻，萨留塔蒂以大臣身份撰文号召国民继承罗马共和时代正义和自由的传统，勇敢地投入反对米兰入侵者的战斗。
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是萨留塔蒂的学生，他继承师学，将人文主义提升为一种思想体系，为此奉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1427年，他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首相，并一直奉职至生命结束为止。他用意大利语为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这三位文艺复兴的先驱树碑立传，加深人们对意大利文学成就的欣赏。他还用典雅的西塞罗式拉丁文体，翻译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等人的希腊古典着作。他采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国家的政治理论，并将之运用于他自己的国家。在15世纪的前40年里，布鲁尼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证佛罗伦萨城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无需神学的理由。他辩论说，公民的职责是在战争期间扞卫国家。布鲁尼把每个公民有同等的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的自由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是早期基督教那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史学方面，他发明了文艺复兴新史学方法，开启了历史就是文明史和社会性质史的史学新视野。这样的历史，不复是一串串政治事件的历史，不复是上帝干预人类事务的历史，而是包含行政管理和文学艺术等文化的历史。他所撰写的十二卷本《佛罗伦萨人民史》是西方第一部以经过校勘的史料为基础的佛罗伦萨史，表达了公民人文主义者对共和的崇尚和对专制的憎恨，号召人民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精神。
着名人文主义者波吉奥在《论贪婪》一书中，猛烈地抨击了安贫守分的传统信条。在他看来，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财富，而不是为了拯救灵魂，“每个人具有追求金钱的天生欲望”，即便教士也是如此。他声称，金钱或财富对国家与社会也都是必需的，应当鼓励人们去勤勉劳作，发财致富。波吉奥的《佛罗伦萨市民史》则以出色的言辞和有力的论辩真实地再现了公民人文主义者反对专制的感情。
被西方学者尊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他在《君主论》中把人性作为自己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他从人性出发，阐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自私自利的；国家是人的自私利益相冲突的产物，即国家不是产生于神的意志和道德，而是根源于人性的邪恶。权力是统治之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国家是根据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是由人的意志建立的，人是国家的目的和对象，人是国家命运的操纵者。他还认为，君主共和制是最好和最稳固的国家政体形式，它有助于培养和发展人的才能，培养公民的美德。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社会的安宁、繁荣和强大，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最能得到保障。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核心不是君权神授，而是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思想，并以“人”为中心观察国家，以权力作为法的基础。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体系，他也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学彻底分家的人，开创了近代政治学，并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
可见，15世纪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不像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那样把自己关闭在宁静的书斋，淡漠政治，沉迷于枯燥烦琐的哲学和口若悬河的修辞学研究，而是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身体力行地扞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积极参政，用自己的卓越才能为共和国服务。他们是“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典范，为前期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增添了表达爱国热情、体现集体精神的内容和价值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