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时期，雅典产生了三位最着名的希腊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前399年）、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48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前两人都是雅典公民，亚里士多德虽出生于北希腊的斯塔吉罗斯，却长期从教于雅典。
古希腊哲学是沿着两条主线发展的：一条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另一条就是认识人、认识自我。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对人本身的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指导人们追求一种最好的生活方式，达到人生的和谐、完美的最高境界。这种哲学深深地影响着雅典人的价值观念。他们十分重视人本身的完美，这种对人的哲学认识成为雅典教育的价值取向，由此确定了雅典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多方面和谐发展的人，这也成为每一个雅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追求。
一、苏格拉底
（一）提倡知德合一
苏格拉底认为最高的善即智慧，哲学的任务主要在于探讨与人生幸福有关的道德伦理问题，认为美德基于知识，而两者的获得有赖于教育，他从事教育是为了和人们一起追求正确的认识。他强调人之求知首先需承认自己的无知，他的名言是——自知无知。其实，只有自知无知，才是最聪明的人，因为自知无知之人，至少还有“无知之知”，别人却连无知也不知。现代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认为“苏格拉底宣称自认无知，这乃是积极喜爱智慧的开端”。这一解释道出了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的真意。
他在教学中只看认识是否合理，而不承认任何权威，要求大家都讲真话，毫不留情地批判一切假话和错话。他坚持以破求立，激发学生思考、判断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让人通过辨析认识到原以为正确合理的各种传统观念的谬误，进而树立新的思想。他属于唯心主义阵营，但他的弃谬求新的教育方法却包含一定的辩证原理。
（二）追求知识，不畏权威
苏格拉底是个纯粹的学者，他对认识到的事理坚守不渝，至死不悔。他坚持理性的尊严，不顾一切地追求认识的合理，而决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他一生都努力避免直接卷入任何行政事务，公开宣称：“真正坚持宣扬正义的人只能过平民生活，而绝对不能参政。”从政必须争取别人的支持，而有权势的人和多数人的看法并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政治家表达的往往不是正确的认识。在同一个叫波鲁斯的青年对话时，苏格拉底对比了学者寻求真知和政治家争取别人支持的不同，否定了有地位的人和多数人看法的权威。他认为，在法庭上，雄辩家要是能找到许多有地位的证人支持其观点，而对方只有一个或没有证人，那么雄辩家就赢了，可是这样的办法对于寻求真知毫无作用，因为许多有地位的人也会支持错误的看法。他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为西方哲学界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三）注重德育和智育的一致
由于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所以他在进行道德教育时用的是充分说理、追求智慧的办法。苏格拉底以使用问答式谈话教学法闻名。他的谈话总是十分幽默，证明对话者的无知，使学生感到求知的必要。他把美德当做知识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了具有高度思辨性的伦理学；他主张用理性审查一切，形成了坚持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他要求思维每一步都清楚合理，形成了追求认识精确严密的科学精神。
（四）运用“引出”式和讨论式教育法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官能”（faculties）如推理、判断、思考、分析、记忆、想象等本由上天所赋，犹如胎儿早存在于产妇子宫中，而教师的教学类似产婆将胎儿“引出”（elicit），产婆绝对无法“由外往内”地赐给产妇婴儿，却只能“由内往外”将婴儿接生出来，所以教师的职责在于只能帮助学生“自己”重新“发现”早已存在的观念，或“回忆”遗忘的记忆。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意义丰富，道出了西方“引出”式教育的原始意义。“教育”一词的英、法文是education，德文是erziehung，第一字母都是e，即是elicit（引出）的意思。产妇产子，必有阵痛，如同追求知识的辛勤；但阵痛之后的喜悦，彰显获取知识的兴奋与喜悦。有些人可以自行分娩，犹如无师自通；碰到难产时就需要动手术剖腹，形如问题学生需要特别处置一样。
他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师生平等的辩论方法，主要是采用一问一答的谈话方式与学生们讨论各种问题。苏格拉底从不给学生现成的答案，而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索、理解去得到结论，通过与学生的问答、交谈、讨论甚至争辩的方法来向学生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首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错了，他并不直接指出错在哪里和为什么错，而是通过暗示的语言引导学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既使自以为知者知其不知，又使自以为不知者知其所知，最后得到苏格拉底认为正确的答案。这就是着名的苏格拉底“产婆术”。
苏格拉底从别人可能比自己聪明、比自己知道得多的假设出发，从来不说自己是权威，只是知识的热爱者和追求者，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赢得人们的尊重。他经常跟学生一边吃饭、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学术问题，师生之间关系亲密融洽，讨论的气氛十分活跃，没有礼节上的拘束有利于减少思想上的拘束，教学气氛的活跃反映了师生思维的活跃。苏格拉底教学法对以后西方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他坚持引导学生自己寻找答案，创立了启发式教学法。
二、柏拉图
柏拉图出身雅典显贵，追随苏格拉底直到他服刑而死，以后虽曾赴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讲学，但主要是在雅典办学授业。他在雅典开办的学校位于北郊的阿卡德美，教研成绩显着，日后西方即以阿卡德美作为高等研究机构或科学院之名。柏拉图一生着作很多，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着述有《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等，其中《理想国》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寻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模式，拯救奴隶制城邦，柏拉图进行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即美德”和“哲人治国”等政治主张，并加以进一步阐述与发挥，形成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学说，从而把古希腊的政治思想推上了顶峰。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的博学多才、文笔优美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许多哲学着作都以对话体写成，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有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分工论：柏拉图的国家起源思想
柏拉图认为，城邦产生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个人需要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局限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柏拉图指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邦的基础。柏拉图对于社会分工还有着相当明确的规定，他强调劳动必须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城邦必须根据人们的性格、专长安排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他指出，选拔人应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集中毕生精力专搞一行，精益求精，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因此，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专司一事就是真正的城邦，健康的城邦。同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抹去了法律的作用，并宣布了法律的无效，主张用人治来代替法治。正如恩格斯指出：“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的自然基础，这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
（二）层次分明的等级制：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柏拉图的理想政体中，阶级构成是等级森严的。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需要有智慧、勇敢和节制三个条件，这些条件首先来自人性。柏拉图以所谓人的自然本性不同来论证这种分工。他说，人天生有三种质：一种人是用金子做成的，另一种人是用银子做成的，第三种是用铜铁做成的。金质的人富于天才和智慧，是理想国的统治者；银质的人，天生忠实于统治者，他们勇敢善战，不怕牺牲，是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维护者；铜铁质的人应从事生产劳动以供养社会。柏拉图认为，铜铁质的人唯利是图，追求肉体的快乐；金银铸成的人则一心向往道德，追求心灵的纯洁无瑕。因此，三种不同质的人具有不同的天性，因而应分别属于国家的三个等级。就是说，人有三种本性：理性、意志和情欲。这三种本性又都具有自己的美德——理性具有智慧，意志发展为勇敢，情欲则应节制。三者的层次不同，理性最高，意志其次，情欲最下。依其天性严格地分为三个不同的阶级——统治者、军人和劳动者，分别属于城邦的三个等级，体现三种天赋和职能：与“理性”相应的是城邦的统治阶级，其天赋职能是专心陶冶理性和追求真理——这是理智、智慧和判断力的体现者，应以才智治理社会，管理他人，所以是城邦的统治阶级；与“意志”相应的是武士阶级，其天赋职能是勇敢、善战、保卫国家，专求荣誉和成就——这是意志和勇敢的体现者，应负责防外安内，所以是武士；与“情欲”相应的是劳动阶级，其天赋职能是求感官满足和身体享受——以满足情欲和感官需要为己任，应负责供应社会需要、维持社会生存，安分守己地进行生产劳动，所以是城邦的劳动阶级。柏拉图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证了人类天生的不平等性和等级差别的客观性，由此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理想国。
柏拉图认为，无论是统治者、军人还是劳动者，一旦处在社会的绝对分工之中，就必须坚决消除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把国家看做至高无上的圣物加以维护和服从。在这种国家至上、等级森严、绝对划一、消灭个人私利的分工论与等级论的基础上，柏拉图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建立正义城邦的总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人们必须严格履行其天赋的职能，三个等级的人只有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做各的事情而互不干扰，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正义论作为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别人的事”，如果下一等级想挤进上一等级，这三个等级之间互相干涉和相互取代，那么正义就不存在了，国家也给毁了。所以，本性不同，等级各异，分工协作，实现正义，这才是实行理想国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三）共产制：柏拉图的所有制思想
柏拉图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合乎正义与公道，衡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的贫富悬殊是否过大。他谴责私有财产，认为私产之下无好执政者甚至会毁灭社会，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柏拉图坚持以绝对公有的原则来改造社会，力求在财产制度方面实现大一统和绝对的划一，这显然与柏拉图一贯的追求“绝对的公有制”相吻合。为此，他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具体办法：在第一、第二等级内实行共产制，使他们以城邦利益为至上利益，过一种简朴的禁欲主义生活。他说，我们的护卫者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其他私人财产，大家一起消费，真正的护卫者就要这个样子——他们的衣、食、住都是由他人，即第三等级的生产者提供的。此外，他们绝对不得拥有金银，因为人间的金银会使统治阶级的灵魂受到玷污，它是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在讨论雅典城邦内部的公有制时，柏拉图提出，当一个城邦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城邦，因为在这样的城邦里，最大多数人就没有“我的”和“非我的”之分，人们之间就不会发生纠纷。可见，柏拉图把共产制视为消除争端、仇恨、贪婪等弊病的战略决策，寄以最大希望。
（四）贤人政治：柏拉图的理想政体
柏拉图在为其理想国家寻找理想政治模式的时候，首先考察了四种不完善的政体形式：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指出了它们的产生及演变过程，并由此提出了政体、循环论的思想。荣誉政体的社会军事效率高，但它崇武，不爱和平；寡头政体是虚荣势力操纵的政权；民主政体是狂暴和混乱的自发势力统治的政权；僭主政体是荒唐、纵欲和残酷的体制。这四种政体均不合柏拉图之意，都构不成理想政体。柏拉图认为，理想国中应实行的政体形式是贤人政治，也就是哲学王的知识统治。在他看来，人类生来不平等，注定只能由最少数人统治最多数人，这最少数人就是经过特殊训练并获得至高知识的“哲学王”。他指出，一人统治而无宪法必变为暴君统治；有宪法而非一人统治又类似贵族统治；贵族统治而无宪法，又是寡头政治。所以，好的政体应是贤人政治，同时辅之以宪法。一旦有能力的统治者出现，人类便无须由法律统治了，“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在哲学王为最高统治者的理想王国中，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制，消除了法律的权威性，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和分工制，并且实行全国的军事化训练，哲学王在国家中凌驾于一切之上，具有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因为只有他才拥有以永恒不变的概念为对象的真正知识，只有他才能够正确地区别开实在、本质和现象，体现国家整齐划一的特点。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对后世西方的精英治国论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柏拉图所称颂的哲学王也只是奴隶主阶级中极少数垄断知识的贵族，这反映了当时极少数奴隶主的要求。
（五）重视美育：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关于美的理论，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中心。柏拉图在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美的本质问题，并且区分了美的东西和美本身两个概念，建立了他的本体论美学。他认为，美的东西之所以是美的，在于客观事物本身，美本身是超越了经验界限的一种极致完满的价值状态，是极致性与自足性的统一，这是真实的美。美本身是超感觉的，既看不到又摸不着，因此要想认识美就只能凭借所谓灵魂回忆或迷狂，只有在迷狂状态下，凝神关注到超凡神圣的美，诗人和艺术家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才能通过视觉见到美本身。他在《会饮》篇中描述说，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不生不灭的，不增不减的，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而个别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分有或模仿了美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儿童阶段文艺教育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花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他认为，只有理念是永恒的、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的影子，艺术就是对现实自然的模仿，也就是“影子的影子”。
三、亚里士多德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以学识渊博着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处处都有超越老师的成就，还对柏拉图的唯心论谬误进行了批判，“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是他的名言。他认为柏拉图的观念论不合事理，观念或理念皆属人的思维抽象，客观上并无理念世界的存在。但他的唯物论亦不彻底，虽承认物质客观存在，却认为物质受形式的支配，只有属于精神世界的形式才赋予物质以确定性和现实性，从而陷入二元论的泥坑。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一生着述达1000卷之多，现存者只有47部，包括逻辑、伦理、政治、经济、文艺理论和自然科学中的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等方面，长期被西方学术界奉为各学科的经典之作。但是，像所有希腊文化名人那样，亚里士多德也是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他对奴隶制是极力拥护的。
（一）自然生成论：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观
自然生成论是亚里士多德国家起源观的核心。他指出，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恰恰这一合群性是人类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就可以结成社会，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因此，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只；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正像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样，人类的本性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这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求得人类的生存和繁衍。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社会团体（即社会组织）由两人以上群众所组成，它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而这三者的产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自然的，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村坊则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起来组成的初级形式，而城邦则由若干村坊组合而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和村坊虽是人们进行社会生活、追求善业的社团，但只有城邦才是使人进行快乐而光荣生活的最高社会共同体；前者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后者才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人的本性在于追求优良生活，而城邦的目的恰恰就在于保证人类的优良生活得以实现。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共同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只有到这时，人类的本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社会结构的组合、阶级的划分、人们在城邦中的责任和义务等，都遵循着自然发展的规律，顺应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城邦中，自然的和谐代替了城邦的划一，社会的宽松代替了等级的森严，个性的发展代替了自我的泯灭，政治的民主代替了治邦的独裁，整个城邦向着多元化、多方位、多层次发展，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
（二）私有制：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制思想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中的军人、官吏和祭司，他们分别掌握了国家的军事权、议事权和祭祀权，显然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在经济上，执掌这些权力的人们也应该是有财产的人们，所以又构成了城邦的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真正公民，他指出：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只有他们才具备公民的资格，而另外两阶级——农民和工匠只是为城邦经济服务的从属阶级。理想城邦显然不能以工匠和商贩为公民，也不能以忙于田畴的农民为公民，这两大阶级连公民权都没有，当然治理国家、统率军队以及祭祀的大权便与他们无缘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人类的各种美德，如果一切归公，人们也就无法表现这种美德了，所以，组成一个城邦的成员都必须是品类相异的人们，各以所能和所得，通功易事、互相补益，这才能使全邦的人过上较高级的生活。他的私有制构想认为，均产必然在财产所有权上产生重大纠纷，且不合人类天性，不能消除人类罪恶本性，不能确保社会安全。他向往的财产制度是公产与私有两方面的利益兼顾，这一制度的特点是财产“在某一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在实践上，亚里士多德主张把城邦划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公产，一部分为私产。这两部分又各划分为两部分：公产中以一份供应祭祀，另一份供应公共食堂所需；私产中以一份配置在边疆，一份在近郊，以使大家利害相同，满足平等与正义的要求。他相信，这样划清各人的所有和利益范围，人际间争吵、不安的根源就不存在了。亚里士多德为私有财产辩护之词相当精辟，认为财产私有可以产生无比的宽厚仁慈、广济博施、和衷共济的魔力，可是他却规定土地归属于公民（有产阶级），不让农民有其田亩，主张产权应该归于公民，在理想城邦中，土地应归属于执兵器以卫国境并参加政治的人们，这就排除了一般劳动者的私有制，充分而鲜明地暴露了亚里士多德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实质。
（三）强调法治：亚里士多德的法制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人类早期法律思想的最高代表。亚里士多德始终坚持法治而反对人治，揭示了人治的种种弊端，认为人治产生的贵族终身制或世袭制是引起争端的重要原因，人治往往受个人感情的支配，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只和理智的体现。他提出要保证政治稳定必须靠法治，对于比较和谐安全的政体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禁止一切违法行为，以免成为邦国的隐患；一切政体均应订立法制，使执政官属不得假借公职营取私利，这是为政的最重要的原则。他强调人人都不应避开法律而自行其是，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应侵犯法律。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要实行法治，就要有良好、健全的法制，而普遍的服从则是实施法治的关键。他认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惯须经长期的培养。同时，法律一经生效就要一以贯之，决不可轻易废除，“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法律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中，他主张实行奴隶主共和国，推崇法律的权威，实行民主和法治的统一，良好的法律既有权威而又不专断，意味着在社会各个机构和职能方面追求着灵活和多样，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在法治的前提下有权参政议政、当家做主，使政治倾向于多元化，使人们的个性自由得到充分表现。他提倡自由民内部的自由与平等，认为自由不是放纵，因为法治与民主、自由是分不开的，在自由的同时要守法，自由不可超越法律的限度，如果人人都为所欲为必将造成城邦的混乱，结果对公民本身也不利。亚里士多德主张用法治精神来限制当时的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认为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通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当然，这里的公民并不包括地位低下的劳动阶级，他们无权参与治国。
（四）中产阶级执政：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为中产阶级执政的共和政体。他认为，要缓和贫富两极的对立，必须有一个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中产阶级。“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凡邦内中产者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组成的理想政体——共和政体，最能服从理性而不趋向极端，比寡头政体或平民政体等极端形式较为安定而持久，可以兼顾贫富两者的利益，兼顾自由、身份、财富和门第，又注意了多数人，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混合起来，取两者之所长，因而就成了由多数人掌权并能照顾全部利益的政体。中产阶级主政，是抗衡贫富两个阶级，保证政权不演变为民主制或僭主制的有力保证。通过主张这种政体来抑制最富有阶层，扶植最贫困阶层，扩大中小奴隶主阶级，缓和奴隶主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减少政争，增强社会安定，从而巩固整个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这是亚里士多德理想政体的要旨。
亚里士多德把优良政体和优良生活作为城邦政治的目的和人生的归宿。他说：“对个人和对集体而言，人生的终极目的都属相同，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他指出，划分政体存在有两个标准：一是城邦最高治权执行者实行统治的目的是否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利益；二是城邦治权的最高执行者人数的多少，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根据以上标准，亚里士多德把现存政体划分为六种，并指出了六种政体各自的特点：君主政体崇尚勋业，僭主政体崇尚私利，贵族政体崇尚才德，寡头政体崇尚财富，共和政体崇尚中庸，平民政体崇尚自由。这六种政体，唯有共和政体才是理想政体。
（五）重视美育：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也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他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其中理性灵魂主要表现在思维、理解、判断等方面。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把和谐教育的重点放在美育方面。他指出，美是一种善，只有既善的又愉悦的才是美。在他看来，美不是理念，美只存在于具体的美的事物中，所看见的美要取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同时，美同人和客观事物的感受有关。他强调美的适度，充分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了艺术实践，否定了柏拉图那种本体论性质的神秘主义美学。
音乐教育也受到亚里士多德的高度重视。他认为音乐不仅是进行美育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担负着智育、德育的职能，它适宜于各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学习，只有音乐教育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发展理智灵魂。这是对早期雅典教育实践中的和谐教育重点在体育的一种发展。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城邦充满危机的时代，他论述的这些民主政治思想，是为了给城邦政治制度寻找一条能够摆脱危机的道路，以挽救日渐衰落的城邦政治。尽管他的思想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并且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是政治学的开拓者，在他留给后人的思想巨着中，仍然蕴含着许多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哲理，他仍然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建设“预留”了许多建设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