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家乡的忠烈子弹兵，是指曾国藩作有《湘乡昭忠祠记》。湘乡昭忠祠，咸丰八年（1858）由曾国藩奏准捐建于湘乡县城，以祀“阵亡将领、弁勇”，“褒励忠节”。而曾国藩写这篇祠记的时候，已是同治八年（1869）了。其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五载，捻军也已被镇压下去，所谓“海内初安”，曾国藩正在直隶总督任上，他的权势地位已经过了峰巅之期，身体也老病益侵。这年秋风萧瑟的时节，他在保定直隶总督衙门里，用了好几天的功夫，为落成已有十载的湘乡昭忠祠补写这篇追述性文字，抒发内心的不尽感慨。其开篇便如此推本溯源：
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武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
接着追述湘军的战斗历程，列举到诸多典型人物，而后慨言：
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肉，或苦战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迟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宵哭，可谓极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岂皆迫于生事，逐风尘而不返与？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太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
的确，到曾国藩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距他初创湘军已十六七个年头，此间湘系人物崛起成为当时清朝最强的地方实力派，形成了所谓湘人“文武错落半天下”的局面。而这派势力起家的资本，就是湘军的“征伐之功”。就拿湘乡来说，“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委实是“近古未尝有”的事情。至于付出的代价，那种悲壮和惨烈，曾国藩在这篇文字中描绘得可谓淋漓尽致。邑中风气之所以能够如此，曾国藩认定是一批先驱人物以“忠诚”精神倡导的结果，他觉得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所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嘛！
曾国藩在这篇文字中所列举到的诸多“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人物，几乎都是湘军的重要将领，像罗泽南、刘腾鸿、李续宾等人，都是所谓“忠烈”的典型。
罗泽南作为湘军的元老层将领，是在咸丰六年（1856）间攻夺重被太平军占据的湖北省城武昌的战事中受伤死去的。他亲临战场，身受重伤不能站起，便坐在地上坚持指挥，最后撤回大营，伤势更加恶化。临终前，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来看望他，拉着他的手痛惜地直落泪，罗泽南则说：“危急时站得定，方算有用之学。死何足惜，事未了耳。”
刘腾鸿于咸丰七年（1857）间死于攻打江西瑞州的战场上。当时，他率数百名湘军与上万名太平军对战，几次中炮受伤，最后被炮子洞穿肋间仆倒在地，弟弟刘腾鹤把他扶起来，他向士卒们大声呼喊：“攻不下城来，不要为我收尸！”部下被感动得纷纷落泪，发愤作战，最后攻下城池开门迎入刘腾鸿的尸体治丧。两年后刘腾鹤也战死沙场。
至于李续宾在三河之役中的情况，上已述及。而他也是兄弟俩一道从军。哥哥战死之后，弟弟李续宜接统其军，继续在战场拼搏，不久即有封疆之任命。
这等人物在湘乡一邑之中即层出不穷，从湖南全省来看更是不胜枚举。要知道，他们大多是士子出身，本来是俯仰子曰诗云的文弱书生，而竟能奇迹般地领兵打仗，投笔即可从戎。不，应该说“带笔从戎”。士人出身的湘军将领们，不是讲究“下马论道，上马杀贼”吗？
说到这里，不妨体味一下上引罗泽南临死前对胡林翼说过的“危急时站得定，方算有用之学”那句话。把应对战局的态度与为学之道联系起来，恐怕只有一个士人出身的将领才能这样自然地流诸口中。
就是这个罗泽南，自幼家贫力学，虽说科举之路并不顺畅，屡应乡试不中，但他对程朱理学的研讨颇有心得，还撰有一些著述，并且学以致用，恪守和极力宣扬纲常名教。在多年的教书生涯中，培养出一批忠心卫道的士子，他们当中许多人同他一样成为湘军将领，像刘腾鸿、李续宾兄弟就是。
据说，李续宾年少时膂力过人，开始并不怎么喜欢读书，罗泽南很欣赏他的“孝友”懿行，便将李氏兄弟一并收为弟子，不但免费教读，还出资供李氏兄弟养亲。李氏兄弟非常感动，发愤读书修道。
还有那个与罗泽南同作为湘军元老层将领的王錱，也是罗泽南的弟子。虽说在湘军编练的过程中他与曾国藩发生矛盾，所部独成一支，不隶曾国藩麾下，但毕竟亦属湘军。王錱于咸丰七年（1857）因积劳成疾病殁军中。后来由刘松山、刘锦棠叔侄俩先后统带的“老湘营”，前身即王錱所部。
就连由湘军将领擢为封疆大吏的蒋益澧、杨昌濬，也是罗泽南的学生。
如果说，罗泽南以乡间一个教书先生培养出一批有卫道之志的士子并躬身带动他们从戎，在本邑起了不小的倡导作用，那么，不论是身份、地位和实际影响都不是罗泽南所能望其项背的曾国藩，在这方面倡导能及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自然也是罗泽南所无法相比的，是由曾国藩提炼铸就一种“湘军精神”。这，在湘军建旗东征伊始发布的名曰《讨粤匪檄》的文告当中，就有着典型体现。
此檄中宣明其军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讨伐“粤匪”的目的，“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从捍卫大清王朝方面标的，而且还从甚至主要是从维护孔孟纲常名教方面立意：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这当然可以视为曾国藩为最广泛地动员“读书识字者”起而卫道，投身与“粤匪”拼争的一种宣传策略，但同时也是对以“士人”为将帅主体的湘军之精神特色的郑重昭示，是所谓“以忠诚为天下倡”的宣言书！不但曾国藩自己要做这种倡导者，他的兄弟，他的家庭也要同尽这种倡导之责。
从曾国藩的这一“记”一“檄”之间，不是可以读出这方面的蕴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