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正月，曾国藩在建昌营中，奉谕旨通筹全局。此时，湘勇统领张运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的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讲这就更呆板了。他提出了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他十分熟悉古代军事家虚实多变的用兵策略，平时筹划战争也十分重视以实击虚，虚实结合这一重要作战原则。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鼎盛时期也不过30万人，就此曾国藩提出以实击虚，虚实多变，在太平军空处、虚处着力。如果没有这一正确的战略战术，湘军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关于灵活用兵的这一至理名言，向来为兵家所称道。在战争中，要能够战胜敌人，关键在于“避实而击虚”。用兵打仗不能按部就班，循规蹈距，而应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示行而止，避开敌人强有力处而攻击敌方薄弱环节，要善于运用多变的战术，调动敌人，分散敌人，牵制敌人，迷惑敌人，从而集中兵力“避实而击虚”，夺取战争的胜利。避实击虚，其要害就是能营造于己有利的形势，使敌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形同虚设，使我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虚实两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存。《投笔肤谈·兵机第八》上讲“故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虚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虚实之机，变生于敌，渊薮之妙，鬼神莫知，然后能狃敌而成功。”强调运用虚实的关键，在于根据敌情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有把握了虚实之变才能有效地麻痹敌人，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只有识虚实之势，才能无往而不利；通虚实之变，才能无往而不胜。只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使敌人探破你的真实情况而你又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调动敌人，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战国的孙膑与庞涓，同习兵法，后来各为其主领兵打仗，孙膑计高一筹，斗智不斗力，深知庞涓骄傲，就投其所好，隐强示弱，减灶败敌。同是这种计策，东汉武都太守虞诩将其反用，增灶示强，使敌人起畏怕之心，不敢轻易追击，而虞诩率军趁机脱敌。因此，自己的真实力量，有时要向对手全部展示，有时又要巧妙地掩藏起来，是展示还是掩藏，展示什么，掩藏什么，需要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把科学的军事辩证法，用极为通俗易懂的文字，高度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简明扼要的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使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商场如战场，在商场中，也应虚实相生，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在正确估计自己的同时，还要知彼，要了解对手的虚实，做到心中有数，而且不能让对手知悉你，学会制造假象，让假象表现在外，对方误以为这是你的真实面孔，让竞争对手把握不住你的实力，从而无法与你做实力对抗。在经济活动中，也要避实击虚。竞争对手之间不管是技术水平、产品质量还是经济实力，都有高低强弱之分。实力弱的企业，如果硬碰硬地去面对市场，跟实力雄厚的企业竞争，很可能要败阵破产。因此也需要避实击虚，舍难择易。在企业经营中，要了解市场的缝隙和边缘，分析产品的品种、档次、价格和销势，探索未来技术和工艺发展的趋势，乘市场之虚而进。
古代“灵活用兵、虚实多变”这一战略，在当今的经济大潮中，更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合理利用自己的实力，学会制造假象又不被对方所窥破，以虚求实。同样，把自己的实力掩饰起来，虚实示弱，迷惑对方，懈怠对手注意力，使其掉以轻心，从而使自己永远处于主动，立于必胜之地。办实事、避实祸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他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再加上他常自以为是，一切只凭自己的想法去做，根本不知道迁就别人，也使得别人很难与之合作。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后来，骆秉章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有大的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章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所以，他感慨“办事不灵”。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赋予他的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