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信奉“多做少说”的箴规，当上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后，向朝廷奏报比以前更少了，因此同治六年（1867）正月，接到以同治帝名义发下的上谕，责备曾国藩等人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奏章报告非常稀少，几乎一个月才一次。
我以很小的年龄登基即位，荷蒙东西两宫皇太后孜孜不倦地治理天下，拔举贤才，任用贤能，夜以继日，操心劳累，每天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划军机大事。每当这些大臣们将奏章呈报上来后，我都详细审阅。对于他们那些计谋，都深深地进行嘉状勉励，言听计从。心中认为这些大臣们都是胜算老谋，对于大局方针一定早就布置周详。只是太平军的气焰一天天地高炽，但是这些大臣们的奏章却寥寥无几，因此对于南方的大局我一直耿耿于怀，深深忧念。现在，曾国荃招募义勇是否已经回到军营？李鸿章是否已经带兵到达镇江？鲍超进攻宁国是否能够得手？多隆阿等人的部队是否分别攻取庐州和寿州？杨载福什么时候可以销假返回军营，与彭玉麟一起率兵东下？兵贵神速，东南地区的老百姓，非常紧急地等待着我们去救援，战争情势变幻无常，一切事宜都应该赶紧办理。这一切究竟是怎样把握全局，统筹安排，权衡轻重缓急，都应该随时随地飞马驰报，使我放心，免我悬望。
对此，曾国藩自有理由，他上疏说：
我跪着拜读之后，心中确实深深地感到忧愁恐惧，谕旨垂询的各项事务，臣已于正月初十日，正月二十二日两次奏报，已经将这些事的梗概情况说清楚了。只是圣主对于臣下信任专一，两宫皇太后希望天下平安，心情急切，可是我们做臣子的却奏章寥寥无几，几乎是一个月才呈上一个奏章，这种疏忽迟缓的罪名又怎么能够推辞呢？我自从参与军事，几年以来，向朝廷呈上的奏章非常少。之所以这样谦谦自守，也是有原因的：
一是不轻易地将谣传之言上奏朝廷。例如最近贾臻上奏朝廷说已经收复庐州，袁甲三奏报说已经收复巢州，都是把探子的无稽之谈作为向朝廷报告的真凭实据的例子。还有，有时太平军的踪迹尚未接近，我军之中便相互震惊，动辄以发现和接近十万、二十万太平军的消息向朝廷上奏，这更是足以惑乱军心而使大的决策失误。我从不凭借探子的报告就向朝廷上奏，是因为我不愿意用谣传之词而淆乱朝廷的视听。
二是不将尚未确定的事情轻易向朝廷上奏。一般说来，凡属大股强悍的太平军到来，在开始的时候常常是形势万分危急的，如果能够坚守支持一段时间，后来就会渐渐地趋于安稳。例如去年黄文金向内地进扼，攻陷七县，我军坚持了三个月，我仅仅综合成四个奏章向朝廷汇报。去年冬天徽州被围，苦战九次，坚守了将近一个月，可是我仅仅向朝廷上奏了两次。我不愿意用尚未确定的事实，以增加朝廷的忧虑。
三是不将尚属计划中的设想轻易上奏朝廷。战争情况瞬息万变，是胜利还是失败，很难通过计划进行预测，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大营多次上奏朝廷说金陵指日可克，咸丰十年夏天，又多次上奏朝廷说嘉兴指日可克，可是事后都不能实践诺言。我当初督帅江南江北的时候，曾上奏朝廷说，由宁国进兵，可以到达江苏境内，但后来宁国失守，至今我不能履行诺言，我一直深深地以此为耻辱。至于最近内臣上奏朝廷而又承蒙圣恩抄录以后传达到我这里的那些奏章中，有的说援助浙江的军队可以从嘉兴直捣苏州；有的说扬州的军队，可以从常熟进攻苏州，都是没有考虑到兵源和粮饷都很穷乏的情况，而拟出的万万不可以成功的计策。我不愿意把预计中的设想上奏朝廷，不仅仅是顾虑到徒放大言难以兑现，也是担心忧乱朝廷正常的规划部署。由于这三个原因，我每次都必存谨慎严肃的想法，不料却反而得到了迟延的罪名。在此以前文宗皇帝统御天下，对于封疆将帅各分其责，使之各任其职，我尚且能够以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跟随在诸位将帅后面，遵循着我这种愚陋笨拙的规则。现在正是圣上刚刚登基之时，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臣蒙受到非同寻常的恩遇，所倚侍寄托的责任越来越重，圣上对我的延访也越来越经常。现在接到圣上谆谆告诫的谕旨，我自然应当改变以前的作法，今后随时将奏章飞驰入告朝廷，从此以后决定每隔十日便向朝廷呈上一个奏章，如果有紧急情况就加班具奏。
可见，当时曾国藩主张的不必事事、时时向朝廷汇报，少上空言，多做实事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尤其是军事行动时，瞬息万变，早晨报告的事情晚上可能发生了变化。至于因为朝廷对他的倚重而改变做法，打算以后多上奏章也是不无道理的。
清廷收到曾国藩的奏章后，认为所言在理，不仅免去了责备之词，而且还令曾国藩按照自己的想法奏报，不必拘泥十日一奏的设想，一切要从效率出发。曾国藩有了“圣旨”，自然做起事来心中就更有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