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只是觉得大学学报广告便宜，不妨花点钱做一个广告试试看的人事经理没想到，因为这个广告，人才招聘会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应聘者纷至沓来，现场人满为患，公司领导十分满意。东京大学学报广告的功效也通过“口口相传”迅速地在各个公司的人事部门中传播开来。从开始江副浩正他们主动收集在校园内张贴的招聘会、就职说明会“小广告”，然后去找相关公司求他们购买版面做广告，到后来各个公司的人事部门主动联系东大学报，要求刊登广告。江副浩正在为学报赚取不菲收益的同时，他的月收入最高时也达到了20万日元。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日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参加工作一般起薪每月也就1万日元左右。
1960年3月，当东大正因为抗议《日美安保条约》而形势特别紧张的时候，“闷声发财”的江副浩正毕业并选择继续留在东京大学学报做兼职，靠着此前的名气，他一口气将日本比较有名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一桥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学报广告业务全都独家代理下来。根据合同约定，江副浩正拉来的广告收入，学报得60%，江副浩正得40%。
有了这些合同在手，1960年10月，江副浩正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广告代理公司，就叫“大学广告株式会社”。“大学广告株式会社”成立之初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和两位大学生兼职员工，办公地点设在一个大厦楼顶上的铁皮屋里，夏热冬冷、雨漏风吹，连电话也没有，出去联系业务留的都是大厦的公用电话。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江副浩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了起来。到了1961年，“大学广告株式会社”已“垄断”了北起北海道大学，南至鹿儿岛大学的40多家大学学报广告业务。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唯一的正式员工，江副浩正一年纯收入约100万日元，而他的大部分东大同学还是每天朝九晚十一，拿着14万日元左右的年薪。
也就在这一年，留学美国的东大学长芝佑顺给江副浩正寄来了一本题为“职业（career）”的小册子，小册子以肯尼迪总统给青年学生的赠言作为序言，继之以怎样撰写个人履历、面试技巧等内容，但其主体却是200个各种不同类型公司的招聘广告。仔细阅读完这本小册子后，江副浩正决心以此为蓝本，推出全日本第一本“全部是广告”却能卖钱的刊物《利库路特（英文招聘recruit的谐音）就职红宝书》。
这个想法看似简单，但实践操作中江副浩正却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日本人惯于保守思维。“全部是广告”的杂志从来没有听说过，能卖得出去吗？正是受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尽管《利库路特就职红宝书》第一期开出的广告版面价格非常便宜，对一些知名度高的企业甚至完全免费，但那些生怕“惹是生非、节外生枝”的人事部门经理们，多数依然表示“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婉拒了江副。江副浩正雄心壮志号称要拉上100家企业的计划流产了，最后仅40家企业看在过去经常合作的份上，勉强同意在这本杂志上投放招聘广告。
第二，全新的经营模式带来资金方面的困难。江副浩正以前是搞广告代理的，现在想自己印杂志。企业经营模式完全改变了，首先就表现在现金流上。广告代理是先收钱，再发广告，大学学报由于有大学作为后盾，纸厂、印刷厂方面也是先印再结账的。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现金流特别好，前期不需太多投入。自己印杂志则不然，为开拓市场，企业方面收费很低甚至“免费”，纸厂、印刷厂方面却要求江副浩正先付钱，否则不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为了把杂志办得好看，江副浩正还请了国内顶级的设计师龟仓熊策——此人也是后来1968年东京奥运会宣传画的设计者之一。总之，印杂志的前期投入比广告代理多多了。
处处需要用钱，江副浩正却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金，只能向银行贷款。由于无法提供担保，银行拒绝了这个“小微”企业的贷款申请。走投无路的江副只能反复恳求银行工作人员。最后银行职员为其执着所感动，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开绿灯，同意他以公司办公室的“租赁权”作为担保。这才使江副浩正获得了一笔宝贵的资金，第一期《利库路特就职红宝书》最终得以面世。不出意料，第一期杂志是赔钱的，但却在广告投放者和就业人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一方面，刊登了招聘广告的企业发现，效果非常好，前来应聘和面试的人多多了。另一方面，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年代，对于那些找工作的人来说，集中了大量招聘信息的《就职红宝书》既“便宜”又“便利”——一册在手后，就不用再买上一大堆报纸，一个一个地找符合自身条件的招聘广告了。“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指出，企业只有一个定义，这就是创造顾客。很显然，江副浩正通过创新，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市场，这个市场上有买家（购买杂志的人）有卖家（刊登广告的公司），他们都是江副浩正“创造”出来的“顾客”。
1962年，江副浩正毅然决定，全力以赴，推出第二期《利库路特就职红宝书》。多年以后，江副浩正在自传中这样解释：“只有充满不确定性的机会才是真正的机会，如果明确知道肯定是机会，那所有人都会出手，机会也就不成其为机会了吧”。果然，由于有了第一期杂志打下的良好口碑，公司的人事部门争着投放广告，再也不需要靠“免费”、打折优惠来招徕客户，因而广告收入就有了保证。另一方面，第一次合作时确立的良好信誉让纸厂和印刷厂同意以先印后结账的方式为江副浩正的公司提供产品服务。《利库路特就职红宝书》第二期的销售实现了400%的惊人增长，一举扭亏为盈。
由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江副浩正在市场上完全没有竞争对手。另外，江副浩正成功地利用《利库路特就职红宝书》具有的天然优势获得了下游经销商的全力支持——《就职红宝书》实际上是一本“招聘广告大全”，其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而不是卖书的收入，书店和超市等经销商进货时是免费的。这意味着，《就职红宝书》的标价虽然低，但100%会成为经销商的利润。书店和超市都把《利库路特就职红宝书》摆在最显眼的黄金位置。渠道的优势加上没有竞争者，利库路特的年营业额每年都成倍增长，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
尽管公司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为了使企业更富竞争力，江副浩正并不满足，他非常注意学习，积极借鉴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IBM创始人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 J。Watson）成为江副浩正管理方面“未承蒙面”的老师。按照从IBM身上获取的灵感，江副浩正规定，利库路特公司的理念和管理原则是：①为“消费者提供最好服务”是公司所有决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②尊重每一个员工；③决策过程要公开。
例如，按照尊重每一个员工的要求，江副浩正打破日本企业传统的年功序列制用人体制，公司任何层级、任何部门的员工都可以通过匿名邮件向最高管理层反映自己对公司业务的意见和建议（Speak Up Program）。
按照决策要公开的原则，江副浩正不但规定公司要开门议事（Open Door Policy），还大胆引进了“利润中心”企业模式，重组了整个公司的组织结构。此后，公司的产品不断多元化，逐渐形成了《就职红宝书》、《住宅红宝书》、《二手车红宝书》、《海外旅游红宝书》等以不同杂志为中心的多个小的“事业部”，负责不同杂志的员工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杂志越办越好，利库路特的开山之作《就职红宝书》也细分为面向男生和面向女生的两本专门杂志。服务更加细化，当然消费者也就更加满意，同时，由于不断开辟新的杂志，版面越来越多，利库路特公司的广告收入也成倍增长。
1963年的日本，社会上到处充满机会，谁能更好地适应形势变化，顺应市场的发展趋势，谁就能捕捉到商机，获得成功。江副浩正恰恰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人生理念转化为行动的具体指引，带领企业不断做大做强。1963年8月，随着企业经营重心的逐步转移，江副浩正将“大学广告株式会社”正式更名为“利库路特信息中心”。到利库路特丑闻震惊日本之前的1987年秋，“江副浩正”时代的利库路特集团达到其巅峰，拥有员工9500多名，年营业额3400亿日元。
1970年，江副浩正创立利库路特公司整整10个年头，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员工人数日益增多，租用的办公场所虽然不断扩大，但仍显得逼仄。此外，尽管利库路特经营状况不错，但是其所从事的“信息情报”产业并不为社会所了解，很多媒体都将其归入所谓的“隙间产业”。综合这些因素，江副浩正决心要盖一座利库路特自己的办公大楼，既解决企业办公场所问题，也借机把企业的品牌形象打出去。
1970年10月，经人推荐他看中了日本东京“西新桥”地区的一块地。据专业建筑公司估算，这块地的地价5亿日元，建设费用5亿日元，共需花费10亿日元。1969年利库路特的总销售额是10亿日元，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年结利润约2亿日元。由于利库路特连续多年保持了营业额和盈利年均50%的增长率，承担这笔费用风险不大，著名的三井财团旗下银行很快同意向利库路特公司提供贷款。有钱好办事，1972年8月，大楼就盖好了。令江副浩正吃惊的是，仅仅两年时间，西新桥这块地的地价竟然翻了两番，其土地溢价收入，比当时利库路特公司全体员工辛苦两年赚的还要多。
如此一对比，江副浩正的思想天平顿时失衡了。市场调研发现，当时房地产业方兴未艾，土地市场完全是卖方市场，只要拿到可以开发的土地，赚钱只是时间问题。本打算用来做公司总部的大楼最终被命名为“利库路特西新桥大厦”。江副又与同一家建筑专业公司合作，在新大阪、名古屋的黄金地段买了两块建设用地。此时的江副，头脑也还冷静，在新大阪、名古屋出手购买土地时，他没有买离地铁站最近的地块，而是选择购买那些虽然离地铁站稍远，但升值空间更大的地块。事实也证明江副浩正判断是正确的，新大阪的大楼盖成之日，其地价已然翻番，东京西新桥大厦的地价更为夸张，是买时的6倍。这一切都坚定了江副浩正进军房地产业的决心。
随着手头房产事业的不断扩张，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团队势在必行。1974年2月，打着“环境开发保护”的名义，江副浩正成立了后成为全日本焦点的“利库路特宇宙公司”。江副还决定，要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地区另起炉灶，修建一座更加气派的公司总部办公大厦。银座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当时的地价是1000万日元每坪，合300多万日元一平米（20多万元人民币，那可是20世纪70年代！），利库路特新办公楼的计划用地是458坪，这样算来，新办公大楼光地价开销就将达到100亿日元，整个新楼的建设费用则高达500亿日元。巨额开支并没有吓倒江副浩正，利库路特良好的现金流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就在江副将其主要精力转移到房地产领域的同时，由于前期打下的良好基础，利库路特公司在信息情报杂志出版销售方面依然一路凯歌。1974年其营业额竟然达到了103亿日元，是5年前的10倍；1978年利库路特的营业额则达到了193亿，向日本税务机关报税的收入达25亿日元。
在利库路特新办公大楼选址地块的附近，日本传媒大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日本广告业巨头电通公司的大楼一字排开。江副浩正决定，一定要以广告业“新王者”的形象，盖一栋比电通公司大楼更高、更现代的“利库路特大厦”，一举改变世人印象。1981年，利库路特大厦终于落成，此时的江副浩正，可谓是风光无限，在他的领导下，利库路特集团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了超乎想象的640亿日元。
1983年9月，利库路特公司买下了同处银座大街的日本轻金属公司本部大厦，震惊了全日本，引发媒体的强烈关注。日本轻金属公司成立于1939年，是日本二战后的代表性企业之一，这样一个老牌大公司被一个专注于“隙间产业”的新兴公司所取代，惯于保守的日本人能不吃惊吗？事实表明，原本不为人所瞩目的“隙间产业”由于其创新性，做好了一样可以打败传统的强势产业。不论是日本的江副浩正，还是几十年后中国的马云，创业他们初期所做的事情，都不是社会上普遍认为有前途、有前景的好职业，但最终都获得了成功。1987年，江副浩正在政府公布的高额纳税者名单中名列第29位，可见其经济实力上升之快、对社会贡献之大。任何社会，都应该给予这样敢想敢干的“创业者”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对失败者不要那么轻视，对成功者也无需仰视。只有建立这样一种平等、开放的社会文化，创新型企业才能更容易地成长、成功。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江副浩正开始逐步进入日本所谓的“主流社会”。1984年起，经东大校友牛尾治朗介绍，江副相继加入日本财界团体“经团联”、“经济同友会”、“日经联”，并分别担任干事、评议员和常任理事，其年纪之轻也打破了历史纪录，被称为冉冉升起的“新星”。通过这些平台，江副浩正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政界人物，包括中曾根康弘、安倍晋太郎、海部俊树、森喜朗等。靠着他们的帮助，江副浩正在中曾根政权后期开始涉足政界。1985年起他先后担任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委员、税制调查会特别委员、土地临时调查会参事、大学审议会委员等要职。江副浩正发现，与政界人物交往并给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好处还真不少。
例如，随着利库路特公司的摊子越铺越大，《利库路特就职红宝书》刊登的就业信息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问题，遭到一些读者投诉。为此，日本劳动省计划要加强对此类出版物的管理和整顿。江副浩正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对劳动省官员进行拉拢，并且收买议员，竭力阻止旨在严格规制有关就业情报刊物发行的《职业安定法》获得通过。在此期间，利库路特公司经常请时任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局长加藤孝及其下属主管课长鹿野茂吃饭、打高尔夫球、游泳。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1984年10月，日本劳动省宣布，放弃制定对职业介绍类杂志加强管理和规范的法规。与此同时，加藤孝代表劳动省出面协调日本国内几家规模较大的情报企业成立联合体，由利库路特公司牵头在东京设立了一个“雇佣情报中心”，利库路特的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了。
日本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也对利库路特公司“帮助”不小，早在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时，他就指点利库路特公司发行一本新的就职信息杂志——《专科学校信息大全》。按照他的建议，利库路特公司在高中生进行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免费把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等不同升学信息杂志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刚开始家长非常欢迎这样的贴心服务，《专科学校信息大全》销路不错，为利库路特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是，从1985年前后开始，由于江副浩正将精力逐步转向房地产业，其主业管理渐趋松懈，这本《专科学校信息大全》上的广告也出现了虚假广告、夸大宣传的问题。认真的家长开始表达不满，并向有关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但是，时任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的高石邦男不仅对这些投诉不闻不问，还在1985年9月帮助江副浩正获得了教育课程审议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等职位。这些身份对于他拓展与教育有关的信息广告业务，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看起来“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竞争优势让江副浩正逐渐相信，通过建立“政经人脉”，可以使利库路特更快地做大做强。他的管理理念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专心于做实业，而将重心转向房地产，努力营造“过硬”的政经界人脉。有资深员工就认为，早年创业期间的江副浩正是令人钦佩的A先生，而到了后来，却变成了让人觉得陌生的B先生。
对于加藤孝、高石邦男等人的“帮助”，利库路特公司自然“感恩不尽”。1986年9月底，利库路特以每股3000日元的低价向加藤出售了3000股未上市的“内部股”，加藤在股票上市第二天即行抛售，净赚690万日元。对于高石邦男，利库路特公司更是“知恩图报”，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聘请其为“培训讲师”，向他支付高额的讲课费，还于1986年借钱给他买下“利库路特宇宙公司”１万股内部股。当年11月中旬利库路特公司的股票涨到每股5000多日元时，高石抛售股票，狠赚了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