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捞了这么一大笔钱的右翼黑帮分子也不太好意思啥也不干——给年轻人洗脑并喊打喊杀本来就是他们最拿手的。1960年10月12日，17岁的大日本爱国党党员山口二矢在东京日比谷会堂当众刺杀了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血腥的镜头被电视摄像机抓拍下来。事后，人们在山口的学生装口袋中发现了这样一张纸条：“你，浅沼稻次郎，正在赤 化日本。我并不恨你本人，但是你身处社会党领导者的位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胡言乱语，并且你就是冲击国会事件的直接责任者，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要替天行道。”浅沼遇刺事件，对于描述战后日本极右翼势力成长黑社会化的轨迹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日本街头暴力团体，已经成为了右翼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就是血腥镇压一切反对自己的声音，包括当时如火如荼的左翼人民运动力量。唯一能让这帮家伙暂时“安静”的，就是武力更为强大的美国。否则，为什么屡屡发生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女性事件，却从没有听说哪个右翼青年冲进冲绳的美军基地去惹是生非的呢？此后，羽翼渐丰的儿玉开始不怎么买那些右翼老人的账，还高调退出全爱会，将那些比较年轻的日本右翼分子拉拢在自己身边成立了所谓的“爱国青年会议”，不久后改名为“青年思想研究会（下文称青思会）”。青思会中，包括高桥正义领导的“日之丸青年队”、筑紫次郎领导的“日本革新党”、西山幸辉领导的“昭和维新联盟”、福田进领导的“防共挺身队”、北上清五郎领导的“大日本生产党”等右翼组织。青思会也被称为“儿玉军团”，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比较年轻，敢打敢杀，实力较强。据说在洛克希德案发前，日本右翼分子不分年龄大小、资历深浅，都不敢在儿玉誉士夫面前说半个不字。
另外，儿玉还将国内“任侠系”黑社会组织以右翼政治团体的名义包装、统合起来。如前所述，由于“山口组”的反对，儿玉没有实现统一全日本“任侠系”黑社会组织的目的，只得退而求其次，于1963年将活跃在日本关东地区的黑社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所谓的“关东会”，其中包括松叶会、住吉会、国粹会、锦政会、东声会和北星会等。要说儿玉装模作样的毛病一到得意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那些老牌的右翼大佬本来就已经对儿玉自立门户的做法非常不满了，他竟然还在关东会成立仪式上公开批评自民党派阀林立，并与一帮黑社会大哥联名写了一封题为“请即刻停止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斗争”的警告信，日本参众两院议员人手一份。也许，儿玉如此作为只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觉得关东会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右翼政治组织，而不是黑社会集团吧。但黑的就是黑的，再怎么装也欺骗不了世人，加上右翼老人、自民党高层都对儿玉罔顾自己感受的嚣张十分不满。因此日本政府以这封信为契机，于1964年1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黑社会暴力团体”专项行动。一时间，关于儿玉誉士夫极有可能被捕的传言四起，“儿玉军团”很是蛰伏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因此认识到，为黑社会团体披上“合法外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地下王国”的发展不能越过一定的限度，必须与掌权的右翼政治势力合作而不是挑战他们的权威，否则就可能引发众怒，遭遇灭顶之灾。
认清这一道理后，儿玉誉士夫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推动“儿玉军团”加快披上右翼政治团体的外衣。1967年（昭和42年），由儿玉誉士夫等黑社会大佬组成的“交风俱乐部”开设所谓的“日本青年讲座”，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右翼青年领袖”。教授的课程既有传统黑社会的必修课“武斗训练”，又适应新形势开设了如何运用媒体（包括如何撰写日本流行的周刊杂志文章）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他还推动自己下属的各个不同黑社会团体改变过去的敛财方式，不再直接依靠暴力敛财，而是以暴力为依托，积极地进入土木建设、“娱乐业”、房地产中介等产业。
另外，除了通过相对较为初级的“暴力团体公司化”方式来实现转型外，以儿玉誉士夫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还通过插手控制“总会屋”，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日本的经济领域，在财源上逐步摆脱了对右翼政治团体捐赠、施舍的依赖，具备了从公司企业身上聚敛搜刮财富的“造血”功能。
在儿玉打算插手“总会屋”之前，这一势力受控于一个叫久保佑三郎的人。据说他当时控制了近2000个日本公司的股东大会，只要获得他的支持，一般而言，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不会出任何状况。也是儿玉运气好，1968年（昭和43年），久保死了，“总会屋”势力陷入了内部分裂对立的“战国”状态。这就为儿玉誉士夫逐个击破，控制整个“总会屋”势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掌握黑社会组织，并获得右翼政治势力支持的儿玉面前，那些“总会屋”人物算是小流氓遇到了大黑帮，不到几个回合就缴械投降，成为“儿玉军团”的新走卒。连久保佑三郎的旧部也被儿玉誉士夫的心腹——昭和维新联盟的“西山幸辉”收编。
有人说，儿玉誉士夫青年时代靠“军界”关系混，中年时代靠“政界”关系混，晚年却混迹“财界”，真正的是日本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栖明星”。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行动派”右翼势力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二战后的合作、统合与斗争。也正因为儿玉所具有的影响力，洛克希德公司希望打开日本的民用航空市场时，才会找他做中间人。洛克希德案发后，儿玉誉士夫作为掌握核心情况的当事人，却一直称病卧床拒绝合作。1976年2月，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决定传讯儿玉，他称病在家卧床，不久后检方也是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前讯问的儿玉。日本舆论普遍对检方未对儿玉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表示不满。1976年3月，因为对儿玉“出卖国家利益”与“英美鬼畜”合作不满的前野光保企图利用放置了大量爆炸物的小型遥控飞机将在家“养病”的儿玉炸死。儿玉恰好没在自己的卧室休息而侥幸逃过一劫。一生提倡暴力的儿玉，这一次也尝到了暴力的苦头，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1976年3月，检方以涉嫌违反外汇法和所得税法对儿玉提起起诉，儿玉再次称病，原定于1977年6月进行的审判不得不延期。1980年，儿玉住院，1984年1月，时年72岁的儿玉因病去世，对他的司法追诉也因此中止。
但日本“行动派”右翼政治势力与“任侠系”黑社会团体的“合流”趋势并没有随着儿玉誉士夫的死去而有任何停滞。去过靖国神社的人会发现，每到所谓的“大祭”，就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靖国神社里面既有穿着体面的议员政客，又会有很多穿着日本军服甚至纳粹军服的人出没。这些人往往既不是所谓的战亡者家属，也不是一般的日本国民，而是带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右翼分子。2006年8月15日，小泉纯一郎不顾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对再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8月16日自民党原干事长加藤弘一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令人震惊的是，当天傍晚他位于山形县鹤田市的老家就被一个65岁的东京右翼组织成员放火烧毁，加藤弘一时年95岁的老母亲因正巧外出散步而免遭杀身之祸。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立马又拔刀杀人（1960年浅沼稻次郎被刺杀）又浇汽油烧房子的，除了黑社会，还有其他人能干得出来吗？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暴力行为在二战后的日本，依然时不时能够得到一些政经高层明目张胆的支持和鼓励。例如，1960年10月12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极端右翼分子当众用长刀刺死后，时任东芝公司社长、日本经团联会长的石坂泰三不但不感到震惊和反思，反而向媒体表示：“暴力行为虽然不好，但是没脑子（no intelligence）的右翼青年因为浅沼领导安保斗争等行为而感到苦恼，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位青年的心情”，言下之意，执掌日本经济界牛耳的石坂泰三，竟然和这位17岁的恐怖分子很有共鸣，是他的知音！说实话，作为一个学习过法律的人，笔者确实不主张激烈的反日行为，但对于石坂泰三这样的人领导的公司，但凡是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觉得危险、恐怖和反感呢？对于其生产的产品，用起来怎么会不感觉到双手沾血，内心别扭呢？这样的一个日本，一旦修改了战后的和平宪法，又怎么可能不让那些曾经被其侵略过的国家忧心忡忡呢？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二战前为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二战后为了对付进步群众运动，积极整合所谓的“任侠系”黑社会势力，这一不寻常的努力对日本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以“结社自由”的名义，明确公开承认暴力团的合法地位，甚至拒不承认山口组等暴力团是严格意义上的“黑社会”。山口组等暴力团也积极配合，不但自称是忠君爱国的“天皇子民”，还努力推进自身的社团化和合法化。据说，山口组位于神户市的总部外面挂了一个“社区友好宣言”称：不允许使用童工，不贩毒，也不乱扔烟头。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暴力团还会积极投身救灾活动，1995年的神户地震灾害和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中，山口组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进行救灾。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日本黑社会组织的欺骗性。但无论如何，其资金来源仍然离不开非法行当，即便真的从事合法的生意也离不开暴力的后盾和支持。以日本的“消费者金融”（无需担保的小额信贷业务）为例，其特点就是贷款方便，表面上看起来条件非常优惠，但实际却是利用日本法律规定的漏洞在从事准高利贷生意。2010年，日本TBS电视台还专门推出了一部描写相关题材的“深夜电视剧”《暗金丑岛君》。事实上，从事这一块生意的不少是有暴力团背景的“财务公司”。一般来说，敢借高利贷的日本人，不是穷疯了，就是混不吝，这样的人一旦借了钱，很可能是无法按时还钱的，然而，有暴力团背景的公司却不会担心这些，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方法”能够把这些钱给“榨”出来。
今后，将可能长期面对人口萎缩、经济不振、右翼思想重新抬头局面的日本还能牢牢地控制住这些黑社会力量吗？这支政治力量会不会成为东亚和平潜在的威胁？美国二战后在对日政策上重现实利益而轻对错正义，并没有真正清算极端民族主义的流毒，一旦其对日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会不会养虎为患？但愿，这些都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吧。
八、被判有罪、众叛亲离的田中依然高票当选国会议员
1983年10月，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1987年7月，他就洛克希德案一审判决提出的上诉被东京高等裁判所驳回。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田中角荣不服二审判决，当天就又提出上诉。1993年田中角荣在上诉期间病死，检察机关放弃了对他的司法追诉。但是，1995年（平成7年）2月，日本最高裁判所对榎本敏夫等人的上诉作出了三审终审判决，判决书中确认了田中角荣曾收受5亿日元贿赂的事实，等于变相宣判田中角荣有罪。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中，田中角荣耗尽了自己的体力、资源甚至是政治人脉，却没有能挽回局面，最终被判有罪。在他一审被判有罪后，田中派（又称星期四俱乐部）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一方面，为壮大支持自己的力量，田中角荣采取了扩大派阀的政策，不仅在选举中支持新议员，就连其他派的议员和无派议员也都笼络到自己身边，甚至“安排”他们担任政府中的要职。那些自认为是田中派嫡系的青年议员无形中感到受了冷落，对这样的局面极为不满；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实力逐步增长的竹下登威胁自己的地位，田中角荣重用二阶堂进、小泽辰男、后藤田正晴等心腹议员和江崎真澄、田村元、小坂德三郎等所谓外围议员来抗衡竹下登，时间一长，派内自然就形成了两大势力对抗的局面。1984年（昭和59年）9月10日，在神奈川县箱根王子饭店召开的派内议员研修会上，田中角荣再次否决了本派议员希望在一个多月后举行的总裁选举中推举候选人的建议。从洛克希德案审判和自身利益出发，他决定继续支持中曾根康弘。如此一来，已经75岁的二阶堂进倒无所谓，但田中派内野心勃勃的年轻议员和中坚力量再也无法忍受这样“为他派抬轿子”的局面。
竹下登在亲家、派内坚定的盟友金丸信的支持下开始密谋自立山头。1984年12月19日，金丸信出面组织同属田中派的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梶山静六和羽田孜在东京港区赤坂日商岩井大楼19层的一家高级法国餐馆秘密聚会，商定将成立以竹下登为核心的新的政治组织。六天后，六人小组再次召集中村喜四郎、田原隆等其他十名派内议员在一个叫“桂”的小酒馆秘密聚会，确定了每个人的具体分工。随后，按照竹下登、小渊惠三和梶山静六确定的所谓“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预备会员的名单，中村喜四郎等人逐一去找这些田中派议员签名，希望他们加入以竹下登为首的“学习会”。整整一个多月后的1985年1月26日，当竹下登等人已经开始发展那些他们认为把握稍微差一点儿、很可能向田中告密的“第三层”预备会员的时候，佐藤昭子才接到派内一个议员的“举报”电话。她立即将此事向田中角荣报告。原本对政界消息无所不知的田中角荣竟然连派内如此大的动静都没有及时发觉，不能不说是他控制力明显下降的标志。
与此相反，竹下登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既然田中角荣已经知道了，那就不如正面摊牌。1月27日晚上，他亲自来到东京目白台的田中家，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想成立“学习会”，并已发展了80多名成员的事，这个数字相当于田中角荣“星期四俱乐部”总人数（122人）的2/3，而且都是一些根正苗红的“田中派嫡系”。原打算在谈话中安抚竹下登的田中角荣再也无法保持平静，愤怒地教训竹下登说“（你要）再等十年”。当面没有直接反驳田中的竹下登一回到自己家，就对等在那里的学习会核心成员表示，“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是丢掉政治生命也要干到底”。
竹下登等人的“反叛”，对田中角荣的打击很大。特别是被自己当作儿子一样对待的小泽一郎也参与其中，更让田中角荣感受到了从政的“残酷”和人情的“冷暖”。田中角荣曾经十分赏识小泽一郎，不仅在政治上对他多方关照，在生活方面也不例外。小泽的妻子和子是日本著名建筑企业福田组的社长，在政商两界拥有不可小觑的人脉资源。小泽之所以能将这样一个妻子娶回家，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田中角荣的“大力撮合”。
小泽一郎1942年出生于岩水县水泽市的一个政治家庭，其父当过自民党议员，曾入阁担任建设、运输、邮政大臣。但在小泽26岁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失去父亲荫蔽的小泽登门拜访田中角荣，希望能在“继承”父亲地盘一事上得到他的支持。没想到因为与田中早夭的儿子长相极像，从此得到田中的全力“呵护”。“和子”的父亲当时是田中政治会援会的会长，田中不但将她介绍给小泽，还在两人的婚礼上以男方家长的身份出席。正是在田中的力挺下，1969年，27岁的小泽高票当选当年最年轻的议员。没有田中的支持，可能就没有这个日后叱咤日本政坛的“破坏者”小泽一郎了！连续遭受挫折的田中角荣已不再是那个挥斥方遒、无所不能的“幕后将军”，而变成了一个官司缠身、众叛亲离的“老人”。据女儿真纪子回忆，田中角荣一直很喜欢喝酒，但洛克希德案一审判决前的1983年10月3日，他因为高血压被救护车送进医院，主治医生警告他再喝酒会有生命危险，从那开始，田中角荣就戒了酒。可是，与竹下登正面交锋未果后，他又开始喝酒，而且一天一瓶，从傍晚开始喝，一直喝到晚上十来点钟，夜里两三点起来后又接着喝。不论谁劝他不要喝，他都会回答“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喝醉后的田中角荣经常大骂竹下登和金丸信，睡着后的田中还常常被噩梦惊醒，不光是竹下登等人，连那些他原本深信绝不会背叛自己的田中派议员也常出现在这些噩梦中，为此，他睡觉的时候必须戴上毛线手套，以防止他用手把自己的脸抓得血痕累累。高血压又酗酒，田中的身体很快垮下来，1985年2月27日，田中角荣因脑梗死住进东京递信医院东楼9层360号特别病房。政治家的健康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健康问题。田中“倒下”后，他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缩小，而竹下登的政治势力却大踏步扩张。1985年12月28日，中曾根康弘着手进行第二次内阁改造。让田中角荣没有想到的是，当年自己冒着得罪本派议员推选出来的这个政治“盟友”，却无视自己关于“不承认竹下登为田中派入阁候选人”的明确意见，作出了让竹下登担任大藏大臣的决定。1986年元旦，去给田中角荣拜年的客人共470人，仅为1985年元旦（742人）的一半。田中角荣去世当天，曾把“田中就像父亲一样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挂在嘴边的小泽一郎连葬礼也没有出席。
一代豪杰，如此晚景，不能不让笔者生出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是啊，不论田中是否在洛克希德案中收了钱，他大搞金权政治是不争的事实。始终忠于他的议员小泽辰男就坦言，每逢中秋节或新年田中总会给其他议员们送礼钱，不仅包括和自己同派阀的议员，还包括党内其他派阀的议员，估计有200人左右。1967年1月大选的时候，田中就曾让自己给爱知县的候选人中野四郎和岐阜县的另一名候选人各送了300万日元。虽然小泽又解释称，这些钱不是各企业“捐”给田中的政治资金，而是靠他自己买卖股票的收入。但是，十几年下来，如此大的开销，光靠正常的收入，可能负担得起吗？对田中角荣来说，迷信金钱的力量，固然有客观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但作为一个立志从政，希望能够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番事业的政治家，田中在对金钱和政治的关系认识上是存在偏差的。假如他谨慎一些，不把金钱政治搞得如此炉火纯青，可能问鼎首相会晚一些，可能派阀势力会小一些，甚至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首相，但那又如何呢？相比于最后的晚景凄凉，建筑在金钱基础上的辉煌、人脉和影响力，不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这一点也值得所有有志从政的人引以为戒。
当然，田中所面对的也不都是冷酷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对政治不那么关心，只想着田中曾经恩惠的百姓。就在竹下登、小泽一郎等人纷纷“背叛”田中角荣的时候，他老家的支持团体“越山会”却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一审田中被判决有罪虽然并不出乎意料，但在野党仍然以此为契机，拒绝审议中曾根康弘内阁向国会提出的议案，借此表明抵制腐败的自民党的态度，并要求田中角荣辞去众议员。为平息风波，中曾根不得不宣布解散国会，决定于12月18日举行大选。假如田中败选，那就意味着他在“国民审判”中再次被定罪，其政治生命必将结束。带着背水一战的心情，65岁的田中角荣参加了新潟县三区的选举。当时国内很多人对田中的选情都抱有怀疑，新潟县原副知事的儿子，曾荣获日本文学奖“直木奖”的天才作家、国会参议员野坂昭如宣布辞去国会参议员，回乡参选众议员以“结束田中的政治生命”。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些怀着“田中可能受了委屈”、“田中真不容易”想法的家乡人不但没有“怀疑”、“背叛”田中，反而空前自觉地投入到这场选战中来。不论是田中的政治后援组织越山会，专门面向青年人的乡土之会，还是由中年人组成的明日会，全都积极动员家人、朋友、校友等参与投票，支持田中角荣。结果，待罪上诉的田中不但没有输掉选举，反而得到了日本选举史上最高的22.0761万票，与田中竞争的其他8位候选人所得的选票加起来也才25万张左右，那位号称要终结田中型政治的野坂仅获2.8万多票。1986年，因脑梗死入院的田中角荣被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宣判有罪，但他依然连续第16次当选国会众议员。这种不问对错、主义，只管个人感情、利益关系的选举，事实上逐步成为了日本战后民主的常态，这不能不说对日本政治家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导向作用。说实话，写到这里的时候笔者也感到困惑，为保全政治生命背恩抛弃有罪的田中和重情重义继续拥戴有罪的田中，到底哪个更错，更不正常呢？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历史的新陈代谢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89年10月14日，因为身体原因实际已经无法从事政治活动的田中角荣委托女儿真纪子、女婿直纪在长冈市越后交通总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引退声明”，拥有33个支部、9.8万名会员的越山会也只得解散。
九、对洛克希德跨国行贿案的反思
不同的人会对洛克希德案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日本政治家可能看到的是“不能得罪美国”；日本法学家可能看到的是“司法机关在调查本案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日本老百姓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大贪官终于落马了”、“田中角荣被整了”……但在笔者看来，洛克希德案深刻地说明了日本整个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长期积累沉淀形成的日本式传统政治文化并没有随着二战战败、美国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革而消失，依然对所有参与其中的日本政治家的行为模式起着决定性的塑造作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曾经说过，日本的选举制度和公民自由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只有从“国情”和“传统”的角度才能理解日本的政治问题。确实，用现代政治准则去衡量难以理喻的安排在日本却是司空见惯的。例如，代议制中的代表成了议员个人和其家族的专利，可以世袭，而选区的选民对此却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民主原本要打破的就是身份色彩浓厚的封建依附关系，然而日本的战后“民主”制度却好像是一个“异数”，似乎反过来强化了这样一种依附关系。
1993年，田中真纪子宣布将在父亲原来的新潟三区出马参加竞选。整个选区当时只有5个议员名额，却有8个候选人，自民党自己推出的候选人就有樱井新、渡边秀央和村山达雄3人。并没有太多政坛经验的真纪子此时出马，背后依靠的还是父亲的支持。不但越山会解散后依然保留下来的“越山朋友会”积极地支持她，那些新潟县民一看到真纪子不论是声音还是说话时的举动都与田中角荣很像，立马为继承田中角荣血统的人出现而感到高兴，并为真纪子与父亲一样出色的口才所吸引。真纪子在开展竞选活动时也刻意突出这一点，她经常说类似“老爷爷，老妈妈们，角荣的女儿来向你们慰问了”、“这次，我作为角荣的女儿，代表多年受你们关照的父亲，准备出马”这样的话。别说，这一招儿还真有效果。7月9日，当真纪子在新潟县南沼郡大和町进行演说的时候，一位妇女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她真像田中先生，我一定要报恩”。结果，真纪子果然顺利当选，至于她的选举主张是什么，她有什么能力，当选后能做些什么，似乎倒没有人倾听和在乎了。
田中角荣因为洛克希德案倒下后，他的继任者不是不够聪明看不清楚问题在哪儿，而是游戏规则如此，谁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日本表面虽然已经具备了“现代”的政党体制和政治生活内容，但支撑整个体系运作的精神、文化土壤却仍然是传统日本社会留下来的，大量封建的残余仍然以习俗和潜规则等形式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所谓的派阀，其实就是日本传统封建藩主既联盟又割据的翻版。派阀背后是由个人的身份关系和其他初级组织网络（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等）形成的政治势力范围。从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到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无一例外地都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和后援组织，而这些地盘和后援组织又是建立在所谓的同乡、宗族、门生等关系基础上，附以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而形成的。日本的政治生活背后的公私不分现象与此密不可分。田中角荣能挥斥方遒日本政坛几十年的根本就在于他谙熟这样的一套政治运作规则。他了解日本的农民，理解他们的家族和乡亲观念，尊重他们希望获得实惠改善生活的想法，通过节假日送礼、有困难送钱、帮忙介绍工作等办法来巩固自己和选民的私人关系。日本很多老百姓对于政治是认人不认党，相当于一种保护人（封建时代日本的藩主）和受惠人（具有藩籍的武士或者农民）。这样一来，花钱和送钱成了日本政坛流行的通病，年轻的议员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可以找派阀领袖要钱，派阀领袖的地盘有多大取决于他聚拢政治资金的能力。如此政治土壤之中，想要长出一株清白的菊花，简直难如登天。
说起来，自民党自洛克希德案之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在反腐败方面做努力的。1974年12月，大力推动洛克希德案调查的三木武夫首相公布了自己的个人资产。后来的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和中曾根康弘也都公布了自己的个人资产。1984年，中曾根内阁还将公示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内阁成员，要求官员公开本人名下的财产范围是：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及其价值（按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对其财产和租借地上的建筑物也要作出说明；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存款要分别写明定期存款和邮政储蓄的合计额，有价证券也要分别写明国债、公司债、股票和其他证券的票面合计额，超过500万日元的股票还要写明股票的发行者、股份数等；借出和借入的款项及其数量；高尔夫球会员权、汽车、字画、古董等工艺品，等等。公开的方式各自选择，但事后都须将公开的内容通报给内阁官房长官。1992年，日本正式通过《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要求所有国会议员公开个人资产。
但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继中曾根之后上台的竹下登很快又卷入了另一桩震惊日本的大腐败案——利库路特案。中曾根本人其实也有受贿嫌疑，只是靠着脸皮厚死活不接受质询赖过了司法追诉。说到底，还是日本政治土壤没有变，财产公示并没有改变“政治家需要钱”这一事实。既然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改变，自民党内部的腐败难于根治也就不难理解了。
说起来有意思，自民党的对手民主党倒好像找到了一条治理“腐败”的“好”方法——直接找“富二代”、“富三代”当党首。鸠山由纪夫不用说了，外公是世界最大的轮胎及橡胶产品生产商普利司通公司创始人石桥正二郎。他母亲继承遗产，成了鸠山最大的政治资金提供者。民主党最先能够成气候，和鸠山提供的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个叫冈田克也的党首也不差钱，因为他们家是日本最大超市经营商永旺（AEON）集团的老板，永旺是一家在世界500强里面排133名（2011年）的大公司，中国老百姓相对熟悉一些的吉之岛（JUSCO）只是永旺集团下属的一个超市品牌。当然，民主党里面也有田中角荣那种类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并不特别富裕，但是吸金能力比较强，照样可以雄踞一方、呼风唤雨。
每次读到田中角荣的故事时，笔者总是忍不住会有扼腕叹息的感觉。田中角荣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但他出身农村，自学成才，能力出众，毕生勤奋，不论是从商还是从政，都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禀赋。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家，最后却因为受贿丑闻，落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虽然前文我也说了，这是日本大的政治环境使然，但个人毕竟还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自律之道在于防患未然，如果田中角荣心中能牢记这一点，坚守一个政治家基本的政治品格和从政道德的原则和底线，做到以贤为镜、以廉为先，不与贪做伴，不大搞金权政治，堂堂正正地为官做人，安安稳稳地成就事业，他的成就最终可能更大而不是相反。田中角荣在日本都已经是过去时了，但他的故事，对于中国那些依靠能力、勤奋和奋斗才终于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来说，依然有借鉴意义。只有政治上清醒、经济上清楚、生活上清白，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避免像田中角荣一样面临“青年奋斗，中年辉煌，晚年凄凉”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