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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被美国人打倒的传奇首相田中角荣——洛克希德公司跨国行贿案(2)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媒体。1974年10月9日,记者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刊发了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脉》的深度调查文章,揭露了田中所谓“利益交换型”政治本质就是“金权政治”这一事实,这是一篇非常严谨的深度调查文章。而同期刊登的另一篇文章《寂寞的越山会女王——另一种田中角荣论》则是一篇充满了猜测、假设和推断的花边新闻。该文称,田中角荣与女秘书佐藤昭子关系暧昧,后者不仅是田中角荣的情人,而且还是他的“小金库管家”。这“一正一邪”的两篇报道,最终成为田中角荣从云端坠落的导火索。

《文艺春秋》两篇倒田中的文章刚发表时,并没有马上引起舆论风暴。这是因为田中角荣一直对时政类记者非常友好,他不仅在自己家设置了专门房间供各媒体“跑口”跟首相新闻的记者休息,甚至为这些记者的司机也准备了休息室,并常备上等食品和饮料。每次外访回来,田中还会给那些熟悉的记者每人准备一份小礼物。所以这些记者以及他们身后的新闻机构对田中是比较客气的,很少刊载涉及田中的负面新闻。《文艺春秋》的这两篇报道刊发后,日本主要的报纸对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差不多两周后的10月22日,田中角荣作为贵宾被邀请到东京有乐町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作为一位口才出众的政治家,田中角荣非常善于和媒体打交道。此次记者招待会,也被他看做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例行事务。让田中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美国人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在等着他。

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招待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会对出席的贵宾做一个简短的介绍,通常都以这样的套话作为开头——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然而,10月22日向与会者介绍田中角荣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副会长贝拉·埃里亚斯却面带讽刺地笑着说:“我在这里没有必要重新介绍他的经历,对于首相的财产,最新一期的《文艺春秋》做了详细的介绍。首相的著作《日本列岛沉没》……对不起,是《日本列岛改造论》……”

听着同声传译的翻译,经常和媒体打交道的田中也不禁脸色大变,甚至捂住了自己的耳机,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为什么一向彬彬有礼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主持人会说出这样尖酸刻薄的话来,田中脸色越来越严肃,他已经预感到,今天的招待会将是一场“恶战”。

果然,贝拉·埃里亚斯的开场白结束后,虽然田中角荣马上做了一番日语发言,想尽量淡化前面这个颇有火药味的介绍的影响。但他的发言一结束,记者们所有的问题仍然都指向了田中角荣的政治资金和那个名叫佐藤昭子的女人。

田中角荣沉着脸简短地回答每一个记者的提问,由于他的回答暧昧不清,那些觉得没有得到圆满答案的记者锲而不舍地“追问”。最后田中角荣急了,说了一句“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讲,遗憾的是大家的话题总离不开杂志的文章”,便直接起身离场,出席外国记者俱乐部招待会的记者们顿时乱作一团。这一切,成为了次日日本各大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文艺春秋》那两篇报道也随之路人皆知,田中的政治声望被彻底摧毁,辞职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五、图谋东山再起,洛克希德案发

宣布辞任首相后,由于派阀势力仍在,田中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要知道,接替他上台的三木武夫虽然资历很深,又号称可以“寸铁杀人”,但毕竟只是自民党小派首领,之所以能担任首相,完全是因为机缘巧合——角荣辞职后,自民党内支持福田赳夫和大平正芳的两派政治力量互不相让形成僵局,为避免分裂,最后只好由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指定三木武夫为新任自民党总裁继任首相。副职可以指定正职,这也算是奇闻轶事了吧。在笔者看来,当时震惊日本朝野的“椎名裁定”恰恰是自民党内元老政治、派阀政治的集中体现。

三木上台后,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日本国际收支恶化而采取的措施收效甚微,因而首相当得很艰难。在此背景下,田中角荣加紧谋划东山再起。1976年1月7日,田中派举行新年庆祝会,自认为已经做好复出准备的田中角荣信心满满地公开抨击三木武夫政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多月后洛克希德案发,遭田中角荣“逼宫”的三木武夫反过来“狠整”他,这是后话。

1976年1月底2月初的一天,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的事务所突然收到了一个纸箱,收件人是上院专门委员会31岁的年轻议员,美国中央情报局职员。由于上面没有写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被工作人员认为是寄错的邮件,打开一看,里面竟是洛克希德公司的机密资料和政府文件及贿赂的收据等。本来,类似这种企业问题都应该由参议院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解决,可当时参议院跨国企业小委员会的委员长希望借此案帮助民主党在下次总统选举中获得优势,便不顾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长普洛克西玛亚的反对,坚持由本委员会调查相关案件,并非常积极地推动调查工作,洛克希德案发。

现在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专门的独立第三方审计制度对于洛克希德跨国商业贿赂案的发现和查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2年,阿瑟扬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威廉姆·芬德莱,在对洛克希德公司进行审计时,发现了一张奇怪的单据,这张单据上标有几个花生豆形的符号。芬德莱先生随后对此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发现这是洛克希德公司为谋取订单对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政治家的捐款的标记,一个花生豆就代表一定的金额。由于此事违反了美国的《反国外行贿法案》,因此阿瑟扬会计师事务所立即提请洛克希德公司董事会注意此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董事会未能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事态仍在扩大。至1975年,接受洛克希德公司“捐款”的国外政治家捐款的人数已超过100名,一直负责对该公司进行审计的芬德莱再次建议洛克希德公司就此事专门召开公司董事会。

然而,究竟是谁把这些公司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要害材料提供给了参议院?此事至今没有搞清楚。几十年后回头来看,不论洛克希德案真相究竟如何,向美国参议员提供相关案件线索的这个神秘举报人,确实不是一般人,向谁告、怎么告、什么时候告,应该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成为日本一些人至今怀疑美国某些政治势力蓄谋利用洛克希德案件打击田中角荣的根据之一。据说,连田中角荣本人也知道自己是被美国给恶整了。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洛克希德公司。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创建于1912年,是美国一家大型航空航天公司,1995年同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合并成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洛克希德公司被转让给著名企业家罗伯特·格罗斯和科特兰·格罗斯兄弟,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借助于世界大战的契机,洛克希德公司成为美国较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和军火供应商之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洛克希德公司共生产了19278架飞机,占二战期间美国飞机制造总量的6%。击落日本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的美军P—38闪电型战斗机就是洛克希德公司设计生产的。我国人民所熟知的陈纳德的飞虎队也曾经装备过这款飞机,二战后期,他们就是开着P—38在著名的“新竹空袭”中重创日军的。另外,为军事迷所熟知,美军现役配备较多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以及美军第4代重型隐形战斗机F22都是洛克希德公司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

虽然二战期间洛克希德公司的实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波音等公司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民用航空市场领域更是如此。二战结束后各国军事采购量大幅下降,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洛克希德采取了大搞所谓“重利推销”,甚至允许业务员拿出一架飞机总价的10%~20%作为公关“费用”以获取订单。

1976年2月4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跨国企业小委员会委员长在发言中披露,洛克希德公司涉嫌向日本右翼政客儿玉誉士夫支付了21亿日元,并向自己在日本的销售代理公司——丸红综合商社支付了6亿日元,用以公关,以“说服”全日空公司在扩充新型旅客飞机时采购本公司生产的“L—1011”型(又名Tri-Star)飞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科赫(Kochan)等高管随后被质询。在听证会上,科赫承认曾使用大量金钱收买日本、荷兰、意大利等国高官和企业要人以获取订单。其中,为获取日本全日空公司的订单,所送出去的“工作费”达30亿日元之巨,这一重大消息旋即在相关国家引发政治风暴。

在意大利,司法机关随后的调查表明,洛克希德公司为了推销C130运输机,曾向时任意大利总统乔瓦尼·利昂纳行贿。两次出任总理,一次当选总统的著名政治家利昂纳不得不于总统任期还剩半年之时黯然辞职。为了向荷兰空军兜售本公司生产的F104战斗机,洛克希德公司曾向女王朱莉安娜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输送”了大量现金。朱丽安娜女王在荷兰受到广泛的拥戴,她的生日也被定为荷兰的公共假日“女王日”。女王的丈夫曾经是荷兰军队总司令,卷入洛克希德贿赂案后,不得不主动放弃了所有的军衔和军职。然而,与日本相比,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都只是小风浪,谁也无法在当时预知,一场历时19年,牵动整个日本政经界神经的世纪大审判将由此拉开序幕。美国方面的听证会一结束,日本《朝日新闻》就于第一时间报道了美国参议院调查洛克希德公司涉嫌在日本进行跨国商业贿赂的情况。由于涉及当时日本国内赫赫有名的“国士”儿玉誉士夫和丸红综合商社,一下子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野的社会党公开要求自民党内阁辞职,并成立了以本党国会议员上田哲为委员长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专赴美国取证。在自民党内部,面临困境的三木武夫首相也支持彻查此案。1976年2月6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即使涉及日本的名誉,也要查明问题。如有触犯法律之处,必须严加处理。”

2月16日,正在进行例会的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偏离”事先安排的议题,开始“传唤”美国参议院在调查洛克希德案过程中曾提及的全日空总经理若狭得治、副总经理渡边尚次等人。面对预算委员会委员长荒船青十郎的提问,若狭得治等人都坚决否认。第二天,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又传询丸红公司董事长桧山广、总经理松尾泰一郎、专务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4人到国会,他们同样否认曾从洛克希德公司接收贿赂并转送他人。由于当时日本与美国并未签订任何刑事司法互助协议,日本方面一时难以获得美方所掌握的洛案相关证据材料。这一点对于案件的水落石出极其不利。关键人物儿玉誉士夫又卧病在床,无法接受相关讯问,案件调查有陷入“停滞”的危险。更关键的是,自民党内部各位与田中角荣过往甚密的实力派人物也不希望相关洛克希德案的风暴进一步扩大。据美国方面2008年8月解密的外交资料,1976年2月20日晚,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中曾根康弘曾通过美驻日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暗中了解”此案。

一直主张要建立“绿色清廉政治”的三木武夫此时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连续召开自民党要员和内阁成员会议,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并通过法务大臣稻叶修表态支持检察厅、警视厅和国税厅联手对案件进行调查。2月24日,三机关联合对丸红综合商社总部办公室、儿玉誉士夫家和丸红综合商社专务(董事)伊藤宏家等37处进行搜查。另外,三木武夫还根据国会要求,未经自民党党内其他大佬同意,就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要求美方公布洛克希德案的“全部有关资料。”在他的明确指令下,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对美开展“办案外交”。3月5日,三木武夫委任外交评论家平泽和重为特使秘密前往美国,游说美方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然而,美国方面刚开始似乎并不积极配合。

3月23日,日本国会又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参议院提供相关证据。为保护科赫等本国公民,美国方面随后引用本国宪法第5修正案中关于公民不得“自证其罪”、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的规定,要求日本对涉案的美国公民一律免除刑责。为了把此案继续办下去,日方同意对于洛克希德事件中变成“证人”的美国公民缓于起诉。美国又进一步要求日本政府出具保证书,使该缓起诉具有法律效力。无奈之下,日本方面只得照办,以符合美国提出的所谓“国际司法互助之惯例”。3月24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关于洛克希德案的《司法协助协定》,承诺将本着国际刑事司法互助之精神对日方的司法调查予以协助。

条约签署后,日方派出东京地检特搜部资料课课长田山太市郎及资深检察事务官水野光昭前往美国调阅相关证据资料。4月10日,二人带着相关证据材料返回日本。5月15日,日本特使斋藤正南访美并会见了基辛格,从而带动了外务省、法务省等机构纷纷派工作人员前往美国详细调查取证。5月24日,日本国会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开始追究之前曾在国会信誓旦旦表示从未从洛克希德公司接收和转送贿赂款的若狭得治等人构成“议院证言法违反罪”。洛克希德案出现重大转机。

最先“松口”的是在洛克希德案中起关键作用的执行公司前常务董事大久保利春,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其祖父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被警方逮捕后不久,大久保利春就交代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警方根据他的交代逮捕了丸红综合商社的社长桧山广和丸红公司原常务董事伊藤宏等人。这些人的证词引导检方逐渐将调查目标锁定为田中角荣。7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东京地方检察厅突出重拳,以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逮捕了田中角荣,并指控他涉嫌于1973年8月到1974年2月任日本首相期间,通过丸红公司的桧山广等中间人,四次接受洛克希德公司共5亿日元现金。田中角荣一生中第二次走进了拘留所。据说,进了拘留所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准备,田中只好申请特许,在规定时间(下午14时)之后才将自己的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送进来。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按照自民党党内惯例,如此大的动作,事先已经得到报告的三木武夫应该要和田中角荣“通气”,或者通过党内其他重要人物向田中角荣预先打招呼。然而,他却选择了沉默,是不是有成心要让田中角荣出丑的意思在其中呢?三木武夫对待洛克希德案的态度常常被一些日本学者批评有过度“积极”,甚至涉嫌越权。这是因为三木武夫将此案作为摆脱信任危机、延续自身政治生命的重大机遇,采取了很多异乎寻常的措施,明里暗里地要求检方朝着“逮捕”田中角荣的方向去努力。例如,他曾于1976年3月在首相官邸召见法务省刑事局局长安原美穂和参与洛克希德案调查的东京地检特搜部检事堀田力,详细了解案情进展,并直截了当地问“何事能够起诉(田中角荣)?“(日文原文:起訴はいつできる)。当时,日本检方尚未获得足够证据表明田中涉嫌受贿,身为首相的三木武夫越过法务大臣,直接暗示经办检察官要“起诉”田中角荣,这就涉嫌超越宪法规定的首相权限,直接干预个案调查了。更夸张的是,6月份当堀田力在美国开展调查工作期间,三木武夫还曾直接打了一个国际越洋电话给他,询问案件调查进度。1976年8月1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决定对田中角荣提出起诉。东京地检“一把手”检事长高濑礼二在自己的办公室与副检事长丰岛英次郎、特搜部长川岛兴一起向媒体公布了起诉田中角荣的理由和已经查明的主要事实。与逮捕理由相比,起诉时检方在轻罪“违反外汇法”之外又加上了一个重罪“受托受贿罪”:指控田中角荣在担任首相期间,收受洛克希德公司和丸红公司5亿日元贿赂,并利用职务之便,指示运输大臣具体“运作”,成功促全日空公司在扩大运力时购买了22架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L—1101”型Tri-Star民航飞机。由于二战后,日本还没有前首相因涉嫌受贿而被起诉的先例,田中角荣在被逮捕并接受第一次审讯后,就给时任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和支持自己的自民党政治团体“七日会”会长西村英一分别写了封简短的退党、退会申请报告,变成了一个失去了组织的“无所属议员”。从万人瞩目的首相、一言九鼎的执政党派阀领袖到阶下囚,田中角荣面临从人生的巅峰向谷底的转变。想必在拘留所狭窄囚室的21天时间里,田中角荣心中一定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吧。

六、历时良久、耗费巨资、跌宕起伏的漫长审判

检察机关在逮捕田中角荣的同时,也逮捕了他称病住院的秘书榎本敏夫,并带到东京地检特搜部开始突击询问。榎本敏夫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平民家庭,1961年成为田中角荣经营的日本电建公司的总务部长,1964年日本电建被出售给小佐野贤治后,榎本离开公司,变成了田中的贴身秘书,与控制田中政治后援团“越山会”的“女王”佐藤昭子一起帮田中角荣打理政治献金等见不得光的事务。

案发前,榎本本人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与佐藤昭子一起销毁了有关的财务记录、行车记录等,并远赴中国香港休假疗养。然而,缺乏“专业人士”指导的榎本在与检察官的较量中,还是很快败下阵来。据榎本本人事后在法庭上表示,负责此案的特搜部检察官为了让其形成田中角荣已经交代的错觉,故意在审讯时将一份印有大标题《田中自白》的报纸掠过他的面前,造成其心理防线崩溃,向检方交代了自己分四次接受丸红综合商社专务(董事)伊藤宏5亿日元的事实。但重压之下的榎本敏夫仍然坚守一条底线,拒绝承认这些钱与洛克希德公司的采购有关,只承认接受政治献金,没有松口承认是“收钱帮人办事”的贿金。这5亿日元运到田中角荣的官邸后,榎本按照田中的授意,向参选国会参议员的26名候选人每人派发2000万日元。这26人不仅包括田中派候选人,还有其他派阀和一些无派阀的候选人。榎本向这些人交付竞选资金的地点主要是田中的事务所——砂防会馆,也有一些是送上门去在议员会馆和候选人的个人事务所交给他们的。

根据榎本的供述,1976年7月31日、8月1日检方又两次传讯了田中角荣的司机笠原正则。作为一名司机,正则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其证言却可以佐证榎本关于在某时某地见过伊藤宏等人的供述。两人的供述基本吻合,就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完整证据链条。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大喜过望,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没有对关键性证人之一的笠原正则采取任何人身保护或者监控措施,传讯完之后就让他回家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笠原正则还以“一些细节仍需回家再仔细想想”将尚未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都带走了。8月2日,笠原正则被人发现死在汽车中。警方调查后认定,正当壮年的笠原正则(42岁)身上没有外伤,也没有药物反应,属于自杀。检方随即发表声明:此事对于案件侦查影响不大。不过事后证明,笠原之死成为整个洛克希德案至今仍然存在争论的关键转折点。

是啊,作为一个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首相宝座的政治家和自民党最大派阀的掌门人,田中角荣有那么容易服输吗?他的个人性格特点就是毅力惊人,百折不挠。面对收受洛克希德公司贿赂的指控和党内党外空前高涨的反对声音,田中角荣并没有放弃,而是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反击战”。这一战,就是十几年。当三木武夫等人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田中角荣还“奋斗”在一线,直到被义子小泽一郎和左膀右臂竹下登等人背叛,因脑梗阻而不得不退出政界为止。可以说,田中角荣剩下来的所有人生岁月都被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所占据,他此后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洗清嫌疑,东山再起”这一目标来开展。日本法院先后三次判决田中受贿,但田中本人至死没有承认(终审判决前田中已经去世),日本有人至今不服。无论洛克希德案真相如何,田中角荣身上的这样一份执着和顽强,是令人唏嘘的。

8月17日,田中角荣按照法律规定拿出2.3亿日元,将自己和秘书榎本敏夫都保释出来。虽然面对媒体田中一言不发,但他的“反击”却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

首先,田中角荣致力于从政治上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权力结构。离开看守所后,田中马上投身于推翻三木武夫政权的斗争。在他的运作下,曾指名三木武夫担任首相的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第一个跳出来指责“三木闹得太过分了”,“损害了日本的声誉”,要求他就洛案事件向国民道歉,不再越权直指过问指挥案件的调查,完全交由司法机关独立处理,立即整党并辞职。面对党内压力的三木武夫借助报纸专栏等工具,在舆论声援下进行反击。椎名被指有试图“掩盖洛克希德案件”之嫌,不得不退回幕后。但三木武夫这种将党内矛盾公开化的做法却得罪了几乎党内所有较大的派阀,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都先后加入反三木联盟,就连本来坚决反对田中角荣的福田赳夫也“冷眼旁观”,不愿与三木联手,实际采取了配合反三木联盟的立场。尽管党内反对声不绝于耳,三木武夫却拒绝辞职。为“绝地反击”,除继续在报纸专栏撰写文章号召建立“绿色干净的政治”,争取舆论支持外,8月24日 他联合党内6个小派阀的力量成立“举党体制确立协议会”,宣布将致力于打破党内派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9月,三木武夫对内阁进行改组,田中派仅一人入阁担任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科学技术厅长官,成为最大输家。1976年12月5日,由于任期届满,众议院迎来了一次议员改选,受洛克希德案影响的自民党失去了8个议席。希望能够与田中角荣“切割”的三木武夫的种种努力未获选民认可,内外交困的他只得宣布为选举失败负责,辞去首相职务。福田赳夫继任,成为自民党总裁、日本第67任首相。

三木武夫辞职后,田中面临的政治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如果说福田赳夫作为田中角荣的老对手与其多少还保持了一定“距离”,依然较为积极地推进洛克希德案的侦查和审判的话,此后的连续四任日本首相都因与田中派政治势力“联姻”而对洛克希德案态度“暧昧”:1976年大平正芳内阁被称为“大角联合政权”,1979年大平正芳第二次组阁被称为“田中角影内阁”,1980年铃木善幸内阁被称为“直角内阁”,1982年中曾根康弘第一次组阁被称为“田中曾根内阁”,这其中出现的“角”或“田”字,指的就是田中角荣。通过与其他势力不如本派的派阀联合,躲在幕后的田中角荣牢牢地掌控着连续几任内阁法务大臣的人选——他们不是公开认为田中角荣无罪,就是严厉指责控方关键证人的言论“有违人伦”,这些在后面具体描述控辩双方交锋时会谈及。

有学者认为,从大平正芳内阁开始,洛克希德案的审判是对田中有利时就开庭,不利时就不开庭,结果才搞得如此旷日持久。前面提到过的记者、评论家立花隆对此非常不满,“一个无党派议员,一个受贿案的被告人,竟然可以统领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执自民党之牛耳,决定自民党总裁人选,实在是常识无法接受的怪现象”。但田中的这一策略也存在严重的隐患。为维护自己派阀领袖的地位,也为了和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人做“交易”,一心想打赢官司,证明自己清白无罪,甚至还想东山再起出任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不允许本派其他政治家出马竞选首相。如此一来,只要洛克希德案不结束,田中派作为最高峰拥有118名参众两院议员的自民党第一大派,就永远是无法推选候选人竞选首相并执政的党内“在野派”。刚开始大家还不敢说什么,但时间一长,很多具有实力的年轻政治家逐渐对此产生不满,埋下了田中派大分裂的伏笔。

其次,田中不惜血本建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辩护团队。日本最高法院原法官草鹿浅之介、大阪高级法院原院长新关胜芳等司法界知名人士都被请来帮助拟定辩护策略。田中角荣本人也仔细回忆事件经过,与律师团商量研究问答口径。从事后庭审的过程来看,当时田中角荣和其律师团就确定了要逐字逐句,针对每一个事实与检方针锋相对开展辩驳的策略。应该说,采取这样一种正面对抗的策略,其所需花费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成本,是非常庞大的。而对在第一轮与检方交手中吃了大亏的榎本,田中也专门安排曾任职检察机关的律师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1977年1月27日,在检方逮捕田中角荣半年后,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洛克希德案。此时,三木武夫内阁已经于一个月前辞职,主政日本的是田中角荣的老对手福田赳夫。庭审上午10时开始,检方先是花了大约3个半小时宣读冗长的起诉书,随后,田中角荣本人在“被告人申诉”环节,不但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所有指控,还大打感情牌,一会儿慷慨陈词,一会儿哽咽落泪,整个法庭都被他感染了。在一个半小时的陈述中,田中表示,自己虽然清白,但却深感愧对家乡父老和日本国民。作为前总理大臣,被起诉本身就是最大的过错,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洗清罪名,挽回国家和党的荣誉,以此报答那些始终支持和信任自己的人。田中陈述结束后,检方又出示了200多件证人证言和其他证物。下午5时左右,万众瞩目的洛克希德案第一次公审就在这样一种各说各话的情况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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