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听话的不都是好宝宝
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中国人的听话与服从，是泛家族文化与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文化与教育和泛家族规则相适应并受后者的支配。在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服从，一旦从个人的品格成为习惯，并由习惯生成制度，将直接导致“现代崩溃”的发生。
中国人喜欢听话的宝宝，并不因为宝宝听话可以省很多的事，而是喜欢将来这个宝宝可以出人头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宝宝未来不论干什么，所碰到的领导，肯定都是喜欢下属绝对的服从。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在成人的眼里，要想成功，必须学会服从。
乖乖听话，岂止是对孩子的要求，中国的传统是所有处于相对弱势的人都只能乖乖听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孩子的这种要求才被社会认为是对孩子负责任的表现，是“为了你好”。
2000年4月6日，杨振宁博士在南京作演讲。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提问：“我想问：你小时候成绩怎样？你觉得淘气、好玩的孩子好不好？做个好孩子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杨振宁回答说：“这三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下面一一作答。（第一个问题他回答说开始不好，上到初二以后，就好了。）我今年已经77岁了，我不免要反省一下我的经历。我发现我在许多方面是很幸运的……从头到尾我一直向这个方向（指物理）走。有很多小孩非常聪明，我认识的一个小孩就是这样。他这也念的好，那也念的好，进了大学，先念数学，后来念音乐，再后来又念生物。这样的话就当然很吃亏。淘气好玩的孩子好不好？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觉得很好……我想一个家长有一个淘气好玩的孩子的话，是幸福而不是一个问题。做一个好孩子主要一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中国的传统是说乖乖听话。我在美国看到许多成功的人之后，认为乖乖听话不一定好。美国的社会传统与中国的社会传统不一样。美国没有一个孩子会问这位同学所提的问题。乖乖听话这个观念在美国社会里不认为是一个好的表现。由于这个缘故，于是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有好有坏。我认识许多非常成功的人，他们不是好孩子，他们的胆子比较大，他们念中学、大学，念了两年不念了。这在中国绝对是不能允许的。可是这些人在美国比较容忍，而这确实产生了一些非常成功的人，比如比尔·盖茨。”
有趣的是，大数学家陈省身自己回忆说：“我不是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念书的学生，分数好坏不太在乎，反正我的数学分数总是很好，其他功课平平常常，但总能及格，比及格还好些。花点劲儿也可以很好，但懒得费那个力气。空下来喜欢到图书馆看杂志，历史、文学、掌故，乱七八糟的书都看。我的习惯是自己动手去看书，不是老师指定要看什么参考书才去看。我当时对社会上的事不大关心，就知道读书。我念数学不觉得困难，感到特别容易。”
看来，杨振宁与陈省身都不是听话的好宝宝。
然而，现在需要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孩子，我们应该更关心真正陷入彷徨的家长，支持孩子吧，与自己所处的环境相抵触；不支持孩子吧，又明知道孩子是对的。
比家长的彷徨更严重的是企业管理者的困惑。作为领导，他希望实行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令行禁止；可利益所在，他又不希望自己的决策哪怕出现一点失误。于是，中国古典管理理论最精典的代表作就是一对矛盾：令行禁止与纳谏如流。让国外的管理专家们发晕：既然令行禁止了，那就不存在谏，更不要说还形成谏之流；反过来，既然涌谏如流，肯定不存在令行禁止。
越是不明白就越说明中国学问的高深，外国人更不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独断专行者也常常表现出虚怀若谷听取意见的样子，有些还设立了这样那样的制度。可实质上，那些制度都是形式，不过是领导者“虚怀若谷”虚象的放大，你若当真了，那就是你笨蛋。
中国人一直困惑于听话还是不听话，领导如此，被领导也是如此。
142.服从是培养的
人，尤其是中国人，当他仰望着别人的时候，淡化的可能是自尊；当他俯视着别人的时候，淡化的可能还是自尊。
中国人极少有平视别人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著名论断，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民心不可欺”等政治口号，中国也存在着像康熙这样“中夜有奏报，几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计”的有为之君，但作为社会管理制度，全部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精英治理而不是法律治理的基础之上。在精英治理格局下，制度运行状态的最高级就是淡化个人的作用，包括精英自己。
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像“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样的话后世是越来越少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更是成为受批判的匹夫行为。
中国经过了100多年的战争才最终建立以民众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共和制度，在别人的枪炮口下才不情愿地跨出历史性一步，留下的是一片片殷红的血迹。即使如此，时不时还有人回头张望，倒不是迷恋那赫赫威仪、一言九鼎的皇帝，而是迷恋那地动山摇的三呼九拜。因为在那三呼九拜中，人的个性统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等级和规矩。在等级与规矩面前人人平等。化为具体的社会管理中，人，就被淡化了，一段时间极淡极淡，一段时间又飘飘忽忽地显现出来。
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大家都头痛的是，在各个方面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存在着太多的不协调。不协调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立法，没有相应的立法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我们在不自觉中陷入了一个难堪的误区：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统一标准。可到了实际操作那里，统一标准就不见了，没有了，失踪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各级政府部门出现各自的利益，当各自利益与人民利益冲突时，牺牲的自然是后者。只有问题成了堆，影响到社会安定时，人民的利益才被引为尊重。
举例来说，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们的构想中，最需要做的是，把原来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做法改为由政府调控，由市场主体按市场规则进行竞争，以市场调节资源的配置。这种想法好不好呢？非常之好，但忽略了人。市场主体不是以人为核心，而是以管理人的各类组织为核心，一切的法则都是围绕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制定，一切规定都是适应于组织的活动和行为。2004年春节到来之际，全国各级政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农民工工资的行动，政府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非常之好！证明了我们的党和政府确实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2001年，安徽省省长在一次全省性会议上说：“目前政府职能转变已经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角色缺位、越位、错位、不到位的现象大量存在，必须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在这样的习惯里，中国人以善于服从而著称于世，就一点也不奇怪。鲁迅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在历史上只有两种地位，一种是做稳了奴隶，一种是连奴隶也做不稳。长期在这种地位上长成的是奴性。
143.第二十三条军规——可怕的禁令组合
令行禁止，是很多的管理者所追求的管理目标。
令行禁止是从军队的管理演化出来的管理术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论企业还是军队，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令行禁止并没有错，错在相当多的企业内，令行禁止不仅仅是一条纪律，而是各种禁令构成一种组合，形成了企业内部一种看不见的管理制度。就像美国的“第二十三条军规”，典籍上是查不到的，可它在军队中却实实在在地产生着作用。这种组合的全部目标就是培养员工服从的素质。在这里，令行禁止并不表现在执行纪律的严厉程度，而是员工必须服从。离开服从，泛家族规则也就不再发生作用。
像大多数家庭式企业，令行禁止与泛家族规则结合起来，必定导致个人的独断专行。维持个人的独断专行，造成员工对领导决策唯唯是听，再进一步就是噤若寒蝉。在噤若寒蝉的同时，自然是无人对任何事情负责。无人负责的局面起初是在个别的部门、个别的地区发生，但会迅速蔓延，造成大面积的溃烂。医治大面积的溃烂更需要强化令行禁止，结果在更大的范围造成无人负责，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
崩溃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个简单的标志是，如果高层干部在决策前与决策中都噤若寒蝉的话，就像安然公司、帕玛拉特公司在决定以现代技术来隐藏亏损时，并不是所有的高层干部都赞成，只是没人反对，等待企业的就是现代崩溃。如果是一个王朝，那么不论此前如何兴盛，骨子里已经开始走向衰败。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中国社会存在着什么超稳定结构，只不过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泛家族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规律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结论是，企业出现“现代崩溃”，并不是来自对手的激烈竞争，更多的是来自于企业内部，来自于员工队伍的素质，来自于团队的管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