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为探访翁同□故居及虞山别业，曾顺道参观常熟图书馆，因此得见此刊。回汉后，承蒙该馆赠复印本一套，得以保存至今。
此刊第一期刊行于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编辑兼发行为常昭教育会，发行所为海虞图书馆。潘任所撰序称：“夫常昭（指常熟、昭文两县――引者）地滨大江，波涛之声，兴于昼夜。里传文学，弦歌之声，不绝今古。人多俊秀，士知礼让，风气早开，甲于列郡。其故在闻声而先觉，亦因善以其声启人听也。会中固多聪明特识之士，会外亦多开通知变之才。斯报一行，则能以声鸣其学术、政治、法律诸思想者，不知凡几，其发达也，必矣！”庞树柏所撰绪言则对常昭革新进程有所概括：“于是创教育会以谋民智之沟通也，立地方自治会，以保比闾之治安也，设商会以斯贸易之振兴也。以外，蒙小学堂、戒烟局等，亦几林立境内。忽忽数载于兹，回首故乡虽屡呈变态，但细察其进步，不啻泛舟江河，风水俱逆，有寸进尺退之势，欲使一朝达于彼岸，戛戛乎其难之（也）。此实二三君子之责也，然使吾邑得渐革其敝俗，粗具今日之文明者，亦未始非二三君子之功也。或曰，吾邑之现状，自今以始，不可不有以记之。同人斯有月报之作，庶几其责有未尽也，本报可鼓吹之；其功有难泯也，本报可表扬之。以及四乡物产，一方掌故，皆可连类以书，亦他日民史之资料乎！”
《月报》分论说、记事、文牍、演稿、批评、文艺、专件、杂俎等栏，内容以学务、地方公益为主，带有教育会、自治会之公报性质。“以推广教育、改良社会为宗旨”，基调比较温和，虽然其成员以后有成为革命者。常熟图书馆共收藏四期，第四期刊行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不知是否就是最后一期。“文革”期间，书刊颇有损毁流失，现已无从查考。
第二期论说栏《论常昭米市堕落之原因》、书牍栏《某君报告南乡社会现状书》、记事栏《教育会开职员会》等文，对于了解清末县一级新政推行实况颇有裨益。《社会一班（斑）》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会新闻》，本期有《竹老爷敲竹杠》、《绅士作赌棍》、《家丁索诈》、《邑侯善政》、《盗贼横行》、《迷信毁家》、《劣董怪象》、《警察腐败》等，略似现今的“焦点访谈”，颇能突显舆论监督功能。
第三期书牍栏刊有《孙邑侯致商会邵总理书》，内称：“某某仁兄大人阁下：昨弟至自治公所，得见大函，知悉一切为难。唯查常昭自治公所，本由贵商会与教育会、劝学所、自治研究会四团体组织而成，为一大集合体。以经济论，贵会独宽裕于三团体，乃贵会尽弃义务，不肯分任，致阁下以空函搪塞。而穷如三团体者，昨日会中决议，竟能再设法筹备五百元，连前担借之五百元，已一千元矣。昔组织自治公所时，贵会不在三团体之后，今维持自治公所经济，首先退缩者，反在优于经济之贵会。据此评议，弟窃为贵会同仁不取也。意者贵会得勿误会，贵会之款，不可挪借与自治公所用也。弟敢进一解曰：挪商会之款，暂借自治会用，则不可；盖商会与自治会，各为一团体也。至挪商会之款，暂借自治公所用，先其所急，勉为公益，自无不可。盖自治公所，系以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为分体，以主体协助分体，必需之款，分所应为。今三团体既筹一千，贵会素裕经济，当如何慷慨挪借，仍请不必推委。阁下即受代去职，商会团体自在；旧令尹必告新令尹，愿执事先以弟今日之信，宣布贵会同仁，释其疑团。贵会选董之日，弟与（于）春初，当再与贵会同仁同研究此义也。临颍不胜盼祷之至。”县为国家政府基层单位，清末地方自治在县一级具体运作之研究还很不够。此函颇能反映当地官、绅、学、商在地方自治推行过程中的角色、作用与相互关系。函稿出于公文老手，情、理、法三者均能点明，而软中透硬，于谦恭中隐喻强势，此又不可不注意者。至于知县政绩究竟如何，则又另当别论。
第三期“演稿”栏刊有《钱南山君演说追悼沈北山太史原因》一文，内称：“讲到那北山太史，我们追悼他，必有一个道理的。有的说他是个翰林，我们拍他的马屁，所以追悼他的。殊弗得知北山穷无立锥，有什么能力去运动呢？就是运动，那今天赴会的来宾，挤得连坐地都没有，那绅商学界送的哀词挽章，挂得密密层层，连门上树上假山脚上，多挂得不留余地，还有许多不曾挂的，这也是可以运动的么？……我们追悼北山的宗旨，不是敬太史的胆气，是敬太史的识见。太史参劾的三凶，是弄坏我们江苏全省的元气，是弄坏我们中国全体的大局的。这三个人，一个是刚毅，清赋一役，弄得我们江苏省民穷财尽，叫苦连天。那赋税是国家正供，我们做百姓的，原来是应尽的义务，整顿漕弊原是不差的。但是他果真实心实力，涓滴归公，固然是应该的；无奈他狠心狠命，剥了一阵的地皮，多到了他腰包里去，岂不是我们江苏的元气，被他一个弄坏的吗？其余两个，一个是荣禄，列位晓得的，拳匪的祸殃，都是他怂恿了端王，勾通了宫禁，是弗是要想驱逐洋人，惹动了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弄得那天子蒙尘，六龙西驭。又是我们百姓该晦气，摊偿了无数的赔款，至今还未了结。那紧要的所在，险阻的地方，通通被他们占了去。我们中国的一只纸糊老虎，被洋人拆得穿里穿，看我们中国一个钱多不值，这不是荣禄惹下的祸殃吗？一个是李莲英，他不过是个太监，靠了些势力，作福作威。同俄国道胜银行的总办，鬼头鬼脑，结拜了兄弟……（以下显然把李鸿章的劣迹误扯到李莲英身上，故从略――引者）咳，我们今日处了这极危险的时局，想起根由细底，总是这三个人的罪魁祸首。当时他们的势焰熏天炙手，满朝的臣子都是像哑子一般，不敢开口。北山一个穷翰林，为什么倒要去蚂蚁撼石柱，不过料定他们几个人必定要坏事的，故所以拼了性命上这折子，要想救中国危险的日子罢了。”这篇演讲记录的最后结语是：“我们今天这个追悼会，并非是为沈太史一个人，是痛恨我们中国的前途，是痛我们中国的同胞，是恨我们中国的从前，是望我们中国的将来。”语极诚挚且富深情，颇能反映当时苏南地区知识界爱国心之日趋高昂。沈北山，苏州常熟人，初名棣，改为鹏，字北山，号诵棠。属“翁门弟子”之列，但翁同□谪居乡里，颇畏其狂直牵连，在其日记中颇多蓄意划清界限之语。北山于光绪己亥（1899）疏劾大学士荣禄、刚毅，太监李莲英，格于上官不得达，继奉严谴，革职监禁，经年出狱。宣统元年（1909）七月二十二日卒于寄庐，享年不过40，亦为清末翰林中之敢于直谏者。《翁同□日记》己亥十一月九日曾有记载：“沈鹏日前到山（指虞山别业――引者）投刺，闻往三峰；所欲递之折（指《告讦三凶疏》――引者）竟入《申报》，可怪可憎。”我不知道松禅老人这些话语是否发诸内心，但常熟各界人士并不认为沈鹏“可怪可憎”，反而在其身后举行盛大追悼，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第四期载《常昭城区调查户口数》：“正附户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四户，男女口十二万一千十八口，应得议员三十四人。”“批评”栏《茶肆与报纸》一文称：“茶肆以消磨岁月，报纸乃开通风气。东西各国，虽车夫仆隶无不阅报纸者。吾常昭则反是，城厢内外茶肆林立，茶客云聚。调查报纸之消（销）数不及五百份。夫数十万之人口，阅报者乃仅有此数，此亦社会之怪现象也。移茶资阅报纸，鄙人所馨香而祝之者。”又有《菜馆与书坊》一文，内称常昭菜馆规模大者有五六个，小者以百计，但贩卖新书之书坊只有海虞、孚记两家。菜馆每年营业额不下10万，书坊则不到1万。
第四期“杂俎”栏刊《戏代当道致〈民吁报〉主笔书》，略谓：“执事等惑于欧西之谬说，以为言论自由，设报即所以监督在上之行为，提倡在下之志气。不知欧西与我言语不通，风俗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施之于我国，冠履倒置矣。执事等又引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以为宗旨，此又误也。夫处士横议，衰世之风，辩言乱政，圣王必诛，亭林先生当季世，特一时愤激之词耳，而乃引为口实，侮先贤矣。……比因执事等伤及大日本帝国之名誉，责言朝下，贵馆夕封。某等愧未能防维于事前，致挑强国之怒，而又悯执事等之无知妄作，误用其忧国之忱也。故仅封禁传审，不及其他。何者，严大国之威，所以保平和而示宽大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执事等俟谳定释归之后，便宜闭门深思。关口夺气，凛金人缄口之戒；悟及慎言，师娄公唾面之风。养成盛德，毋再意态自雄，重蹈履尾之咎，则执事之福。抑亦某等所愿望焉。”语谑而虐，其讥刺政府、同情革命之寓意呼之欲出，正所谓反弹琵琶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