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问题现今才逐渐引起国内人们重视，而在海外此项活动则是进行已久，我也曾断断续续参与过若干工作。
1988年5月，应美国“20世纪中国史研究会”的邀请，前往纽约参加主题为“中国民主运动史”的该会年会。我提交的论文是《“排满”与民主运动》，并被安排作一次午餐演讲。就在这次会上，唐德刚、邵子平、吴天威等友人建议创立对日索赔会，以民间活动作为政府对日外交的后盾。他们热情邀请我也参与发起，台湾旅美女作家从□还开玩笑说：“你敢吗？”我也笑答：“死且不怕，有何不敢。”会后，他们果然在报纸上发起创立此会，据说大陆学者列名发起者有李侃和我。
1990年8月，我应邀赴美先后在普林斯顿、耶鲁大学等校进行较长时间的教学与研究。该会邵子平很快就与我建立联系，多次邀请出席该会的工作会议。对日索赔会没有任何一个专职人员，也没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都是自愿参加并且出钱出力，完全是一种自觉的奉献。会长由国内所非常熟悉的唐德刚担任，但实际会务运作主要靠秘书长邵子平，和他联络的一批热心人士。邵子平早年留学德国，专攻国际法，是联合国人事厅的资深职员。他本来可以一心一意在联合国机构中谋自身发展，生活也过得相当优裕，但却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决心与之斗争到底，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与利益。他对这个事业非常投入，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泡进去了。其他的骨干也大多是这样，例如南伊里诺大学的吴天威教授独自办一个抗日战争史刊物，自己编辑，自己发行，连经费都是自己筹措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年底在纽约远郊庄严寺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会中负责筹款的姜医生从远处赶来开车送我前往，冬季天黑得早，加以下了大雪，途中几次迷路。庄严寺在大山中，及至我们找到通往庄严寺的路牌，大雪已经封山，路滑且陡，车开不上去，只有停在路边。我们下车登山，四顾荒野，不知何往，只有冒雪跌跌爬爬往远远有模糊灯光处前进。幸好找到一座私人住宅，恰巧又是庄严寺最大施主沈老居士的家，他立即派人把我们送到庄严寺附设的招待所。子平夫妇带着孩子早已到达，连忙张罗我们吃晚饭。不久又有数人冒雪摸索前来，其中齐协生教授偕妻携子，整整开了10小时车才赶到这里，年逾古稀的杨觉勇教授也冒风雪独自驱车数小时。杨、齐与吴天威都是东北人，国仇家恨记忆特深，他们发誓决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且为维护历史的真实而不断奋斗。正是共同的理念与情感，把我们从四方八面汇聚到这风雪之夜的深山老林。当晚无论老少，一律睡在宽敞而寒冷的僧房地板上，每人一个睡袋聊御风寒，仅分男女两处卧室而已。但大家情绪很高，第二天上午热烈讨论明年举行纪念南京大屠杀大会问题，发言踊跃，颇多争论，但民主而又团结，一切以办成大事为依归。
这次会后，邵子平等多方面展开了工作。他们找到了当年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马吉拍摄的日军屠杀暴行影片，并且请电影导演剪辑制作成历史纪录片。他们与日本主持正义的友好人士加强了联络。NHK在黄金时间播放了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据说收看者达1000万人次以上，日本友人还许诺将组成300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大会。他们与南京史学界不断联系合作举办此次会议，并且迅速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当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经费募集最重要也最困难，但集腋成裘，乐捐者也大有人在。……一切似乎都在向前推进，然而由于意料不到的情况竟然垂成而败。已经正式同意举办此次会议的有关机构忽然取消了承诺，理由据说是“不便接待这么多与会代表”。索赔会的成员困惑而且愤然，作为协助策划与联络者之一，我也感到难以解释。
于是索赔会只有用其他方式作为补偿。1991年12月12日，我们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名义在纽约举行集会。会议邀请了原南京难民区主任费吴生（George Fitch）的女儿和女婿、马吉牧师的儿子等相关知情人士参加，并且放映了刚刚制作好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录片。唐德刚、熊？与我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许多热心人士从外地赶来参加集会，表现出以正义驱除邪恶的高昂热情。会后，耶鲁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梁侃又把这部纪录片借到该校放映，许多中国学者、学生冒着风雪严寒前来观看，并且听取我的演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中国年轻一代的极大义愤，他们在放映结束后进行热烈讨论，并请我作必要的解答，会场火一般的炽情驱散了北美冬夜的严寒。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保存大量有关中国基督教会的档案文献，其中包括过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捐献的私人收藏。1991年秋天，我在这数量多达1000余卷的“贝德士文献”中，复印了有关南京难民区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档案，还有贝德士及其他参与救济人员的私人信函，内容相当丰富。我把这消息告诉索赔会，热心会务而也是在联合国工作的吴章铨，立即开车赶来，粗看档案原件，并且复印一套带回纽约。贝德士是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所以这批宝贵文献保存在他家中，并于1950年带回美国。南京沦陷前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曾来采访，并于1938年出版《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最早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此书所引用的重要资料，即系贝德士等提供，不过当时为保护这些留在日军魔掌下继续从事难民救济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一律隐去其真实姓名。
对日索赔会的成员以美籍华人知识分子为骨干，散居美国各地，包括教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职员等等，大都受过良好教育。该会与中国、韩国、日本热心人士有密切合作关系，1991年5月我应邀到汉城大学访问，曾受索赔会委托，邀请相关韩国人士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大会，并且得到热烈的回应。但无可讳言，索赔会正如北美许多社会群众团体一样，是一个很松懈的组织，对成员没有多少约束力，全靠某种道德力驱使会员主动积极投入活动。正如当年贝德士在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我们或者与我们一道工作的人们才能做到如此。”“我不相信孱弱会有所改善我们在世界上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并且同样承担其后果。”
我于1994年回国以后，由于地域的阻隔，不再直接参与索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与该会某些成员（如吴天威）仍然保持联系与合作。香港索赔会会长吴溢兴与我亦曾多次接触，并且都曾参与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筹划。我尊敬这些只尽义务而不谋私利的普普通通中国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工作。这些工作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又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给以理解和必要支持。他们只是履行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很高兴看到现今对日索赔与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正在蓬勃发展，并在内心为这些主持正义的热心人士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