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玄宗末期爆发的“安史之乱”中，曾经发生过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那就是睢阳保卫战。
番将安禄山叛变初始，毫无准备的唐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唐玄宗被迫向西逃往蜀地。时任唐朝廷御史中丞的张巡受命在睢阳城坚守，以阻止安禄山叛军进一步南下。叛军来势凶猛，有不下十万之众，而睢阳城唐军只有区区几千人（而且还是身陷一座孤城），不过正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张巡以其非凡的勇毅和誓死的决心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的又一段神话，予以叛军重创。据佚名《有宋佳话》中收录张巡当时的一封上朝廷《谢金吾将军表》曰：“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以此可见战况之激烈、惨烈程度；而张巡进一步在其表中说道：“主辱臣死，乃臣致命之时；恶稔罪盈，是贼灭亡之日”，最终可谓大功已成的张巡果然在杀敌十数万而城破被俘后，以不屈的一死报效了自己的李唐朝廷。
这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支撑住张巡并使之创造出奇迹的信念应该就是他的一颗决死之心，而这种抱定必死的决心又应该源出于这样一种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主辱者臣死（作为主子的唐玄宗受辱逃窜西蜀，作为臣子的张巡就要为他死节，因为这就是他的责任）。这一方面是张巡自己交代的，另一方面为君王死节的传统早已经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它是极其蒂固根深的，当然它也更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史记·韩长孺列传》中说，韩长孺（韩安国）对自己为之效命的梁王道：“主辱者臣死。大王无良臣，故纷纷至此……请辞赐死”；南宋时期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其《指南录后续》中也说：“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馀僇”……
总之，“主辱则臣死”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一种历史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