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修史传统的国家，上自商周时代起就设有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史官，那时候名曰“作册”、“史”、“尹”等。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更是把修史视为国家头等大事，丝毫不敢怠慢，因此中华民族的史籍之完备乃让世界上其他民族望尘而莫及，为此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是历史哲学家）就曾经这样感叹道：“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连我们自己人梁启超先生也如是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历史之为用，也就是它的独特意义与作用，这几乎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中就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就这样总结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不过，历史是最讲求真实性的，假使一部历史根本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那么这样的历史也就失去了它自身存在的任何意义。也因此，这就要求史官们要首先具有那种去伪存真的史识和秉笔直书的史德，否则历史的真实就会被无情的时间所湮没。所幸的是，我们的史官们除了拥有出众的学识之外，也早已对于自己的职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独立自觉和敬业精神，虽然他们要时常经受来自社会环境及各种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可是他们之中的坚强甚至堪称伟大者还是不屈不挠地在“秉笔直书”，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而我们今天所要讲起的，就是这其中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历史公正的两个最使人感怀的事例。
